谨按“内省不疚，”即自反而缩，“夫何忧何惧，”即“虽千万人吾往矣。”直道而行，径情而致，贤者之素心，而大丈夫固当如是也。自与后人之高谈心性不同。不忧不惧与不喜不惧只换得一个字，而意义大差。忧与惧相邻而为一，喜与惧相反而为两端。否定其一犹恒言也；（如小孩子说，我不怕）并去其二，则成戏论，不这样，又不那样，到底怎末样？后之人疑之。况夫子之言固以答司马之问，非漫云尔也。果无忧也，君子奈何有终身之忧？果不惧也，何言临事而惧乎然则此言也，切中司马氏之疾，聊慰其平昔忧谗畏议之苦耳，非有深义可求，亦非了义所托，与形影神之综论人生者谗别，若相提并论则拟不于伦矣。故知泉明此语并不从经术中来，而西山真氏之言亦非无见，未可执一以概其余也。
倾西江水，不及干鳞，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吾生于无水之际为枯，鱼宜也，奈何于有水时复为偃鼠耶。量腹节所受，养生之要也。欲以齐夸父之海量，饮耗子于黄河，岂可得乎。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感也，以死之道欲其生，惑之惑者也。
“有酒学仙，无酒学佛。”学仙多忧，浇之以酒，学佛无忧，日食杞菊可也。然无所谓学，只是想到者回事耳。思其难，则戚戚然忧，思其易，释然喜矣。易者何；为吾辈下士说也。自然之死劳生息焉，而学仙者怃然，学佛者悯之，是岂人情耶，其另有一种人情耶？吾不得而知之矣。他生信有，小住为佳，若一暝不返，何必涅槃，则天下事之至易者莫学佛若也。彼痴慧之士，胸中有多少蜃气楼台，一经俗人喝破，自非乞援于杜康不可，此吕纯阳所以三醉岳阳楼也。
读书的意义
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不仅有关连，是一椿事情的两种看法而已。游历者，活动的书本。读书则曰卧游，山川如指掌，古今如对面，乃广义的游览。现在，因交通工具的方便，走几万里路不算什么，读万卷书的日见其少了。当有种种的原因，最浅显的看法，是读书的动机环境空气无不缺乏。
讲到读书的真意义，于扩充知识以外兼可涵咏性情，修持道德，原不仅为功名富贵做敲门砖。即为功名富贵，依目下的情形，似乎不必定要读书，更无须借光圣经贤传，甚至于愈读书会愈穷，这无怪喜欢读书，懂得怎样读的人一天一天的减少了。读书空气的稀薄，读书种子的稀少，互为因果循环。
现在有一些人，你对他说身心性命则以为迂阔，对他说因果报应则以为荒谬，对他说风花雪月则以为无聊。不错，是迂阔，荒谬，无聊。你试问他，不迂阔，不荒谬，不无聊的是啥？他会有种种漂亮的说法。但你不可过于信他，他只是要钱而已。文言谓之好利。有一个故事，不见得靠得住，只可以算笑话。乾隆帝下江南，在金山寺登高，望见江中大大小小多多少少的船，戏问随銮的纪晓岚，共有几只。这原是难题，拿来开顽笑的，若回答说不知道，那未免杀风景。纪回答得好，臣只见两条船，一条为名，一条为利。在那时，这故事讽刺世情已觉刻露，但现在看来，不免古色古香。意存忠厚，应该对答皇帝道，只有一条船。
好利之心压倒一切，非一朝一夕之故。古人说：“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以义为利是遥远的古话。退一步说，以名为利。然名利双收，话虽好听，利必不大。惟有不恤声名的干，以利为利，始专而且厚。道德名誉的观念本多半从书本中来，不恤声名与不好读书亦有相互的关连。
在这一味好利的空气中寻求读书乐，岂不难于上青天，除非我们把两者混合。假如我们能够立一种制度，使天下之俊秀求官位利禄之途必出于读书，近乎从前科举的办法，这或者还有人肯下十载寒窗的苦功。严格说来，这已失却读书的真意义，何况这制度的确立还遥遥无期。
现在有一种情形，这十年以来，说得远一点，二三十年以来都如此，就是国文程度显著的低落，别字广泛的流行着，在各级学校任教的，人人皆知，人人皱眉头痛，认为不大好办的事情。这严重的光景，不仅象征着读书阶级的崩溃，并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民族的前途，国家的生长。
文字教育好像不算得什么。文字原不过白纸上画黑道，一种形迹而已，但文化却寄托在这形迹上。我们常夸说神州立国几千年，华夏提封数万里，这种时空的超卓并不必由于天赋，实半出于人为，皆先民积久辛勤努力所致，我们应如何欢喜惭愧，却不可有恃无恐。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从时间说，我们读古书如《论孟》，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那不必提周秦两汉，就是唐宋，也就很遥远而隔膜，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再从空间说，北自满洲，南迄岭海，虽分南北中三部，细分还有更多的区域，然而中国始终只是一个，譬如说广东话与北京话完全两样。而纸上文字完全一致。我国屡经外夷侵略，或暂被征服，而于风雨飘摇中始终屹立不失者，上面已表过是先民血汗的成绩，而在民族的团结上，文字确也帮忙不少。历史事实具在，不容易否认的。
所以文字教育的失败，表面上看只是读书种子稀少，一般国文水准低落而已，骨子里已损害民族国家的前途，自非好作危言耸人听闻。废书不读可谓今日之流行病。用功的人难道没有？即有少数人的好学潜修也不足挽回这颓风。即以学校教育而论，听讲的时间每多于自修，而自修课业，有如太史公所谓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能有几人？我不敢轻量天下之士，武断地说或者不多罢。如何使人安心向学，对读书感到兴味，似是小事，却是牵连社会生计问题，譬如饿着肚子读书当然不成的，更有关于教育考试铨叙各制度的改革。我们从事教育写作文字的固责无旁贷，但已不仅是个人努力的事，而成为民族复兴国运重光的大业之一支了。
诤友
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
佩弦兄逝世后，我曾写一挽词，寥寥的三十二个字：“三益愧君多，讲舍殷勤，独溯流尘悲往事；卅年怜我久，家山寥落，谁捐微力慰人群。”《论语》上的“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原是普通不过的典故，我为什么拿它来敷衍呢。但我却不这么想，假如古人的话完全与我所感适合，我又何必另起炉灶？严格地说，凡昨天的事，即今日之典故，我们哪里回避得这许多。
“直”“谅”（信）“多闻”这三样看起来似乎多闻最难。今日谓之“切磋学术”。人有多少知识那是一定的，勉强不来的，急不出的。所以古人说过，“深愧多闻，至于直谅不敢不勉”，言外之意，似乎为多闻之友比做个直而信的朋友更难些。这所谓“尽其在我”，在个人心理上当然应这般想。虽没知识，难道学做个好人还不会么？但那只得了真理的一面。
若从整个的社会看，特别当这年月，直谅之友岂不远较多闻之友为难得，至少我确有这感觉。前文所云“直谅不敢不勉”，乃古人措词之体耳。因为不如此想，即属自暴自弃了。虽努力巴结，并非真能办到的意思，或竟有点办不到哩。总之，直谅之友胜于多闻之友，而辅仁之谊较如切如磋为更难；所以《论语》上这“三益”的次序，一直，二谅，三多闻，乃黄金浇铸，悬诸国门，一字不可易的。
我们在哪里去找那耿直的朋友，信实的朋友，见多识广的朋友呢？佩弦于我洵无愧矣。我之于他亦能如此否，则九原不作后世无凭，希望如此的，未必就能如此啊。我如何能无惭色，无愧词呢？
以上虽似闲篇，鄙意固已分明，实在不需要更多的叙述。佩弦不必以多闻自居，而毕生在努力去扩展他的知识和趣味，这有他早年的《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一文为证（见《我们的六月》，一九二五年）。他说：
人生如万花筒，因时地的殊异，变化不穷，我们要能多方面的了解，多方面的感受，多方面的参加，才有真趣可言，……但多方面只是概括的要求，究竟能有若干方面，却因人的才力而异，……我们只希望多多益善而已！（页三——四）
但是能知道“自己”的小，便是大了，最要紧是在小中求大，长子里的矮子到矮子中，便是长子了，这便是小中之大。我们要做矮子中的长子，我们要尽其所能地扩大我们自己！（页八）
能够“知他”才真有“自知之明”……所知愈多，所接愈广，将自己散在天下，渗入事事物物之中着它的大小方圆，看它的轻重疏密，这才可以剖析豪芒地渐渐渐渐地认出“自己”的真面目呀。俗语说，“把你烧成了灰，我都认识你！”我们正要这样想：先将这“我”一拳打碎了，碎得成了灰，然后随风飏举，或飘茵席之上，或堕溷厕之中，或落在老鹰的背上，或跳在珊瑚树的梢上，或藏在爱人的鬓边，或沾在关云长的胡子里，……然后再收灰入掌抟灰成形，自然便须眉毕现，光采照人，不似初时“浑沌初开”的情景了！所以深的我即在广的我中，而无深的我，广的亦无从立脚，这是不做矮子也不吹牛的道地老实话，所谓有限的无穷也。（页十——十一）
文作于民国十四年五月，好象一篇宣言，以后他确实照这个做法，直到他最后。（本年七月二十三日，《中建》半月刊在清华工字厅开座谈会，这大概是他出席公开会集的最后一次，也是我和他共同出席的最后一次，他病已很深，还勉强出来，我想还是努力求知的精神在那边发热，他语意深重而风趣致佳，赢得这会场中惟一的笑声，
多闻既无止境，他不肯以此自居，但他确不息地向着这“多闻”恐已成为天下之公言。返观我自己，却始终脱不了孤陋寡闻的窠臼。佩弦昔赠诗云，“终年兀兀仍孤诣”，虽良友过爱之词，实已一语道破，您试想，他能帮助我，我能够帮助他多少呢？再举一个实在的例：《古诗十九首》，我俩都爱读，我有些臆测为他所赞许。他却搜集了许多旧说，允许我利用这些材料。我尝建议二人合编一《古诗说》，他亦欣然，我只写了几个单篇，故迄无成书也。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虽属老调，而朋友之道八字画之。我只赋得上一句，下一句还没做，恐怕比上句更重要些。辅者夹辅之谓，如芝兰之熏染，玉石之攻错，又云“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吾今方知友谊之重也。要稍稍做到一些，则尔我之相处必另有一番气象，略拟古之“诤友”“畏友”，至少亦心向往之，即前所谓“直谅不敢不勉”也。
谅，大概释为信。信是交友的基本之德，所谓“朋友有信”，但却不必是最高的，或竟是最起码的条件，所谓“人而无信不知其可”，即泛泛之交亦不能须臾离也。所以“信”虽然吃紧，却换了个“谅”字，摆在第二位。第一位只是直。又云，“人之生也直”，又云，“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个直啊，却使我为了难。直有时或须面诤，我不很习惯，倒不一定为怕得罪人（这顾忌当然有点），总觉得不大好意思，又想着：“说亦恐怕无用吧！”自己知道这是一种毛病。佩弦表面上似乎比我圆通些，更谙练世情，似乎更易犯这病。但偏偏不犯，这使我非常惊异而惭愧。人之不相及如此！（恕我套用他的话，他于十三年四月十日的信上说：“才之不相及如此！是天之命也夫！”那封信上还有我一点光荣的记录，他说：“兄劝弟戒酒，现已可照兄办法，谢谢，勿念！”）
他的性格真应了老话，所谓：和而介，外圆而内方。这“内方”之德在朋友的立场看来，特别重要。他虚怀接受异己的意见，更乐于成人之美，但非有深知灼见的决不苟同，在几个熟朋友间尤为显明。我作文字以得他看过后再发表，最为放心。例如，去年我拟一期刊的发刊词，一晚在寓集会，朋辈议论纷纷，斟酌字句，最后还取决于他；他说“行了”。又如我的五言长诗，三十四年秋，以原稿寄昆明，蒙他仔细阅读三周。来信节录：
要之此诗自是工力甚深之作，但如三四段办法，在全用五言且多律句之情形下，是否与用参差句法者（如《离骚·金荃》）收效相同，似仍可讨论也。兄尝试如此长篇实为空前，极佩，甚愿多有解人商榷。
后来我抄给叶圣陶兄看，附识曰：“此诗评论，以佩公所言为最佳。诗之病盖在深入而不能显出也。”
这些诤议还涉多闻，真的直言，必关行谊。记北平沦陷期间，颇有款门拉稿者，我本无意写作，情面难却，酬以短篇，后来不知怎的，被在昆明的他知道了，他来信劝我不要在此间的刊物上发表文字，原信已找不着了。我复他的信有些含糊，大致说并不想多做，偶尔敷衍而已。他阅后很不满意，于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驳回了。此信尚存，他说：“前函述兄为杂志作稿事，弟意仍以搁笔为佳。率直之言，千乞谅鉴。”标点中虽无叹号，看这口气，他是急了！非见爱之深，相知之切，能如此乎？当时曾如何的感动我，现在重检遗翰，使我如何的难过，均不待言。我想后来的人，读到这里，也总会得感动的，然则所谓“愧君多”者，原是句不折不扣的老实话。
《中建》编者来索稿，我虽情怀恶劣，心眼迷茫，而谊不可辞，只略叙平素交谊之一端，以为补白。若他的“蓄道德，能文章”，力持正义凛不可犯的精神，贯彻始终以至于没世，则遗文具在，全集待编，当为天下后世见闻之公之实，宁待鄙人之罗缕。且浮夸之辞，为先友平生所怯，今虽邃有人天之隔，余何忍视逝者为已遥，敢以“面谀”酬诤友畴昔之意乎！
三十七年八月二十四日，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