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继续袁先生（编者按：前一个发言者袁翰青）的话说几句。第一，知识分子的解释。知识分子就是人民里面比较有知识的人，他并不是特殊的人或优越的人，只是比较有知识的人罢了。第二，知识分子的任务，总不能离开岗位，譬如做医生的或教书的工作不同。第三，所谓“今天的任务”当有时代的意义，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问题是很严重的。我想了很久，也想不出多少话，今天时间又很宝贵，也不想多说，我只提出两点：
知识分子的前身是“士”，士预备升为大夫，是做官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从士大夫而来。在封建时代，他们服务的对象是统治阶级和贵族。说得好一点是做清客，军师，说得坏一点是做走狗。在我们这时代要改为为民众服务，这话虽很好听，却很空泛。如何为民众服务呢？在象牙塔中空想着和在十字街头徘徊着，都是没有用的。为民众服务这意思总不错，尽忠于老百姓很好，但尽忠于民众和忠于统治阶级就不一样。例如吹牛拍马，去侍奉统洽阶级是很有用的，对民众却用不着。因此现在我们要检讨我们自己的行为态度，看那些应该改，那些应该保留。我是很保守的，我觉得古代有许多地方仍然很好，可是保留的，譬如气节，虽然是一种封建的遗留，还是可以保留的。
第二点我想到的是：在过去所谓士大夫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散漫、孤立，所谓君子不党；另一种是朋党之争，这两种极端情形都不大好，党争在历史上没有好的例子。古代先贤所提倡的思想，不讲争只讲让，他不曾定下争的规则，礼让不成，必致混乱。现在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而政党的竞争，必须有规则，古书上讲争的道理很少，在《论语》上只有“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这一句。党争在中国历史上表现得很坏，正因为不知道守君子之争的规则。知识分子的如何联合，同这个是很有关系的；这是我想到的第二点。
随笔四则
（一）近怀
我不乐观，然而也不悲观。
颠倒梦想，无非痴也。患得患失，无非贪也。勃谿口角至于争城争地，无非嗔也。三者交织着以为人间世，或曰障蔽，或曰习气，或谓之业，无名强名，总之乐观不得的。
但本心之明究未尝息也。如尘埋宝珠，云遮皓月，染退则净复其初，无增减也。更何处可着悲观耶？
（二）小国寡民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
这很有意思。人口多了。无法硬使之减少，只可以用“富之”来补救它。但不很彻底，即所谓“弥缝”，不如《大学》的“生之者众食之者寡”，尤不如《老子》的“小国寡民”。
这“小”、“寡”俱作动词用，国欲小而民欲寡也。非“人口”“生产”调节，不能造成郅治之邦。魏源《老子本义》引姚鼐曰：“上古建国多而小，后世建国少而大。国大人众，虽欲返上古之治而不可得也，故老子欲小其国而寡其民。”
欲返近世于太古，疑未必真得老子意，但他解释小国寡民却是不错的。
（三）大九州的梦
我近来不常写作，觉得没有什么好顽的，每承朋友们相劝，使我觉得为难了。为甚没得可说的，说来话多。在此只能提出一点：“已说的不想再说。”这应该不错，却使我搦笔踌躇了。
“好诗多被古人先”，这个感觉可扩充于一般的文章。究竟古人说了些什么，我虽不大清楚，大概总无所不说罢。在浩如烟海的陈编中检出前人所已说而后我说，那就不须你说，没世穷年也无作文章之一日了。不翻检书卷呢，也不行，更会不自知地犯了重复地说话之过。
在这歧路之前，仔细思索，忽然有了。我的怀挹或不免与古人同，而我的境遇却不尽同于古人，且或大异，这一点倒似乎有把握的。先找出古人所未经历的事实，然后来发议论，意见仍或不免于陈腐，却可安安稳稳地躲开这雷同。我就是这个主意。
那末，咱们就来谈原子弹吗？这也不必。咱们国内近百年似乎发生了一桩大事。这惟一大事究竟是什么呢？即邹衍大九州的梦，太史公以为“宏大不经”的，一旦成为事实了，或誉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或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或曰用夷变夏，或曰世界大同，说法多歧，事实无异也。
这，聪明的古人纵然料得到，却没有经识过，就是说他们没有开眼，却让我们很巧的，或者很不巧的给真个碰上了。碰上了就没法。我们的生存将被它决定。我们生存的意义，假如有的话不得不在这里去找。我们无法踏着古人的脚迹，我们无法直用古人的成方，它们至多仅仅能给我们做参考而已。我们如何应付这的确地道空前的遭遇，它的方案，咱们得自个儿去找，而且所用方法又特别的笨，所谓“上一回当学一回乖”，我们必须以我们的族类邦国身家性命一堆儿作为孤注去和世界人去赌博，于是它们都姓了“碰”，碰得着是运气，碰不着则呜呼哀哉一瞑千古。无论如何，纵不采取任何的行动，我们得正视这悲壮且有点儿悲惨的定命。我们对于先民，对于来者又应感有一种沉沉的负荷，类似所谓责任心者。假如写文章应有这心情，不该为着兴趣。早已交代过，近来对于写作，我原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四）我生的那一年
《兔爰》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尚寐无吪。”诗固甚佳，可惜又被他先做了去。我生在光绪己亥十二月，在西历已入一九OO，每自戏语，我是十九世纪末年的人，就是那有名的庚子年。追溯前庚子，正值鸦片战争，后庚子还没来，距今也只有十二个寒暑了，故我生之初恰当这百年中的一个转关，前乎此者，封建帝制神权对近代资本帝国主义尚在作最后的挣扎，自此以后便销声匿迹，除掉宣布全面投降，无复他途了。这古代的机构毁灭了，伴着它的文化加速地崩溃了，不但此，并四亿苍生所托命的邦家也杌陧地动摇着。难道我，恋恋于这封建帝制神权，但似乎不能不惦记这中国（文言只是个“念”字），尤其生在这特别的一年，对这如转烛的兴亡不无甚深的怀感，而古人往矣，异代寂寥，假如还有得可说的，在同时人中间，我又安得逢人而诉。
咱们还来谈谈这拳匪，史乘上的小喜剧，身受者却啼笑俱非，这个年头儿谁还对这义和团有兴味，那才怪。百分之九十九的神话，却有一分的真，值得我们注意的，这排外的心。我不说“排外”一定对，我也不说一定不对，当然更不会说像拳匪这办法对。但排外这事情自有它的真实性，不因其面貌的荒唐而有所消灭。且未必不是民意，虽然我那时候才一岁。不然，当朝的老太后和文武百官们不至于对那“神拳”这样恭而敬之地。民意的可用与否呈另一问题。韩非子说过，“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我刚刚听见咱们北平的街坊口里叨叨，怀念过去的“友邦”，又有人低低告诉我说“人心思汉”。我正在考虑他有无出席国民代表大会的资格。
排外这事情自然会发生的，假如真来欺侮咱们。谁能断言帝国主义者不像这隔壁阿三不曾偷那本来没有的三百两？我记得在这回北平沦陷期间，日本人及其同侪曾再四提出火烧圆明园这一案，来唤起我们对大英帝国的敌忾。我不好说啥。纵说，也不好说他们错。何以？这是事实。但由他喊“大东亚”喊得口干，咱们对这西洋朋友总特别地亲，真叫人没奈何。谁叫咱们有不念旧恶的泱泱大国之风。
又是闲话幽默，赶快回头傍岸。我并不赞成怀仇报复，若人们的歧视至于相斫，我也不想灭低拳匪的荒谬名声。我却敢明白地说。这抵抗的心不能算错。错在那里？错在它的过程。最明显的，以方法言，如以符咒避火器，可谓荒谬矣。但视为荒谬之顶点则可，说此谬种后来绝响，则不可。恁未免太性急乐观哩。譬如用关王的大刀、猴子的行者棒来抵御枪炮算错；那以大刀队来抵挡机关枪呢？你怎么说？以机关枪来抵挡原子炸弹呢？你又怎么说？岂非我们今日犹沉溺于此荒谬的巨渊中并不曾自拔，却无端以成败论人去讪笑那大师兄二师兄。此笑无乃近乎多事。有人说，以机关枪打来，我们以机关枪打回去，这不错了罢。却也难说，推而言之，原子弹来，必以原子弹往，你意以为如何？这问题牵涉得太广，离题亦太远，不好再拉扯了。
决心的排外，招来了八国联军，以后虽也曾排外，却没有这般大规模的。如清季的抵制美货，现在听这名词，似乎够新鲜。五卅事件的抗英，只昙花一现，连香港九龙的索还，今亦置之度外了。抗日心情虽比较长久点，然亦似疟疾间歇而作，收梢在北平结了个大倭瓜。庚子以前有戊戌年，后有辛亥年，戊戌之于庚子，正反成文，庚子之于辛亥，江河直下。到和议成，赔款定，清社之屋已为定局，只剩时间问题了，辛丑辛亥本相连续也。说清亡于民变。还不如它亡于外患更为的确。戊庚辛三个年头，维新不成即守旧，守旧失败复维新，熬中翻饼，此后遂有民国，其实民和国都已吃了大亏，这中华民国从头就是三灾八难的。谁都知道，戊戌有清而辛亥无清，但事实上并不如是简单，远比这个重要，不仅关爱新觉罗一姓之兴亡也。也无暇为满洲人暗伤亡国，咱们的眼泪总有地方哭去的。不如说戊戌政变多少还有点自主的力，辛亥革命，于汉族虽为光荣一面倒的局面，我知准有多少同志不大爱听哩。
经过庚子辛丑之变，由极端排外斗转而为彻底媚外，也不知九十度呢，还是一百八十度，向着对面点走去的罢。刚在神权夷酋面前爬起，又向帝国主义膝下跌倒。爬起也者还有点儿含蓄，事实上是就地打个滚而已。此即所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这出戏自我堕地以来演到如今没有闲着，虽袍笏朱绯逐场换彩，而剧情一死儿不变，真有点吃勿消哩。洋大人的脸色，或者和蔼了些，（有人说，未必。）官儿们的派头，或更神气活现了，我纵有南亭亭长的笔墨，亦不知这新官场现形记，允许出版么？至于百姓怕官，更一直的原封弗动。看这情形，要官儿不怕洋人大概不很容易，百姓不怕官么，难说。到百姓不怕官又怎么样呢？那真的大时代就到了。是革命，不好听点也就是乱。本来么，咱们不会让百姓们老怕着官么，这办法妙极，我先前为什么倒不曾如此想过呵。
新年顽意
——《走马灯》和《牌九》的哑谜儿
《论语》编者来信为新年号索稿，我向来不惯做应节的文字，但感于盛情难却，不得已讲一段灯、一段牌九的故事，也算新年的顽意。虽然在这年头儿，讲起来未免有些那个。且留予哑谜儿等您自己猜一猜。
要讲的是走马灯。这灯不是事实上的，却有诗为证。姜白石的《观灯口号》我都喜欢，尤以这一首为最：
纷纷铁马小回旋，幻出曹公大战年。若使英雄知此事，不教儿女戏灯前。
一个张飞，一个赵云，一个周瑜，一个曹瞒，被半寸长的小蜡烛轰得团团转。宋时人所见实和我们小时候所看见的差不多少，这且不提。这诗有点晦涩，寻思良久，恍然有悟，则未有不拍案惊奇者。
“若使英雄知此事，不教儿女戏灯前。”曹孟德，周公瑾，倘若亲眼看见了把他们的模样儿写入这零丁可怜相的走马灯儿里，其怅然涕泪，殆属当然。但后世的儿女们要耍笑灯前，固一世之雄，而今安在哉，真奈何不得。说老实的，即使英雄知此事，如何能不教儿女戏灯前呢？这“不教”二字真怪！
虽然，你们要顽，我偏教你们顽不成，这办法在当时不见得就没有，有了也不很难，事到如今未免晚了些儿。就请您设身处地多想一想罢。
儿时喜欢押牌九，时在清光绪末年已通行铜元。赢了，一只毛绳织的口袋装得鼓鼓的回房睡觉，很有味。当然，不能输。却也不能没有输的时候。输了，大人总给我几十文，但决不会多，这只宝贝似的口袋便空空如也，或者还有几个铜板在那边晃浪晃浪的作响，虽是孩子的心。亦会有怅然如有所失。
这滋味犹如昨日，而眨眼已四十馀年矣。语曰“胜既可欣，败亦可喜”，而我今不然，败仍不喜，胜亦无欣。所以不必“在理”戒赌，而近来对这顽意儿的趣味简直其淡如水，告人以“我爱押牌九”，谁信，偶尔看人家顽这个，应酬一下。依现在的法币下注五百或者一千，寒尘极矣。殊少有见猎心喜之感也。
牌九虽不在我的癖好里，却会见于我的梦。这梦非想非因，然而真实，信不信由你。吓！好一场热闹牌九，黑压压的一屋子人。谁做庄不要提，他老人家的牌照例扣着的，态度沉吟，非凡幽默。上下两门的牌都已揭开了。上门一张人牌，一张锦屏，十八点。下门一张和牌，一张虎头，十五点。这两门虽也下着注，但都被不知谁何给“吃”到天门去，所以事实上还是空的。
一看天门却了不得，下注密密层层。筹码之外更有现钞支票，是否有金条钻戒夹着馅，则梦境恍惚，心忙记不真，反正够瞧的。有一个人在努力扳牌，一张露着的牌是二四。还有一张，被这二四遮着，固这位先生努力扳着。扳着的结果，已露出一大半。一头明明白白并排两个黑点，以外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只剩下一点点的头子了，关系着那些上赌场的先生的运命，您猜猜几点？红还是黑？是张什么牌？输赢当然得给庄家赌。不瞒您说，庄家的牌我原偷着瞅过的，实在不算出色，一张天牌，一张地牌，行话叫做“天地四”。但您想，他会赔这天门吗？
一九四七年岁除写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