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易经与辩证法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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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或“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是老生常谈,是一个个体与群体的关系问题。就个体而言,又是如何处理好利他与利己、施与受的关系问题。

美国专栏作家信怀南,在“人生行旅”专栏上有一篇《看不见的那把秤》的文章,我读后颇有启发。文章大意是说:“放眼四顾,这是一个充满乱象、丑闻、贪婪、自私、背信、弃义……标新立异、哗众取宠、谎话连篇、是非不分和不公平的世界,也是一个好人受欺负、价值观错乱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他想做个试验:“看看一群陌生人,没有私心,不计个人名利,在教会,在政党,在同学、同乡、同行的小圈圈外,也能同心合作做好事。”他建议从中国大陆边远的贫困地区修建小学开始。

他也问了一个不客气的问题:“这两年多来,上我网站的超过十万人次,在这么多人中,如果有一百个人,每个人捐一百块钱,我们就有一万块钱。你知道一万块钱在中国贫穷的边远地区能做多少好事吗?我就不相信我连这一百个(其实是99个)人都遇不到!”宣布后不到两星期,他就收到超过两万元的认捐。其中一笔是9999块钱。这意味着作者只要出一块钱而不是一百块钱就凑成一万元钱。作者又说,在他收到那封信的当天,也收到一位既不具名,又不捐钱的来信:“问题是如果那个社会和环境不改变,你是白费气力。怪兽永远是怪兽,和怪兽相比,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

作者认为问题不是那个社会环境改不改变,问题是我们该问:“假若不是我,是谁?不是现在,是什么时候呢?”(If not me,who?Not now,when?)作者认为不管怎样,做好事应该现在从我做起。于是提出了心灵中那把“看不见的秤”的问题:“不错,我们的世界绝非完美的世界,我也知道我们个人的力量有限得很。但如果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把看不见的秤,秤的一端是付出,一端是收入。如果我们随时随刻都问自己:‘到结账的时候,是哪端多些呢?’‘如果该我结账的时候,付出和收入是55∶ 45对开的人生不应该是太难的事。’同情弱者,帮助孤贫是我们做人的最低要求和基本责任。”

这已涉及利己、利他的成分比例问题。每个人都有利己、利他成分,正如“人之初,善恶兼”一样。有人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也有人说“人不为公,人将不人”,人是社会性的动物,利己利他该是同时兼具,问题是孰多孰少,比例是否恰当,因而有合理利他主义与合理利己主义之分。

《易经》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却有崇阳抑阴的倾向。《易传》云:“继之者善也”,即继承发扬社会性利他和基因利他者就是“善”,也就是倾向于合理利他主义。我也持同样倾向。

我把“我为人人”放到“人人为我”的前面,就是强调利他行为即利他主义,也就是常说的“施比受更有福”。关于利他主义,西方有两种典型的表现形式:一是“仁爱的利他主义”,认为利他者的仁爱心或仁慈情感是人的本性。仁爱心作为道德的基础和标准,要求人无私地利益他人和促进人类的共同福利;二是“利己的利他主义”,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同时又有同情心、与人类成为一体的社会情感、利益他人的社会本能。任何人都以追求私利作为行为的出发点,但由于利他的本能,又最终使人以利益他人、追求社会共同福利作为行为目标,其行为的结果则使个人利益得以实现。

也有学者将“利他主义”分为“亲缘利他”、“互惠利他”和“纯粹利他”三种形式。“亲缘利他”指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自己的亲属提供帮助或作出牺牲;“互惠利他”指没有血缘关系的生物个体为了得到回报、为了更有利地实现个人利益而相互提供帮助;“纯粹利他”指不追求任何个体回报的利他行为。

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存第一,安全第二,第三需要就是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前两项需要主要从“利己主义”出发,第三层次的需要必须通过“利他主义”的行为才能实现。而不论哪一种“利他主义”,撇开动机和出发点不论,其共同的特点是:关心他人利益,甚至为他人利益而不同程度地牺牲一些个人利益。

“合理利己主义”是利己不害人;“合理利他主义”是利他不害己。我常常在想,以“合理利他主义”的观点去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当自己与他人双利双赢时,予与取的最低标准是55∶ 45对开;有时是“纯粹利他”,也即损己而利他,不追求任何个体的回报;但不搞利他害己。如看到一个小孩掉到河里去了,假如我会游泳,我会跳下水去救他;假如我不会游泳,我会大声呼喊:有人掉到河里去了,快来救人呀,快来救人呀!如不会游泳,也跳到河里去,不但救不了人,反而害己,丧失了生命,这是绝对的利他主义,就是利他害己了。我认为,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举动,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在一时一地是存在的,也合情合理的;但绝大多数人的一生一世中不可能完全做到“大公无私”,只有圣人或上帝能做得到。如我辈凡夫俗子一辈子能做到“大公小私”、“多心多意为人民服务,少心少意为自己谋利”,也就算不错了。

“一部《易经》观天下”,世界经济危机时,正是以“易道”观察世事的好时机。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正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所引起。2009年加州的经济危机表现较为明显,失业率已达12%,公务员已减薪5%,州长施瓦辛格的年薪只拿一美元。奥巴马政府也似学过易经的损益之道,增加对富人的税收,欲搞健保改革等事,损富益贫,力求保持或增加所谓“社会主义”因素。至于前些年西点军校的学**,世界首富、二富比尔·盖茨、巴菲特以大部分家财搞慈善事业之事,已广为世人所知。时危见人心,2008年四川大地震时,救灾救难、可歌可泣的事例许许多多,但也有保己不救人的范跑跑,以及建造豆腐渣教学楼的利己害人的建筑商。

继续发扬“我为人人”的精神,使“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利和谐达到高境界,如《礼记·礼运》对大同社会景象的描写:“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样的大同社会,我不知该称它为“为公主义”、“共产主义”,还是“乌托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