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住久了，文学趣味不知不觉之间又抬起头来。我在高等学校快要毕业的时候，又收集了不少的中外的文学书籍了。
那是一九一八年的初夏，我从冈山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以后是要进医科大学了。我决心要专精于医学，文学书籍又不能不和它们断缘了。
我下了决心，又先后把我贫弱的藏书送给了友人。当我要离开冈山的前一天，剩着《庾子山全集》和《陶渊明全集》《庚子山全集》当为《庚子山集》，北周庚信（字子山）作，十六卷。《陶渊明全集》，东晋陶潜（字渊明）作，四卷两书还在我的手里。这两部书我实在是不忍丢掉，但又不能不丢掉。这两部书和科学精神实在是不相投合的。那时候我因为手里没有多少钱，便想把这两位诗人拿去拍卖。我想起日本人是比较尊重汉籍的，这两部书或者可以卖得一些钱。
那是晚上，天在下雨。我打起一把雨伞走上冈山市去。走到一家书店里我去问了一声。我说：“我有几本中国书……”
话还没有说完，坐店的一位年青的日本人，在怀里操着两只手，粗暴地反问着我：“你有几本中国书？怎么样？”
我说：“想让给你。”
——“哼，”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又把下颚向店外指了一下，“你去看看招牌罢，我不是买旧书的人！”说着把头掉开了。
我碰了这样一个大钉子，很失悔。这位书贾太不把人当钱了！我就偶尔把招牌认错，也犯不着以这样侮慢的态度来对待我！我抱着书扔旧回到寓所去。路从冈山图书馆经过的时侯，我突然对于它生出了惜别意来。这儿是使我认识了斯宾诺沙、太戈尔、伽比儿、歌德、海涅、尼采斯宾诺莎（B.Tagore，1861-1941），荷兰唯物主义哲学家和无神论者。太戈尔（R．Tagore，1861-1941），通译泰戈尔，印度诗人。伽比儿（Kabir，1440-1518），通译卡比尔，印度禅学家和诗人。海涅（H.heine，1997-1856），德国诗人。尼采（.Nietzsche，1844-1900）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诸人的地方。我的青年时代的一部分是埋葬在这儿的。我便想把我肘下挟着的两部书寄付在这儿。我一下了决心，便把书抱进馆去。那时因为下雨，馆里看书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向一位馆员交涉，说我愿意寄付两部书。馆员说馆长回家去了，叫我明天再来。我觉得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便把书交给了馆员，说明天再来，便各自走了。
啊。我平生没有遇着过这样快心的事。我把书寄付了之后，觉得心里非常恬静，非常轻松。雨伞上滴落着的两声都带着音乐的谐调，赤足上蹴触着的行潦也觉得爽腻。啊，那爽腻的感觉！我想就是耶稣脚上受着玛格达伦用香油涂抹《新约全书·约翰福音》第十二章记载：当耶稣在伯大尼的一个人家坐席时，“马利亚就拿着一斤极贵的真哪哒香膏，抹耶稣的脚，又用自己头发去擦，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另外。此事在《新约全书·路加福音》第八章中也有记述。时的感觉，也不过这样罢？——这样的感觉，到现在好象也还留在脚上，但是已经隔了六年了。
把书寄付后的第二天，我便离去了冈山。我在那天不消说设有往图书馆去。六年来，我乘火车虽然前前后后地也经过冈山五六次，但都没有机会下车。在冈山三年间的生活回忆时常在我脑中苏活着；但恐怕永没有重到那儿的希望了？
啊，那儿有我和苏坞即成仿吾（1897—1984），湖南新化人。文学评论家、教育家。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与作者在日本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同学。同过学的学校，那儿有我和晓芙即作者的日本夫人佐藤富子，又名安娜，一八九四年生，日本仙台人。两人一九一六年底在冈山开始同居。同住过的小屋，那儿有我时常去登临的操山，那儿有我时常去划船的旭川，那儿有我每天清早上学、每晚放学必然通过的清丽的后乐园，那儿有过一位最后送我上火车的处女，这些都是使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地方。但我现在最初想到的是我那《庾子山集》和《陶渊明集》的两部书呀！我那两部书不知道是否安然寄放在图书馆里？无名氏的寄付，未经馆长的过目，不知道是否遭了登录？看那样书籍的人，我怕近代的日本人中少有罢？即使遭了登录，想来也一定被置诸高阁，或者是被蠹鱼蛀食了。啊，也是哟，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我的旧友们哟！你们不要埋怨我的拋撇！你们也不要埋怨知音的寥落！我虽然把你们拋撇了，但我到了现在还在镂心刻骨地思念着你们。你们即使不遇知音，但假如在图书馆中健在，也比落在贪婪的书贾手中经过一道铜臭的烙印的，总要幸福得多罢？
啊，我的庾子山！我的陶渊明！旧友们哟！现在已是夜深，也是正在下雨的时侯，我寄居在这儿的山中，也和你们冷藏在图书馆里的一样，但我想起六年前和你们别离的那个幸福的晚上，我觉得我也算不曾虚度此生了。
你们的生命比我长久的，我的骨化成灰、肉化成泥时，我的神魂是借着你们永在。
白发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集》第10卷《路畔的蔷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北京《晨报副镌》，题为《小品六章（六）·白发》，作者自注“24．10．20东京”作。
许久储蓄在心里的诗料，今晨在理发店里又浮上了心来了。——
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你的名姓我不曾知道，你恕我只能这样叫你了。
那回是春天的晚上罢？你替我剪了发，替我刮了面，替我盥洗了，又替我涂了香膏。
你最后替我分头的时候，我在镜中看见你替我拔去了一根白发。
啊，你年青的，年青的，远隔河山的姑娘哟，飘泊者自从那回离开你后又飘泊了三年，但是你的慧心替我把青春留住了。
1925年10月20日应为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
痈
本篇选自《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其他》，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上海《光明》第一卷第二号。
十天前在胸部右侧生了一个小疖子，没有十分介意。谁期它一天一天地长大，在五天前竟大到了我自己的一掌都不能含盖的地步了。随便买了点伊邪曲尔软膏来涂敷了半天，痛既相当，更有些作寒作冷。没有办法，只好在第二天清早破点费，跑到近处的外科医生去，请他诊治。
医生说，是恶性的痈。
我希望他替我开刀，但他要再看一下情形才能定。他用太阳灯来照了十几分钟，取了我二圆六十钱。教我要好生静养，切不可按压，如再膨胀下去，会有生命之虞。静养得周到时，三礼拜工夫便可望治好。
我自己也学过医，医生所说的话我自然是明白的。这不用说更增长了我的忧郁。为着一个小疖子而丢命，当然谁也不会心甘。为着一个小疖子要费三个礼拜的静养和治疗，这也使我不得不感受精神上的头痛。
算好，邻家的一位铝器工场的工头有一架太阳灯，我的夫人便去向他借了来。
自己用紫外光线来照射，一天照它两次，每次照它二三十分钟。余下的时间除掉勉强起来吃三顿淡饭之外，便只静静地瘫睡在床上。范增疽发背的故事范增（前277-前204），居鄛（今安徽桐城南）人。项羽的谋士，被尊为亚父。《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用离间计，“项王乃疑范增与汉有私，稍夺之权。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为之！愿赐骸骨归卒伍。’项王许之。行未至彭城，疽发背而死。”，总是执拗地要在大脑皮质上盘旋。还有一个更执拗的想念是：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大约已经变得来只晓得吃自己的赤血球，不会再抵抗外来的细菌了。不然，我这个疖子，否，这个痈，何以总是不化脓？
脓——这在我们有医学经验的人，都知道是一大群阵亡勇士的遗骸。我们的白血球是我们的“身体”这座共和国的国防战士。凡有外敌侵入，他们便去吞食它，待吞食过多时卒至于丢命，于是便成为脓。我们不要厌恶这脓吧，我们了解得这脓的意义的人，是应该以对待阵亡将士的庄严感来对待它的。
我这个痈不见化脓，难道我们中国人的白血球，真正是已经变到不能抵抗外敌了么？
自己的脸色，一天一天地苍白下去，这一定是白血球在拚命吃自己的赤血球，我想。
为着一个小疖子，说不定便有丢命之虞，这使自己有时竟感伤得要涔涔落泪。
——妈的，我努力一辈子，就这样便要死了吗？而且是死在不愿意在这儿做泥土的地方！……
今天清早起了床，觉得痛觉减轻了。吃了早饭后，自己无心地伸手向患处去摸了一下，却摸着了一指的温润。伸出看时，才是脓浆。这一快乐真是不小：我虽然是中国人，我自己的白血球依然还有抵抗外敌的本领！原来我的痈已经出了脓，浸透了所护着的药棉和药布。自己过分地高兴了起来，便索性把衣裳脱了，把患处的药布药棉也通统剥掉了。取了一面镜子来，自己照视。
痈先生的尊容——一个附在自己胸侧的剥了皮的红番茄，实在不大中看。顶上有几个穴孔充满着淡黄色的软体，又象是脓，又象是脂肪。自己便索性用一只手来把硬结的一隅按了一下。一按，从一个穴孔中有灰黄色的浓厚液体冒出。这才是真正的脓了。我为这庄严的光景又感伤得快要流眼泪。你们究竟不错，一大群的阵亡勇士哟！你们和外来的强敌抗战了足足十日，强敌的威势减衰了下来，你们的牺牲当然也不会小。一面感慨，一面用指头尽力地罩压，真真是滔滔不尽地源源而来。真是快活，真是快活，这样快活是我这十年来所曾未有。
自己打着赤膊，坐在草席上，一手承着镜子，一手按着痈，按了有半个钟头的光景，蘸着脓汁的药棉积满了一个大碗。假使没有邮差送了一些邮件来，我的按压仍然是不会中辍的。
邮件也都顺手拉来看了，其中有一件是《东方文艺》侯枫编辑，上海东方文艺社发行。一九三六年三月创刊，同年十月停刊，共出七期。的第二期。我把封皮破开，把杂志的内容也流水地翻阅了一下，觉得内容是相当充实，编者在搜集上确是费了不小的苦心。但可惜印刷的技术太差，编辑的经验也不充分，这却使内容大大减色。
编制一种刊物等于在做一种艺术品，印刷是不可不讲究的。即使印刷差得一点，编辑者的经验如充分，也多少可以补救。内容的配置，排比，权衡，不用说要费一番苦心，就是一个标题的宽窄，一条直线的粗细，都要你费一些神经的歆动。要有一个整个的谐调，一个风格，然后那个刊物才是一个活体。内容就平常得一点，就如家常便饭而弄得洁白宜人，谁都会高兴动箸。但如棹椅既不清净，碗盏又不洁白，筷子上爬着苍蝇，酱油里混些猪毛，大碗小盘，热吃冷吃，狼籍在一桌，不怕就是山珍海味，都是不容易动人食兴的。编辑者除尽力拉稿选稿之外，对于编辑技术是应该加倍地用点工夫。这倒不是专为《东方文艺》而言，我觉得国内有好些刊物，说到编辑技术上都不能及格。新出的刊物以《译文》鲁迅和茅盾发起创办的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的杂志。一九三四年九月在上海创刊，一九三七年六月终刊。中间曾一度停刊。、《作家》文学月刊。孟十还编辑。一九三六年四月至十一月共出八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两种的编辑法为最好。在日本出的《杂文》、《质文》也还可观。但《质文》第五期是在上海编辑，将来的成绩如何就不敢保险了。
把《东方文艺》翻着，最后却翻到了目录前、封面后的广告面来，又看见了那《新钟创作丛刊》的预约广告载一九三六年五月二十五日上海《东方文艺》第一卷第二期。这套丛刊共有作品十六册，其中有作者的一册，广告为“历史小郭沫若四角半”。那广告在三个月前早就看过的，里面公然有一种是我的《历史小品集》，而且定价“四角半”。我最初看见时委实吃了不小的一惊。我不知道几时写了那样多“历史小品”竟能成“四角半”的“集”。
“历史小品”究竟是什么？是指的我近年所写的《孔夫子吃饭》、《孟夫子出妻》之流吗？但发表了的共总只有三篇，“品”则有之，那里便会“集”得起来呢？
“集”不起来的事情，那登预约的人后来似乎也明白了，记得不久在一本书后面所见到的同一“丛刊”的预约广告，“历史小品集”已经删去了“集”字而成为了“历史小品”。
其实就“品”也“品”不起来的。真好！我一翻到《东方文艺》上的《新钟创作丛刊》预约广告来，那儿不是已经又把“品”字也删掉了吗？
循着这一字递减例，这预约广告再登三回，我相信会是九九归元，“郭沫若”的价值弄来弄去只值得“四角半”。
好的，有“四角半”存在新钟书局，再隔十年，我要叫我的孩子们向他们用复利算去讨账。
这些都是后事，暂且不提，却说这“历史小”三个字确是一个天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