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贝塞斯达和日惹自立发展基金会的事例说明了非政府组织在作为国家替代机构维护人的安全时的积极作用。在贫困普遍存在之处，国家面临经济和执政合法性的双重挑战，公众对于国家的能力日益缺乏信心。在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可以对社会起到重要作用。当国家越来越被视做问题本身一部分的时候，非政府组织依靠尽心尽力的成员能够提出补充或代替政府政策的解决方案，用以减轻经济危机的不利影响。在这一方面，非政府组织可以把自己称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法行为体。
这两个非政府组织在将贫困安全化的过程中有多成功呢？从非政府组织在将贫困安全化过程中所体现出的成效这个角度讲，可以说，两者的确取得了局部的成功。尽管这两个非政府组织使得公众相信，国家在应对贫困问题上缺乏能力，从而使其接受了超越常规政策方法的解决办法，但是他们从安全角度谈论贫困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依然受到质疑。当非政府组织对平民进行组织和动员时，公众———至少在印度尼西亚———总是怀疑他们会引发一场带来混乱与动荡的革命。因此，非政府组织在努力使自己成为安全化过程中的行为体方面任重而道远。尽管他们成功提出了超越国家职能范畴的解决方法，两者仍然需要说服公众和国家，他们自己的方案在政治上、社会上、道德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可靠的。
非政府组织努力将贫困安全化会对国家决策产生哪些影响呢？虽然非政府组织的活动没有敦促政府将贫困视为一项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以应对的事务，但是他们在政府忽视和平民自我管理方面的言辞使得一些政府官员意识到贫困问题的严重性。尽管缺乏经济资源，政府还是被迫针对发展最为落后地区的穷人制定社会安全体系方案。在外界———世界银行、亚洲发展银行和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资助下，1999年至2000年间，印尼政府在重要食物、烹饪油和其他穷人基本生活物资方面投入了300亿卢比之多，约合300万美元。政府通常与非政府组织协作，使最贫穷的人民被纳入救助计划当中。尽管许多非政府组织因涉嫌腐败和虚假而被指责，社会安全体系方案还是对那些经济危机的受害者起到了临时补救的作用，特别是在贫困地区。
因此，虽然非政府组织将贫困安全化的努力没能直接促使政府机构采取紧急措施来应对贫困，但是他们将政府称为穷人的敌人的言辞和在国家范畴外实施方案的努力，使得政府最终对贫困的影响给予更多的关注。新政府———在选举中十分依赖选民的投票———无法承担与“反穷人（anti‐wonGcilik）”联系起来的后果，因为这样会导致其在下一届选举中失利。出于此原因，他们十分重视非政府组织对国家忽视的言辞的指责，从而对穷人给予了关注。正是从这个方面讲，非政府组织对政府应对贫困问题时的做法产生了影响。
与哥本哈根学派相比，似乎贫困的安全化进程使得在对待非传统安全因素时需要将国家之外的行为体（非政府组织）当做合法的机构。它对现今安全文献能在何种程度上认可非政府组织在维护指涉对象即被边缘化和被忽视群体的安全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了挑战。哥本哈根学派似乎依然坚持，国家行为即紧急政策，才是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本章内容表明，依非政府组织的观点，贫困作为一个安全因素，其解决方案应当超越国家职能界限之外，尤其是当国家出现问题或无法履行职能时。
确实，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建构于相对较少出现金融崩溃、侵犯人权和合法性受质疑问题的发达国家的经验基础之上。我们缺少对如何在面临严重问题的国家范畴内陈述非传统安全议题的概念解释。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危机、执政合法性危机、侵犯平民人权、强制执行及缺乏执政能力的时候，我们必须允许国家之外的行为体保障那些处于危机中的人的生活，并且维护他们的尊严。
结语
安全概念的扩展使得国家之外的行为体都可以紧密参与到安全尤其是非传统安全事务当中去。就贫困而言，将其安全化的尝试与人的安全的概念密不可分，人的安全概念中将人作为主要的指涉对象。贫困的安全化似乎对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路径构成了挑战。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安全化包括了安全概念的扩展，其超越了国家和军事冲突的范围，以及安全化可以被看做是将特定议题极端的政治化，因而迫切需要政府的决策、公共政策以及资源调配，而在贫困安全化进程中，非政府组织作为行为体参与其中的实践对国家职能提出了质疑。因此，问题的解决应当包含国家之外的行为体。
与认为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办法应当在传统的政府行为和公共政策之内的哥本哈根学派不同，印尼的事例表明，在国家面临严重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的时候，非政府组织有能力提供解决办法。对他们而言，国家———由于腐败、虚伪官员的存在———会威胁到穷人的生活。因此，非政府组织坚持问题的解决方法应当来源于人民而不是国家。我们对于将贫困安全化的复杂本质探讨似乎没有为哥本哈根学派所预料到。我们需要继续将安全化的新概念予以发展，使得这个概念能够对超越公共政策和政府决策模式的紧急行动作出定义，用以为非政府组织作为行为体提供合法性，尤其是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内。非政府组织更为广泛地参与到捍卫人权、保护环境、减轻贫困、帮助艾滋病患者和解决冲突争端方面的事务之中，这表明了它们在非传统安全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强，而这种作用需要得到重视。这个发现意味着，非政府组织作为国家之外的行为体，在维护受国家忽视的弱势群体的安全方面承担了更多的责任。
然而，非政府组织试图成为安全机构所面临的挑战来自于公众对其能力和可信度的认可。由于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和成员并非由人民选出，而且非政府组织仅仅作为被边缘化人群的代言人，他们在陈述穷人面对真正威胁时的言辞也许不会完全使公众信服。这种情况下，非政府组织所缺乏的就是合法性，在陈述紧急局势时能够保证其权威性。但是，我们这个案例表明了非政府组织在将贫困安全化的进程中所取得的局部成功。虽然印尼政府没有完全被非政府组织将贫困作为重大安全议程的主张所说服，但是安全的指涉对象（贫民）在一定程度上相信了他们的安全受到威胁。
在CD‐贝塞斯达和日惹自立发展基金会的事例中，显而易见的是，安全的指涉对象意识到了由于国家在实施结构调整方案时期缺乏能力和兴趣来保护穷人的利益不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侵害，自己更容易受到贫困威胁。因此，这类非政府组织能够动员自身内部力量质疑当地领导的决策，并宣传他们自己提出的解决方案。总而言之，在说服安全的指涉对象采取超越对国家的依赖而制定发展方案和采取相应举措方面，非政府组织取得了局部的胜利。这使得贫困人群可在CD‐贝塞斯达和日惹自立发展基金会的协助下，制定一个协作方案来共同解决他们所面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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