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有身孕的宋庆龄，经过一天的紧张奔波，实在是走不动了，两个卫兵于是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她走。正走着，又发现从小巷里走出几个敌军，向他们这边射击。“同行的人耳语叫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乱兵居然跑过去，到别处抢掠了。我们爬起又跑，卫兵叫我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我要昏倒。过了半个小时，进击的枪声渐小。”他们跑到了一个小村落的民房前，他们推门进去，屋中的老妇人怕受牵累，要赶他们走，此时宋庆龄已经体力不支，晕倒在地，她被卫兵用冷水浇醒后，一名卫兵出门外去观察动静，却不幸被流弹击中。枪声沉寂后，宋庆龄化装成一村妪，沿路拾起一个菜篮及几根菜，和剩下的一名扮作小贩的卫兵，几经曲折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而这儿在早间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虽然不太安全，但此时的宋庆龄是再也无力前进了，就在这里过了一夜。当天夜里，宋庆龄欣然听到海军战舰上震撼夜空的三声炮响，她知道孙中山已安全脱险，并在军舰上主持平叛。那夜宋庆龄“通宵闻见炮声”。第二天，宋庆龄仍旧化装成村妪，逃到沙面，在一个铁工同志的帮助下，乘小船到了岭南大学校长、与孙中山友谊甚笃的钟荣光的家。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宋庆龄小产了，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妊娠。身体初步康复后，宋庆龄在钟荣光的周密安排下，抵黄埔，登上永丰舰，“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随后，宋庆龄身负孙中山和革命事业赋予的重大使命，抱着重返广州的决心，乘船经香港于6月25日回到了上海。
在陈炯明炮轰总统府的整个事件过程中，宋庆龄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与深明大义，使她深受大家的崇敬，同时也更锻炼了她的革命意志。这次事件，使他们在物质上遭到了巨大的损失，但赢得了道义上的胜利。正如宋庆龄在给阿莉的信中所说：“所有我的皮衣、服装和首饰都被士兵抢去，事实上我们所有值钱的东西都丢了。但是感谢上帝，我们没有受到伤害，还能再度在我们自己的家里生活和呼吸。虽然我们的东西都丢了，但我们取得了道义上的胜利，公众舆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强烈支持我们的事业。”
(3)参加“洛士文号”飞机试飞
孙中山早有“航空救国”的思想，他曾指示旅美同盟会会员学习飞行技术和制造飞机的技术。辛亥革命后，孙中山筹募大宗款项，购得6架飞机，任命冯如任飞行队长，创建中国最早的一支空军。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合后，与孙中山一样热心于中国的航空事业。孙中山在广州重建国民政府后，于1923年3月任命杨仙逸为航空局长，黄光锐为第一飞机队队长，林伟成为第二飞机队队长。随后，孙中山又委任曾受命赴美购买飞机并学习飞机制造技术的杨仙逸兼任飞机制造厂厂长。在孙中山和宋庆龄的鼓舞下，经艰苦创业，终于在1923年制成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架飞机。为感谢宋庆龄对中国航空事业的关心，这架飞机以宋庆龄的英文名字“罗莎蒙黛”(Rosamonde)命名，这个英文名字翻成广东话叫“洛士文”，人们便称这架飞机为“洛士文号”。
1923年7月上旬的一天，飞机首次试飞，地点在广州郊区大沙头机场。这一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机场内外，喜气洋洋，有数百名文武官员和群众前来观看试飞。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心情更是格外激动，他们在宋子文、陈友仁、副官马湘的陪同下，早早来到了大沙头机场。
首先杨仙逸请孙夫人行命名礼和开驶礼。接着，试飞员黄光锐从队列里走出，来到中国自己装配的第一架飞机旁。他是杨仙逸从美国选拔带回国的华侨优秀飞行员。“洛士文号”有两个座位，除飞行员外，还可坐一个人。试飞开始，当孙中山问谁愿意登机试飞时，宋庆龄出人意料地从人群中出来，带着她与生俱来的那种恬静的微笑，迈着矫健、轻盈的步子走向飞机，她的勇敢行动得到了孙中山的同意。人群中一片哗然，就在人们感到惊讶并纷纷劝说孙中山之时，宋庆龄已坦然自若地登上了没有舱盖的飞机，记者赶紧抢拍下了孙夫人坐在中国装配的第一架飞机上的珍贵镜头。飞行员帮孙夫人系好了安全带，然后以娴熟的技术驾着飞机冲上蓝天。飞机平稳地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两周，然后拔高、俯冲、后翻、侧飞，作各种特技表演，最后平稳徐徐地降落地面，试飞成功。当宋庆龄走出机舱时，人群沸腾了，为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的试飞成功而欢呼，更为宋庆龄的大无畏精神而感动。杨仙逸含着热泪对宋庆龄说：“谢谢您，夫人！谢谢！”宋庆龄摇头说：“不，应该感谢你。我谢谢你，国民谢谢你。”
温文尔雅的宋庆龄不怕危险，毅然参加试飞，她的这一行动再次显示了她外柔内刚的性格和那坚定、勇敢的精神，也再次赢得了大家的钦佩，更得到了丈夫孙中山的敬爱。“她是他挚爱的伴侣，一直爱到他逝世的一刹那。”为了纪念这难忘的一天，孙中山和宋庆龄站在“洛士文号”前合影留念。这两张有纪念意义的照片曾分别登在《广州民国日报》上。
的确，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好帮手，非常难得的无与伦比的好秘书。婚后的宋庆龄以她的实际行动和人格魅力得到了国民党人的一致赞扬。据几位曾经与宋庆龄相处过一段短暂时期的前辈日后回忆，“孙夫人从不干预孙中山先生之政治工作。
在孙中山先生病重时，有关立遗嘱的大事，也是由跟随孙中山先生之得力而又是亲信同志决定的。孙中山先生逝世，孙夫人更是勇敢而坚定地处理后事，处处以同志们的意见为依归，事事以顾全大体，为国为民为最高原则。这不是中国传统的妇女典范‘三从四德’这般简单，而是伟大的人格，海洋似的气量之表现，也是一个不讲名位、不求名位的革命家‘凡事尽其在我’的行动表现”。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宋庆龄不仅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而且是获得最多选票者之一，有效票总数为249张，宋庆龄获选票245张，这充分说明宋庆龄深受与会者普遍的尊敬和拥护。常言道“子承父业”，孙科是孙中山的独子，也是国民党中的活动分子，“但一般人并不认为孙科继承乃父的革命衣钵。继承孙氏革命遗志的是宋庆龄”。当孙中山逝世的时候，年仅32岁的“宋庆龄女士本来是可以代之而起的”，“自一九二六年起，大家都认为只有宋庆龄有资格代表中国革命之父的名义讲话”，“假如宋庆龄要求抬高自己的地位，她当然有世界妇人所未见的地位可以获得。然而，这绝不是她所要求的出路”，她选择的是一条扞卫丈夫事业、扞卫真理的道路。这条路，坎坷不平，艰难困苦，但她始终坚定不移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宋庆龄去世后，香港《华侨日报》刊载的一篇悼念文章这样评价宋庆龄，说：“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夫人，宋庆龄女士一开始便可以掌握更大之权力，及爬上更高之政治地位。中外古今，许多‘知名妇人’，都是妻凭夫贵，争权力，居高位，为所欲为的。但终其一生，孙夫人总没有这样做，也不同意别人这样做，这是中外历史上罕见的。”
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10年，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10年也许并不短暂，但在宋庆龄90年的生活历程中，这美好的10年显得那么的短暂而又珍贵。
与孙中山的结合，使她受益匪浅，并影响了她的一生，同时对宋氏家族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美国著名作家约翰·根宝在访问了宋庆龄之后，这样写道：“无疑地，她是宋家最重要的人物，因为如果她不和革命之父结婚，宋家其他的人不会和政治发生这样密切的关系。”可以说，宋氏家族首先因宋庆龄而声名鹊起，也因宋庆龄而开始在中国政坛崛起。宋子文的步入政坛，更与其二姐有着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