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工业杭州西湖治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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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西湖治理概述(2)

除了以上的这些理由以外,西湖作为风景旅游湖泊,秀丽的湖光山水也是决定它不能被湮废的一个主要因素,而且越到后世,这一因素的重要性也显得越突出。特别是从五代吴越国进入到北宋、南宋时,随着杭州成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湖又增加了一个新的重要功能———旅游业,被迅速开发为别具一格的风景区。上自官家富豪,下至市井庶民,都需要这样一个公共的休憩大公园。事实上,到元明以后,杭州的地下水质已逐渐变好,不再是斥卤之地了,而下游农田的灌溉,也逐渐不再依赖西湖水源了。此后对西湖的疏浚,特别是清朝以后,主要就是为了观景的需要。

西湖作为风景名胜湖泊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古时浙江有三大湖泊———鉴湖、西湖和湘湖。在西湖之前,浙江最负盛名的是鉴湖。据清张岱《西湖梦寻录》卷一《西湖总记·明圣二湖》的记载:“自马臻开鉴湖,而由汉及唐,得名最早;后至北宋,西湖起而夺之,人皆奔走西湖,而鉴湖之澹远,自不及西湖之冶艳矣。至于湘湖,则僻处萧然,舟车罕至,故韵士高人无有齿及之者。”可见,西湖的闻名,是从唐代白居易疏浚以后才逐渐开始的,到北宋时,就取鉴湖之名而代之了。及至南宋统治期间,西湖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游览胜地。杭州此时既是南宋首府,又是商业文化和经济中心,不仅引得国内游客纷至沓来,而且也吸引着遥远的西亚和欧洲的商人、贵族们。因此,对于西湖,只有斥资疏浚整治的理由,却没有任其缩减消亡的道理。

如此,同一地区其他湖泊的湮废,增加了各地的耕地,发展了地方的农业生产;而西湖却因其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而独存于世,为今天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旅游资源。时至今日,西湖已经成为杭州现代化旅游业发展中最重要的核心。如今,广大市民的生产、生活早已不再依赖西湖水的供给,但湖山资源在旅游上给与人们的贡献,将超过历史时期对于城市供水的功绩。纵使西湖至今也没有停止过淤积湮塞的进程,但依靠今天的技术水平和技术条件,防止西湖沼泽化的发展已不再是难题。

历代对西湖的整治与疏浚,是使西湖今天能成为著名风景湖泊的重要原因。早期疏浚西湖完全出于农田灌溉与杭州人民生活饮用之需,嗣后经历代整治疏浚,始具装点湖光山色之作用。因此,西湖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不断淤积和疏浚的历史,假如没有一次次的疏浚,西湖早已成为平陆。而先人的高明之处还在于,这些疏浚出来的淤泥恰恰被用来造就了西湖的景观。

二、历代西湖治理的主要举措

疏浚西湖,对于杭州和西湖本身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西湖聚环湖“南北诸山之水,汇七十二泉之源”,因此易受季节及气候的影响。“春暖则葑草蔓合,雨骤则沙石冲击”,所以沼泽化的速度相当快,虽屡加开浚,但旋即淤积,只要有几十年的时间未加疏浚,葑积的情况就非常严重。而且从历史上来看,开浚西湖,常常会面临很大的阻力,遭到许多人的反对,而且也非常费工费钱费时,可以说是一件需要任劳任怨的事,甚至还有人因此而间接丢了官,所以前人才有“非有廉毅之才,豁达之度者,不能举也”的感叹。北宋苏轼疏浚西湖时,“既疏利害于朝廷,复具申三省,筹划明悉,无可摘索”,而御史贾易还是弹劾他“科骚部内,以事游逐”。虽然这次弹劾未被采纳,但宰臣仍两次请求罢免他的官职。到了明朝杨孟瑛时,终以锐意行事,清理被圈占的西湖田地而“为豪右所忌”,最终被罢了官。从清末道光年间的疏浚过程看,浚湖的申请程序也非常繁琐,公文往往复复数十道,对于具体的操作方法需要一遍遍地重复确认,非常耗时耗费精力。因此历史上每一次的西湖疏浚,都是一件兴师动众的大事,不仅史书上要大书一笔,而且主持疏浚的官员一般都会青史留名,百姓对他们也会深怀崇敬之情。

从前历代对西湖的疏浚,主要着眼于对湖泥的疏挖和修筑堤坝、清理侵占等方面的内容。在张建庭主编的《碧波盈盈———杭州西湖水域的综合保护与整治》(下文简称《碧波盈盈》)一文中,对唐代到民国年间一千多年西湖水域的维护与治理,从方式、方法和手段上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指出历代对西湖的治理,大概可以总计为九方面的举措。这九条总结,基本上涵盖了历代对西湖治理的举措,故引录其原文如下:

1.筑堤捍湖

唐代白居易在西湖东北隅筑堤阻止湖水外溢,依时蓄、泄,维持了湖水蓄量的稳定,确保了西湖水体的长存。

2.人工疏浚

这是历代保护、整治西湖水域的主要方法。规模较大的有北宋苏轼,明代杨孟瑛,清代李卫、王钧等,其余局部疏浚更是不计其数。

3.专一开浚

始于五代吴越国王钱镠在位时,即建立常设机构,配备专职人员对西湖施行浚、治结合的常年维护。历史上凡社会处于上升、发展的时期均有之且成效显著。

4.设置版闸

在西湖溪涧水道口铸造闸门,量度水势加以调节,遏制浮沙及污物入湖。

5.建造滚坝

坝址分别位于赤山埠、丁家山、茅家埠和金沙港,以水势好大的金沙港滚坝为最。清雍正年间(1723—1735)所筑高五尺,阔二丈四尺,两岸有大石块砌墈。坝内开挖贮沙池,深度达十丈,用以积贮流沙,随时清除。坝外另筑闸门调节涧水的流速、流量。

6.严加禁约

自白居易撰《钱塘湖石记》立示湖畔以来,历代有识官吏皆仿效之。这既强化了规章和宣传,又有利于查处违约人事。

7.疏导溪流

西湖水源好坏,直接影响水质,历代凡重视西湖保护者均将水源疏导一并纳入整治。

8.绿化美化

历代治湖,均能顾及西湖水域的环境治理,并且认识到植树、栽花、种草,“岂止饰游观、追啸傲也,所以坚堤堑、翼根基”。

9.引水应急

历史上遭遇大旱而通过人工引水补充西湖蓄水量,如南宋淳祐七年(1247)。

然而,今天的西湖,除了原来的淤泥、葑草等问题外,又面临着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湖水的富营养化问题。湖泊水质的富营养化是一个世界级的治理难题。所谓富营养化,是一种氮、磷等植物营养物质含量过多所引起的水质污染现象。在自然条件下,随着河流夹带冲击物和水生生物残骸在湖底的不断沉降淤积,湖泊会从贫营养湖过渡为富营养湖,进而演变为沼泽和陆地。本来这是一种极为缓慢的过程,但由于在现代化社会中人类的活动,将大量的工业废水、生活污水以及农田径流中的植物营养物质排入湖泊中。由于水体当中的氮、磷等指标偏高,在湖水相对静止的状态下,水生生物特别是藻类由于有充足的营养,容易大量繁殖,使湖水中生物的种群种类数量发生改变,破坏了水体的生态平衡。数量众多的水生生物死亡后沉积到湖底,被微生物分解,消耗大量的溶解氧,使水体溶解氧的含量急剧降低,水质恶化,导致水体出现透明度降低、藻类异常繁殖等现象,影响水体的生态环境,以致影响到鱼类的生存。而在湖泊出现富营养化时,由于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往往使水体呈现蓝色、红色、棕色、乳白色等。藻类遮蔽阳光,使湖泊中的底栖植物因光合作用受到阻碍而死去,腐败后放出氮、磷等营养物质,再供藻类利用。这样年深月久,造成了恶性循环,并最终影响湖泊的继续生存。

前些年,由于西湖水质污染不断加剧,富营养化程度日益加深,因此多次被评为劣V类水质。从1997年到2009年,根据浙江省以及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对西湖水质的评价,基本是处于V类或劣V类的水平,最好的年份也只是Ⅳ类,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水体中总氮和总磷的指标偏高。因此近年来对于西湖的治理,除了疏浚、建坝等措施以外,还有引水、泄水、湖面保洁等一系列综合保护工作,其最终目的是建立西湖生态系统的和谐与平衡,以走上良性循环的发展轨迹。

三、华信筑堤开治理的先河

根据文献资料的记载,最早对杭州的水利进行治理的人是东汉时的华信。

华信,史籍未详载其生平,今日只能从流传下来的极其有限的文字记载中,得知他是东汉时人,曾任会稽郡(今浙江绍兴)议曹。在汉代,议曹是地方郡守的属吏,协助郡守进行日常的政务工作。

在东汉时,钱塘县已有一定的发展,经济也比较发达,但是县境南面濒临钱塘江,汹涌澎湃的钱塘江潮来势凶猛,经常侵入城内,严重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和生产。根据南朝刘宋元嘉间(424—453)曾任钱塘县令的刘道真《钱唐记》的记载,当时为了根治这一灾害,守护地方百姓的安宁生活,抵御潮水的冲击,以议曹华信为首的有识之士,开始向县内一些有钱的大户募集筑堤用的资金,然后用这些钱招募百姓运土石到“县东一里许”的钱塘江边,用这些土石在西湖与江海之间修筑起一道捍海塘,用以阻遏潮水的入侵。捍海塘修筑成后,海水再不能进入城中,从此西湖终于与大海完全隔绝,成为一个内湖。据刘道真《钱唐记》的记载:“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与钱一千。旬月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即官府在最初招募百姓时,许诺每运土石一担到指定的江边,即给铜钱一千。于是当地百姓纷纷肩挑车推,蜂拥运土石到钱塘江边,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便筑成了一条捍海塘。如此,城市免除了潮水的威胁,原先在灵隐山下的县治也迁移到东部平原地区,使城市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关于华信所筑捍海塘的具体位置,自古以来就有不同的看法。清代学者陈文述认为在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而现代著名历史地理学者魏嵩山先生则认为此塘“当沿今中河一线”。也有学者认为,“当在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大致北起西湖东北宝石山脚,南至西南万松岭下,相当于今湖东湖滨路、南山路一线”。更有人认为它是从葛岭东麓往东修建,又拐向南面,作圆弧状延伸,跨过两个沙州,又往西从吴山的北侧插到凤凰山、玉皇山脚下,全长不少于五千米。

在杭州、西湖的发展史上,华信率先开创了治理钱塘江和西湖的先河,可以说是杭州西湖治理的第一人,自从他筑塘以后,西湖(钱唐湖)才最终与钱塘江隔开。而事实上,华信的功劳还不止这些。由于华信筑的堤挡住了钱塘江的潮水,堤内的钱唐湖以东的沼泽地以及其他群山水流流不到的澙湖,反而干涸而变成陆地。而在堤外,潮水带来的沙子,更容易堆集在堤的旁边而扩大了沙洲,使得现在杭州市区的陆地面积也越来越大。这样原先住在钱唐湖西面、武林山麓的商贾和人家,就渐渐地从狭窄的小山沟迁到了钱塘江江岸地区,进一步又迁到了广阔的湖东地区。因此,清人陈文述在《西泠怀古集·钱塘怀华信》中称:“……《元和志》云华信汉时为郡议曹。按杭州本江水沮洳之地,信之所筑,即今钱塘门至清波门一带,江湖始分,涨沙渐远,白居易筑白堤,崔彦曾开沙河,至钱武肃射潮筑塘而郡始立,则信实杭之第一功臣。”

华信以后,再次对西湖的治理大概要到唐代了。根据现代《西湖志》卷一《西湖·整治疏浚》的梳理来看,自唐至清,西湖曾经历过上百次疏浚,其中较重要的疏浚共有二十三次,其中相隔百年以上有三次,最长时间为一百六十八年;相隔二十年以下有七次,最短时间为八年。宋代三百多年中共疏浚七次,平均约五十多年一次;明代近三百年中为七次,平均四十年一次;而清代自顺治九年(1652)至光绪二年(1876),两百多年中共疏浚了十一次,平均二十年左右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