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婚礼的这一天，蒋介石写了一篇感想文章，题为《我们的今日》。文章说：“余奔走革命以来，常于积极进行之中，忽萌消极退隐之念。昔日前辈领袖问余，汝何日终能专心致志于革命？其他厚爱余之同志，就常讨论——如何而能使介石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凡此疑问，本易解答，惟当时不能明言，至今日乃有圆满之答案。”“余确信余自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余平时研究人生哲学及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乐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从进步。家庭为社会之基础，欲改造中国之社会，应先改造中国之家庭。”“余与宋女士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对于此点，实有同一之信心。”“余二人今日，不仅自庆个人婚姻之美满，且愿促进中国社会之改造。”“余必本此志愿，努力不懈，务完成中国之革命而后已；故余二人今日之结婚，实为建筑余二人革命事业之基础。”蒋介石在这里所说的“革命之责任”、“中国社会之改造”，固然还有要清除旧军阀(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残余)的任务，但已经把反共反人民作为第一位的任务。蒋介石所说的“革命”实为“反革命”。蒋介石同宋美龄也就在反共反人民这一点上“建筑”起了“事业之基础”。
海伦·福斯特·斯诺在她的《近代中国妇女》一书中说：“1927年12月，蒋中正同宋美龄结婚，此中意义比卫理公会派的教义还要多。这次结婚，是他人生的一段理想，这使他充分如愿以偿。漂亮的、穿着讲究的、受过美国教育的宋美龄，与蒋中正那个中层社会的现实性格，开创人生另一段旅程，殊具启示……”“显然，这门婚姻是在蒋中正、洋化华人和洋人之间沟通联络的一条渠道。某种意义上说，宋美龄是中国旧传统的一个人质，是家族利益与政治利益之间维持信义的一项保证。但蒋中正是一个神气十足、仪表堂堂的军官，他个性强悍，雄心勃勃，他们两人没有理由不能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历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今天台湾还有书评论宋美龄同蒋介石婚姻说：“他们是否为爱情而结合，惟有他们本人才知道。
然而，这的确是一门经久不变的婚姻，也证明他们之间不渝的爱情。这种婚姻将成为人们彼此结合的榜样，它需要拿出巨大的勇气，尤其对宋美龄来说，更是如此。”
宋美龄成为中国政坛上第二个“第一夫人”。
蒋介石的这次重新上台是以“双丰收”上台的，不仅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还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而且成为“国民党先圣孙中山先生(庆龄丈夫)死后的连襟，大银行家宋子文的妹夫，以及中国最伟大的圣人孔子的后裔孔祥熙先生(霭龄丈夫)的连襟”。宋美龄同蒋介石结合后，蒋、宋、孔结为一体了。这就对旧中国历史的发展有许多积极的与消极的影响，从总体上讲，给中国人民酿成了许多灾难。
附：“宋氏三姐妹”中宋霭龄、宋庆龄的婚姻
1.幕后施政的宋霭龄
宋氏三姐妹的婚姻，为三姐妹以“三才女”闻名中外创造了条件，也为宋氏家族的“飞黄腾达”提供了契机，宋家被人称为“最会政治联姻的家族”。
在一个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男人的地位与权势将给他们的妻子提供施展才华的空间与机会；民国建立后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变，则为女性的参政议政打开了方便之门。在这样的背景下，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美国高等学府的宋氏三姐妹，凭着她们的才华，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有了突出而不同的表现；而她们的才能及所处的地位，又为宋家三兄弟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和政治上的保障。
宋霭龄与孔祥熙的联姻，是宋氏三姐妹中最缺少新闻、最没有轰动效应的一桩婚姻，但是对他们的父母来说，则是最感欣慰、也最满意的一桩婚姻。
宋霭龄与孔祥熙相识于美国纽约，那是在一次晚会上，当时的孔祥熙正在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二人彼此均未留下深刻的印象。数年之后，他们在日本再度相遇。当时，孙中山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失败后亡命日本，作为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霭龄随同前往。不久，宋耀如携全家逃到日本。这时，有一个年轻人也急匆匆地从上海东渡日本，开始了流亡的生活，此人正是孔祥熙。孔祥熙出生于1880年9月，山西太古县城西郊程家庄的一户姓孔的家庭。他在10岁那年因病被送入基督教会开设的仁术医院医治，从此孔祥熙与教会结下了不解之缘。未等病体痊愈，孔祥熙几乎已成了一名虔诚的小基督徒。不久，孔祥熙入教会“华美公学”读书，毕业后经华美公学教师、传教士魏渌义介绍，到直隶(河北)通州的美国教会学校——“潞河学院”继续求学。其间，有两件事对他的未来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一是当时的孔祥熙已对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心所向往，曾于1899年与同学们一起仿照孙中山的“兴中会”，筹组了“文友社”；二是在1900年发生的“山西教案”中，孔多次用重金贿赂买通看守，看望被拘押的传教士，并帮助其中的3名女教士越狱逃跑。鉴于孔祥熙在“山西教案”中对教会表现出的忠诚与贡献，1901年孔从潞河学院毕业后，即由一名教士提名，由校务委员会决定，全额资送孔祥熙赴美国欧柏林大学留学。1905年毕业后，孔祥熙接着进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继续深造。其间，他曾专程去拜见当时正在美国的孙中山，当面聆听教诲。1907年，孔祥熙毕业回到家乡，从此他以山西为活动基地，经商、办教育，很快就小有成就。同时，孔祥熙也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并保持与教会及外国势力的联系。
1908年，孔祥熙娶了结发妻子韩玉梅，二人十分恩爱。4年后，韩玉梅不幸病逝。1913年，孙中山在南方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孙致信孔祥熙，望其赴沪参加革命。然而，未等孔抵达上海，“二次革命”已经失败。孔祥熙于是追随孙中山逃到日本，并出任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在孔祥熙的主持下，青年会出现了勃勃生机。在旅日的华人基督徒中，孔祥熙一时成了新闻人物，并引起了宋耀如的注意，他决定亲自上门去结识这位受人称赞的年轻人。孔祥熙与宋耀如有着许多相似的经历，皆留学美国，就读过教会学校，是虔诚的基督徒，回国后既经商又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如此多的共同话题使两人一见面即有相见恨晚之感。他们的交谈非常投缘，转眼几个小时就过去了，他们却意犹未尽，宋耀如当即邀请孔祥熙到家做客。孔祥熙如约来到宋耀如在东京的住宅，意外地见到了在美国纽约曾有一面之缘的宋大小姐霭龄。异地重逢，加以父亲的引荐，两位年轻人都有一种欣喜而亲切的感觉，话茬一打开，便天南地北、无拘无束。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诸多方面的相似，使他们感到彼此是那么的合适，性格上的互补更使他们感到有一种不可或缺的吸引力。很快，他们就由花前月下的谈情说爱走向了婚姻的殿堂。1914年春天，孔祥熙与宋霭龄在宋耀如的新居所在地横滨举行了婚礼。他们先在教堂举行婚礼仪式，然后出席宋家举办的结婚宴席，最后新婚夫妇乘车去外地度蜜月。
大胆泼辣、能干而世故的宋霭龄深深懂得在一个男人的世界里，女性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以及社会对妻子这一角色的期待心理。成为孔夫人后，宋霭龄立即收敛锋芒，低调活动，以一个“贤内助”的身份，协助孔祥熙从事各项活动，并精心打造孔祥熙，使其尽快出人头地。宋霭龄在美国的同学曾为她预言：“领袖的妻子是个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于她的远见，中国正大步前进。”虽然她的丈夫不是领袖，但她是其丈夫名副其实的“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于她的远见，她的丈夫平步青云。
婚后，宋霭龄设计的第一项活动是跟随夫君回山西太古老家省亲。1915年秋天，宋霭龄第一次以孔家媳妇的身份随丈夫回故里省亲。表面上他们是夫唱妇随，回去尽孝，实际上是负有孙中山托付的秘密使命，到中国北方去开展革命活动，这还只是孔氏夫妇回乡的一层用意。宋霭龄设计此举的另一深层的用意是让孔祥熙暂时离开被一大批广东籍革命元勋围绕着的孙中山，到革命党人力量薄弱的北方另辟自己的发展天地，积累政治资本。回到山西太古后，在宋霭龄的策划与支持下，孔祥熙凭借他原有的实力，放手开展活动。他们的首要活动就是整顿和扩建孔祥熙原先创办的铭贤学校。该校创办于1907年，由美国教会出资，原先规模很小，只有小学。办学可谓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一则可以培养儿童，报效故乡；二则可以发现并笼络人才，培植自己的班底；三则可以扩大影响，提高声望。
况且该校又是美国人掏钱，花别人的钱，培养自己的学生，既有名又有利，何乐而不为？孔氏夫妇在回国前就已决定要扩大铭贤学校的规模，以此作为孔祥熙活动的基地。为此他们在东京为学校采购了一大批教学器材与图书资料等，为将学校升格为大学预科做了种种准备。回国后，他们在教学方针和教学内容方面作了大幅度的改革，提出“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人才”，先后设置了数学、矿物、生物、国文、史地、音乐、体育、经史、英语等课程。为弥补师资之不足，宋霭龄甚至亲自登台授课，主讲铭贤学校大学预科的英语课。办学中，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宋霭龄又主动放下架子，走到学生中去，有时还邀请部分师生到家中共进便餐。这一新派作风，使孔氏夫妇很快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该校的许多学生日后成为孔祥熙发迹后的重要班底。在宋霭龄的全力策划下，铭贤学校的规模逐渐扩大，影响也随之增大，及至后来发展成为一所知名的学府。
在精心打造孔祥熙的同时，孔氏夫妇也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政治局势发展的动向。1916年初，袁世凯在北京称帝，这一倒行逆施的行为立即遭到了全国人民和革命党人的强烈反对。隐居晋中的孔祥熙在夫人的点拨下，在报上公开发表了一篇题为《上袁世凯书》的讨袁檄文，文中大骂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及他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该文经由孔氏夫妇共同创作，反复润色，以孔祥熙一人署名。整篇文章篇幅不长，却词锋犀利，气势不凡，很快受到世人的瞩目，并得到革命党人的好评。孔祥熙成了北方反对袁世凯的重要人物，这为他日后的发迹提供了又一“革命”的资本。
在太古期间，宋霭龄的成就可谓斐然。她一方面帮助孔祥熙树立了良好的政治形象，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一方面生儿育女，忙得不亦乐乎。1915年9月生长女孔令仪，1916年12月生长子孔令侃，1919年生次女孔令伟，1921年生次子孔令杰。在宋氏三姐妹中，只有宋霭龄在生儿育女方面硕果累累，而且是一花独放。
这些子女与小姨宋美龄有着尤为亲密的关系。宋霭龄虽较少抛头露面，但孔祥熙的发迹、孔氏家族的发财，无不浸透着她的“智慧”。
宋霭龄不愧是宋家的“领头羊”，她不仅在求学的道路上为弟妹们作出了表率，她的婚姻也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两个妹妹。可以说，正是孔宋联姻，为孙宋联姻提供了机会，而宋霭龄的“远见”更促成了蒋宋联姻。
成为孔夫人后的宋霭龄，在幕后的施政，一方面拉近了蒋、宋、孔三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激化了孔祥熙与宋子文的矛盾，进而导致姐弟关系的恶化。
2.嫁给“革命之父”的宋庆龄
1914年，正当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陷于逆境，不少革命党人意志消沉以至离开革命之时，宋庆龄来到了孙中山的身边，接替姐姐(霭龄因即将成为孔夫人，特介绍妹妹庆龄接替自己的工作)担任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实现了她青年时代梦想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的愿望。在担任孙中山的秘书期间，孙中山的伟大理想和坚强斗志直接鼓舞了宋庆龄，她对孙中山的感情由仰慕渐渐转化为爱慕；宋庆龄的才智与干练，她对革命的热情与信念，给了孙中山以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她的温柔体贴，更抚平了他心灵的创伤和流亡海外的孤寂。
1914年秋末冬初，倪桂珍因身体欠佳，需要回国“看中医，吃中药”。11月，宋庆龄陪伴父母回到上海，宋耀如在法租界霞飞路购买了一幢花园楼房居住下来。
临行前，宋庆龄对孙中山说：在我离开以后，你可以把来往的信札以及有关工作和建议，都记录下来，我回来以后再进行处理，这样，可以省去你许多时间。随后，宋霭龄随其丈夫回山西太古省亲。宋庆龄往来于上海和日本之间，从事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络工作。在一年的共事中，宋庆龄与孙中山的感情与日俱增。终于有一天，宋庆龄坦率地向孙中山表露了她的心声：
孙先生我已仔细地想了很久，我觉得没有别的比为你和为革命服务能使我更加快乐……我能帮助你做那种我已着手做过的工作，我能关心你，我喜欢这样从事于革命。
经过慎重的考虑，我深知除了为你、为革命服务，没有任何比这更愉快的事。我愿意这样献身于革命。我们结合在一起吧，永远帮助你做革命工作！
考虑到自己的年龄，孙中山有些迟疑。他劝宋庆龄先听听父母的意见，征得父母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