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工业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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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两宋时期对西湖的历次治理(1)

两宋时期,是西湖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北宋苏轼对西湖的治理,使西湖美名远扬;南宋时期,杭州作为行都,西湖更是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历届地方郡守,都着意对西湖的维护和治理,使西湖的治理更加频繁,湖光山色也更为精致。

一、北宋苏轼之前对西湖的治理

在北宋统治的一百六十多年中,杭州官府对西湖进行了多次疏浚。由于民生所系,因此北宋时的许多贤牧良守,都把疏浚西湖、畅通六井作为施政的重要工作,为西湖的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比较唐宋两代治理西湖的情况,可以发现北宋对西湖的治理与唐代有较大的不同,关于这一点,清人吴农祥在其《西湖水利续考》中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唐之水利,夺湖于江者也。夺湖于江,其法利用潴湖,使江不至于侵湖,而郡受其利矣。宋之水利,分湖于江者也。分湖于江,其法利用卫湖,使湖强而江弱,湖为主而江为辅,而郡受其利矣。”这段论述,很明确地指出了两朝对钱塘江与西湖关系处理上的不同。

宋代对西湖的治理,文献中所见最早的是在真宗时期。

从五代吴越国末期至北宋初,西湖长年不治,葑草湮塞占据了湖面的一半,“分湖于江”的水源不足,导致漕河失利,江河行舟不通,六井复近于废塞。直到真宗景德四年(1007)九月,工部员外郎兼侍御史知杂事王济出知杭州,才开始了对西湖的治理。王济,字巨川,饶阳人(今河北衡水),是一位性格刚直、决事无所畏避的地方官。在看到西湖的凋敝之状后,即上奏疏浚西湖。他不仅疏浚西湖,还修建了西湖的闸堰设备,在湖边增置斗门(可蓄泄湖水的闸门),“以备渍溢之患”;在修完湖后,还把白居易的《钱塘湖石记》重新刻在湖边。然而,不久就“僧民规占者已去其半”,半个西湖就被僧俗等侵占去了。

天禧三年(1019),宰相王钦若被罢相,以太子太保出判杭州。次年七月,王钦若因“酒榷增羡,狱空”,颇有政绩而得到嘉奖。接着,他又奏请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止百姓抓捕湖中鱼鸟,以“祝延圣寿”,为人主祈福,获准。从此以后,“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万岁寿”。天禧五年,知州王随为之作《杭州放生池记》,立碑于西湖北岸的昭庆寺西石塔头旁,记曰:“……因上言,是湖也,最为胜景。俯濒佛宫,居人鱼食,尽取其中。国家每以岁时祈乃民福,星轺至止,精设于兰若,羽服陈仪,恭投于龙简,愿禁采捕,仍以放生池名为请。”但是禁民采捕以后,反而使湖面的葑草长势更盛,淤积更甚。

仁宗庆历元年(1041),枢密副使郑戬因为宰相吕夷简所忌,被罢,以资政殿学士知杭州。当时西湖由于自然的淤积,加上人为的破坏和污染,又发生了严重的葑土湮塞情况,而且出现了沿湖多处地方被豪族和僧寺侵占的情形,使本来就已湮塞的湖面更加狭窄。于是郑戬征发了杭州府所属各县的丁夫数万人,疏浚开挖西湖,拆毁湖中的建筑和园圃,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浚,使沿湖风貌重现旧观。此事报知朝廷后,宋仁宗特意下诏,命令杭州本郡的地方官“岁治如戬法”。

李泌时开凿的六井中,金牛井很早就湮废了,六井事实上只剩下了五井,城中用水还是很紧张。于是,在仁宗嘉祐五年(1060),知州沈遘就令人在六井南面人口较集中的美俗坊,又新凿了一口供水量特别大的南井,仍然是引西湖水入城,以供城中百姓的饮用,后人称之沈公井,又名惠迁井。后来,为了保护西湖的环境,他又禁止抓捕湖中的鱼鳖,以保护湖水的洁净。

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苏轼到任杭州通判。次年五月乙未,北宋名臣、理学先驱陈襄由陈州移知杭州。当时六井已严重淤塞,沈遘所开的沈公井也已荒废不能用了,杭城百姓又陷于水荒之苦。陈襄在深入民间了解民情时,听到老百姓说:“六井不治,民不给于水。”立即回答说:“吾在此,可使民求水而不得乎?”于是在当年秋天,在苏轼的辅助下,请僧人仲文、子珪等二十多人承担重修六井的任务,开挖输水渠道,更换了输水管,补好了漏水之处,再引西湖水入井,使六井和沈公井又蓄满清水,城内的河流也获得畅通。后来苏轼在为僧人子珪请求封号的时候,还特意提到:“熙宁中,六井与沈公井,例皆废坏。知州陈襄选差僧仲文、子珪、如正、思坦四人,董治其事。修完既毕,岁适大旱,民足于水,为利甚博。臣为通判,亲见其事。”此外,他还派人对五代吴越时开凿的涌金池进行了整治。

六井修好后,第二年就遇到大旱,江浙一带各处的水井大多干涸,而惟独杭州的百姓没有受缺水之苦。可见陈襄修六井和沈公井给杭州百姓带来了多大的益处。

二、苏轼浚西湖筑苏堤

不过,北宋时期治理西湖最著名的郡守还是大文豪苏轼,他是西湖治理史上与唐代白居易齐名的杰出人物。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和政治家。他在政治上比较开明、正直敢言,因此往往得罪权贵,以致多次被贬。但在所历官的每一个州郡中,都勤政爱民,关注民生,兴修水利,革弊兴利,深得百姓爱戴,被敬称为“苏公”。他曾先后两次任职杭州,在杭期间,赈灾安民、治病救人、治理河道、浚挖六井、疏浚西湖,为杭州做了很多好事。

苏轼对其辖下的百姓是非常关爱的。如元祐四年(1089)七月出知杭州时,正逢杭州大旱,而在此前,从前一年的冬季开始,涝灾持续到当年五六月份,所以农民没能种上早稻。等晚稻种下,却又遇干旱,颗粒无收,粮价上涨,疾病也开始流传,灾情十分严峻。苏轼到杭后立即投入救灾活动,把原用来修葺官舍的钱改为先买粮米赈济饥荒。并于当年十一月向朝廷上了《乞赈济浙西七州状》,提出了赈济灾民的请求,重点是请求朝廷宽缓转运司来年的上供钱粮,同时制止官方抢购粮食,不致米价涌贵,小民乏食。其后他又连续七次上书朝廷,请求朝廷供米二十万石赈灾,并要求宽免秋税,免除了本路三分之一的上供米,又得到朝廷所赐度僧牒百道,换成粮米后赈济饥者,同时向周边产粮地区购入粮食存满常平仓,到第二年春季青黄不接时,将常平仓中的米低价出售给百姓,使杭州没有因饥荒而饿死人。

灾荒之际,瘟疫流行。杭州是水陆交会之所,疾疫死亡情况特别严重。苏轼乃派人做稀粥、药剂,救活了许多人。他又从自己的私囊中捐出黄金五十两,并广泛筹集捐款,创立了杭州第一家病坊“安乐坊”,为贫苦百姓治疗。他本人研究医道,精通药理,还亲自主持配制了一种有多种疗效的丸药,名为“圣散子”,价格便宜,疗效显著,深受老百姓欢迎。这样一位深爱百姓、也深受百姓爱戴的“父母官”来到杭州,将会给这个城市以及西湖带来怎样的新变化、发展呢?

北宋时期,在苏轼治湖以前,西湖虽有零零星星的整治,但一直未有彻底全面的治理。当时的情况是,湖中葑草疯长,占据了近半个湖面,湖水淤浅,不能向运河输水,导致漕河失利,水运不通,而城中的六井也复近于废塞。据《宋史》卷九七《河渠志七》的记载,当时西湖水面“葑积二十五万余丈,而水无几”。运河失去湖水的补充,只能取给于钱塘江水。

苏轼曾先后两次出任杭州的地方官。神宗熙宁四年(1071)十一月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之职,熙宁七年七月卸任离杭。元祐四年(1089),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再次被贬,出任杭州知州。两次来杭,虽然相隔不过十几年,但西湖的沼泽化速度在这段时期中却是相当迅速的。苏轼本人有言:“熙宁中,臣通判本州,湖之葑合者,盖十二三耳;而今者十六七年之间,遂塞其半。父老皆言,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

熙宁四年第一次来杭州任通判的时候,到任之初,苏轼就去访问民间疾苦。当时城中的父老纷纷向他诉苦,特别讲到唐代白居易疏浚西湖时引西湖水入运河,作为运河的水源。而到了此时,由于西湖日渐湮塞,湖中蓄水不足于用,西湖已无水可输,运河失去了湖水的补给,只能引钱塘江水入河。钱塘江中含有沿途挟带的大量泥沙,江水引入运河后,水势顿减,流速变缓,水中的泥沙就在运河中迅速沉淀淤积起来,阻塞了河道。为了维持运河的畅通,当地只能对运河三五年一浚,否则运河也将废毁了。而每次浚河,都要大动干戈、劳民伤财,“每将兴工,市肆汹动,公私骚然,自胥吏壕寨兵级等,皆能恐喝人户,或云当于某处置土,某处过泥水,则居者皆有失业之忧,既得重赂,又转而之他。及工役既毕,则房廊邸店,作践狼藉,园囿隙地,例成丘阜,积雨荡濯,复入河中,居民患厌,未易悉数。若三五年失开,则公私壅滞,以尺寸水欲行数百斛舟,人牛力尽,跬步千里,虽监司使命,有数日不能出郭者。其余艰阻,固不待言”。因此对运河的定期疏浚也成为市井百姓的大患。

这次通判杭州,他虽然由于权限不足,未能对西湖的治理作具体的工作,但对于西湖治理的急迫性已有深刻的了解,也有了整治西湖的念头。宋时通判只是地方的行政副职,凡事由知府作主,因此当时他尚无实际决策权,难有大的作为,治理西湖的计划也终未能施行。不过他虽未治湖,却提出了一些关于水利建设的建议,特别是探索畅通六井和沈公井的方案,为当时的知州陈襄所用。

元祐四年(1089)七月,苏轼再次来杭州出任知州。当时杭州水旱交加,民生恐慌,西湖湖面近半已经淤塞,旱时濒湖良田得不到灌溉,雨时杭州城内几成泽国。而运河由于得不到及时的水源补充,也变得干浅,城中水运也陷入困境。于是他在到任三个月后,即于当年十月兴工开浚茆山(今东河)和盐桥(今中河)二河各十余里,到次年四月竣工,使两河“皆有水八尺以上”,“公私舟船通利”。然而,运河虽然疏通,但潮水仍时常侵入河内,泥沙淤积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于是苏轼又接受临濮县主簿监在城商税苏坚的建议,从四月开始又继续在茆山河上作堰闸,使茆山河专门承受钱塘江潮水;又命人在西湖和盐桥运河沟通处修建了函闸,每日按时启闭,使作为城市交通命脉的盐桥运河专受湖水,而不受江潮的干扰,既保证了西湖水的蓄泄,又免于钱塘江潮侵入城内运河。如此,城内河道畅通,沿河斥卤情况得到了改善,使日益扩展的杭州城对西湖的依赖关系达到了顶点,为西湖在今后立于不废之地建立了牢固的基础。

城中的六井,经白居易的治理以后,到北宋时,又几乎荒废了。熙宁中通判杭州时,苏轼曾与知州陈襄一起修治过六井,但当时的修缮还不够完备,因此到此时又溃坏了。因此苏轼在整治运河之余,又对六井作了彻底的修理,修复了已逐渐淤塞的六井和沈公井,将原先“开阴窦”用的竹管全部改为瓦筒,外面再用砖石进行加固,使底盖紧密,可以经久耐用。另外,他还利用多余的水量,在仁和门外离六井最远处新建二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

赈灾安民、疏浚运河、修缮六井等一系列行动,使杭州城的老百姓看到了新任知府对当地百姓疾苦的关切,也看到了治理西湖的希望。于是本州的父老农民“相率诣轼陈状,凡一百五十人,皆言:‘西湖之利,上自运河,下及民田,亿万生聚,饮食所资,非止为游观之美。而近年以来,湮塞几半,水面日减,茭葑日滋,更二十年,无西湖矣’”,请求苏轼疏浚西湖。与此同时,地方官吏也向苏轼积极进言献策,如当时的钱塘县尉许敦仁就向他献彻底清除葑草之计。由于西湖水浅,因此湖面的葑草长势迅猛,成为治湖的大患。许敦仁从吴人种菱中得到启示,认为“若将葑田变为菱荡,永无茭草湮塞之患”,建议苏轼雇人开湖,“候开成湖面,即给与人户,量出课利,作菱荡租佃,获利既厚,岁岁加工,若稍不除治,微生茭葑,即许人刬赁,但使人户常忧刬夺,自然尽力,永无后患”。即将湖面划分给农民种植茭菱,作为交换条件,赁湖的农民必须保证及时芟除湖面的葑草,一旦不能及时除去,则即将原有的湖面划归他人种植。如此,农民必然尽心尽力地去除葑草,而西湖也将永无葑草之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