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科中国网络传播研究2010(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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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章 2009年新媒体传播学年会综述(2)

四、社会交往的虚拟与现实

新媒体之所以谓之“新”,是因为它为人类的传播行为提供了新的媒介,使其具有了新的传播特性,即数字化和交互性。这是一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媒介,它很快地进入了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论坛、SNS类网站等Web2.0应用网站在网民中风行,MSN、QQ等更是上网者的必备聊天工具,网络已经悄然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社会交往形态。这一虚拟社会有何特点?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又是如何互动的?这是本次年会第五分论坛的焦点话题。

网络社区成为了研究者的主要关注对象。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黄少华以“广穆社区”为例,通过对广穆BBS讨论区中由帖子互动构成的网络关系的定量分析,探讨了虚拟社区中的互动网络。研究发现,“广穆社区”参与者借助帖子互动,形塑了一个包含讨论关系、情感互动、信息交流和帮助关系等多种类型互动关系的弱关系网络。中山大学王冰在研究包括SNS在内的虚拟社区发现,虚拟社区成员所构建的自我与虚拟社区参与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技术为促进交流的普遍性提供了条件,这一方面带来了人们自主空间的释放;而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人们的交往和参与行为却愈趋于“弱参与”。“弱”不但体现在参与的抑制效应,同时也体现于参与过程中互助和信任能力的下降,在社会网络里呈现出某种“原子化”的状态。

上述两项研究选取了不同类型的网络社区,前者所研究的“广穆社区”是由一群基于共同价值观的人在网上集聚而成,相对而言,这部分人群的情感联系比较紧密,参与的互动性也较强;后者研究的“上新讨论区”则是集聚着一群有着同样利益需求的人,他们的参与行为较不稳定,对社区的认同感也较低。虽然有此不同,但研究结果在证实了网络社区交往关系的多样性和互动性同时,都揭示了网络社区的弱关系网络与低参与度。可以想见,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在网络舆论高度热情的表面背后,恐怕有着大量的面目不一的缺乏行动力的参与者。

对网络社区的社会交往研究并没有局限于此,武汉大学刘于思考察了网民与媒介名人的“准社会交往”,通过对开心网和人人网(原校内网)两大社交网站318名用户的问卷调查发现,社交网站用户对社交网站和传统媒体的准社会交往使用、归属需要、独处经验、依恋风格、年龄及教育程度可在不同程度上预测其与媒介名人在友谊、接近和移情三个层面上的准社会交往程度。

广西大学江宁和《广州日报》罗爱萍在对南宁市6个城区共73所公办中学中的4所中学的840对学生及其家长进行调查后发现,在网络和新媒介的社会情景下,反哺成为提升父辈网络媒介素养的方式之一。同时,反哺的进程还与家庭沟通模式、家庭中父子两辈人日常的互动情况相关。文化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论述人类社会文化传递模式变迁时提出了“前喻文化”、“后喻文化”的概念,这实际上对传播学或社会学界亲子研究都很有借鉴意义,研究者透过网络和新媒介影响下的亲子关系,发现了明显的“反哺”现象,这正是米德所论述的“未来文化”、“后喻文化”的典型特征。

此外也出现了对网络人际传播的理论研究。四川大学张放回溯了网络人际传播的基本框架,即线索消除进路,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超人际模型和SIDE模型两大理论基石。他指出,网络人际传播的主导范式为经验主义研究范式,其特点主要有使用实证的研究方法、重视个体和小群体研究、多学科交叉等。这些归纳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启发后学者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使用新的研究工具,以进一步推进网络人际传播研究。

五、新媒体历史、发展与前瞻

从1969年投入使用的ARPA net开始算起,网络已有整整40年的发展历史,而手机的出现也已经是20年前的事情。回顾这一段时间的发展历程,展望今后的发展趋势,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对新媒体的认识。然而,不同纯粹的理论研究或是实证研究,对媒介历史的研究、对媒介发展的前瞻性需要研究者具备更加宏观的视角和抽象的思维能力,但也不能脱离材料而空谈漫谈。目前的国内传播学界对这方面的研究还是相当缺乏的,本次年会也有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探索。

华南师范大学纪燕妮介绍了新媒体在教育领域的发展。教育传播新媒体被分为基于互联网技术、基于数字广播技术、基于无线网络技术的三类。教育传播新媒体具有丰富与多元、个性与创造、开放与共享的特点。在分析和评点了交互式电子白板、教育博客、即时通讯工具等教育传播新媒体后,纪燕妮提出信息时代的新媒体选择应用应遵循适当选用、信息适量、适时传播这三个原则。

中国人民大学黄河在回溯手机媒体演变的动力、过程与趋势后提出了推动手机媒介变革的“三力”(技术、政策/法规、受众/用户)模型。在这三大力量的作用下,手机媒体的传者、受者、内容、渠道、传播效果都发生了本质性的改变,手机媒体对传媒业界的影响也将因此而变动,要点有三:其一,注意力在“内容”层面的聚焦;其二,移动性与自媒体化的结合;其三,“三屏合一”将进一步促进媒介联动。

近年来,微博客成为了博客之后互联网上又一引起学界重视的一大应用。厦门大学陈梁在分析了微博客的草根性、信息碎片化、内容多样化、传播渠道多样化、即时性、受众的相对稳定性和广泛性、自由和适度的沟通等特性后指出,和传统的社会信息传播方式相比,微博客作为一种新的社会信息传播方式,具有传者和受者空前庞大、传播环境随意多样、拥有多种传播渠道等优势。

清华大学雷建军和李政佑探讨了地球上网的几种可能模型,包括景区直播、商场店铺直播、服务娱乐场所直播、政府及权力部门办公直播、活动直播、私人场所有限度直播。在介绍了地球上网的技术实现后,他们指出了地球上网这一技术上的进步会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社会问题,包括公民的隐私问题、技术带来的阶级分化问题、政治问题等。

浙江大学韦路从整体上回溯了学界中对新媒体的研究的发展历程,指出多维网络、混搭、多传播是目前新媒体研究的三大热点。针对目前新媒体研究的瓶颈,韦路指出,未来的新媒体研究将会出现从技术中心到理论中心、先描述后推断、利用新媒体来研究新媒体这三种发展趋势。

六、新媒体理论与方法

理论与方法是一项研究的根基,对新媒体的研究也不例外。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从Web1.0到Web2.0,从门户网站到社区论坛,技术的变迁往往也给传统的理论与方法提出了挑战。在新的技术形势下,新媒体的研究究竟应该从何入手?年会的第七分论坛尝试给出了一些答案。

在网络理论研究上,学者们的研究思路主要有两种,一是“移植式”,即从其他学科引入相关理论或概念,创造性地用此解释网络传播的现象。中国人民大学彭兰就指出,可以借鉴社会学的社会网络理论研究SNS等应用构建的新兴社区。她认为,人们从传统虚拟社区向以自我为中心的社会网络的迁移,体现了网络使用者从社会归属需求向社会资本需求的升级,而印象管理、自我表达、情绪调节、社会交往、社会分享、社会参与等其他层面需求则与社会资本需求相辅相成。互联网上的社会网络对于个体的影响,目前表现在一对一的互动和社会网络对个体的结构性压力这两方面。

二是“再检验式”,用经典的传播学理论在新媒体环境中进行本土化的再检验。北京大学安珊珊和杨伯溆在研究了强国论坛的深入讨论版、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版、天涯社区的天涯杂谈版和新浪社区的新浪杂谈版的长帖后,发现BBS论坛中长帖的扩散未能完全印证经典扩散研究中所指出的S型曲线扩散,同时新参与ID数量也未能呈现钟型曲线规律。他们指出,网络BBS论坛中长帖的扩散形式是复杂的,其中议题类型偏好及“转题”和“ID互动”行为在极大地影响着长帖扩散的质量与参与规模,同时也造成了长帖讨论的低集中性与低参与度。

事实上,上述两种理论研究都是一种常用的传播学理论研究方式——“本土化”,从其他学科的范式到传播学范式的理论或概念转移的“理论本土化”,也有从西方到国内的传播学理论或概念的“社会语境本土化”。这类研究路径在某种程度上都体现了我国传播学理论发展的薄弱性。传播学理论研究,尤其是新媒体的传播学理论研究,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丰富而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这恐怕是很多学者有意识但难以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