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子山兵马俑绝大部分是头身分别烧制的，也有一部分是把头和身体用湿泥粘接后再入窑。其中马俑的制作工艺已经十分成熟，令人赞叹。由于马的体型较大，结构也相对复杂，所以被当时的工匠们分为头颈、身躯、四肢、尾以及双耳等部分分别模制后组装。马的眼睑和鼻翼十分传神，显然经过了精心修饰。嘴角部分有圆形穿孔，以示穿衔。马的身躯比较厚重，所以被分为左右模分别烧制，在腹下留有椭圆形孔，手可以伸进去，孔边有清晰的指捺痕。这个小孔作用很大，它可以保证在高温焙烧下俑坯不爆裂和变形。在身躯与四肢的结合处，都留有预先设计好的结合平面。马腿多制成实心，但腿的上部，也有中空或上端留有凹窝。
官吏俑是这批陶俑最成功的佳作之一，他们给人以足智多谋、沉着冷静、审时善断的感觉。在士兵俑中，尤值一提的是甲胄俑。他们头戴风字盔，身披铠甲，威风凛凛，在仅露出20平方厘米的面部，雕出眼、眉、鼻、嘴等部位，面型丰满，五官匀称，威严肃穆，充满锐气。
狮子山兵马俑，从整体来讲，显得比较拘谨，基本没有大动作的实战姿态，各类俑的职能多是通过手的各种姿势变化显现的。这些俑表情多深沉肃穆，特别是那些咧嘴欲哭的发辫俑群体，表现出阴郁深沉的情感，这就凸现了塑造这支队伍的主题思想。但是，在俑群中，也有少量表情明快者，这当与匠师们不同的境遇有关，在这些作品中也难免融进了匠师们自己的喜怒哀乐。
咸阳杨家湾兵马俑1965年发现于咸阳市渭城区正阳乡杨家湾村。出土步兵俑1965件、骑兵俑583件以及乐俑、指挥俑等，是一支威武浩大的地下军阵。总计约有人马“三千”之多，所以也叫“杨家湾三千兵马俑”，是我国所发现的第一批庞大的兵马俑群。这批兵马俑群出土于11个丛葬坑中，陪葬坑分布由南向北，东西两两相对．每个坑由地面向下先挖一个南北长，东西宽的竖井，再向左右挖一个土龛，有的埋马俑，有的埋人俑。步兵俑葬于大小不同五个坑里，最大的兵俑坑南北长3米，东西宽1米，最深的2米，浅的不及1米。最多殉葬300多个俑，最少的有100多个俑。
这些步兵俑一般分大小两种，大的身高48.5厘米，小的身高44.5厘米。大多数是有红、黄、白多种颜色。武士俑身披各式用红、白色描绘出甲片的黑色铠甲，有的背负箭囊，一手握盾，一手持武器。其中有一指挥俑，足着华丽的高腰靴，神气十足。骑马俑葬于大小不同的六个坑里，马有大小两种，大骑马俑高68厘米，小骑马俑高50厘米，马的毛色不一，有黑、红、紫、白四种。骑兵俑身着红、白、绿、紫服饰，一手握缰绳，一手拿武器。战马的缰绳、辔头、嚼子、马垫、肚带等彩绘齐全，马体壮膘肥，身躯矫健，前胸突起，四肢粗犷有力。马首略仰起，嘴微张，鼻孔下部胀起，两耳直竖，两眼炯炯有神，臀部、尾巴和俑的背部刻有记数的符号，似乎正在作战前的准备或凯旋而归。其形象生动传神，浑厚有力，塑造洗炼明快，线条简洁生动，是已往尚未发现过的。
济南章丘危山兵马俑2002年发现于济南章丘西部的危山。共发现汉代陪葬坑三座，其中一号坑为车马俑坑，二号坑是与墓主人生活有关的俑坑，三号坑除了石棺与木棺内的零星骸骨外，出土了一些陶壶、陶盆等器物。另外还发现了三四十枝箭头和一些不明用途的石丸。
一号陪葬坑呈南北向，其南北长约9.7米，东西宽1.9米，深0.7～0.9米。坑内摆放的车马兵俑自南向北排列。前排是身跨高头大马的５位骑兵，其后纵向分布着３驾气势雄伟的驷马立车和一辆轻便的双辕轺车，战车之间和左右侧规则分布着骑兵卫队。骑兵旁边还有担任牵马或左右护卫的立俑。在车队之后，是由100名陶俑组成的步兵方阵，前排士兵手持盾牌。据统计，陪葬坑内共有兵俑（包括骑兵和步兵）174个，其中步兵方队有100个，陶马总数为54匹。尽管历史久远和地下泥水浸泡，陶俑、陶马身上的色泽因脱落而斑驳，但是当初较为讲究的着色区还隐约可见。如陶马颜色便有灰底涂白彩、灰底涂红彩、黑色、灰白色之分。在第一排马车的左侧，两匹黑马头部还绘着红边白底的当卢纹饰。
二、彩陶塑
汉代的陶塑艺术除了最具代表性的兵马俑之外，可分为三大类。一是人物俑，二是动物陶塑，三是建筑类模型。有的互有混合，表现出某种场景，反映出当时生活生产的方方面面。
反映农业生产的，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等。动物陶塑有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建筑等各类模型明器，是指汉代墓葬中常见的、一整套特点鲜明的随葬器物，主要包括仓、灶、井、风车、碓房、圈厕、院落、楼阁、田地、池塘等，上述作品中有的也含有此类题材。
以下是几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
乐舞杂技陶俑
1969年出土于在山东省济南市北郊无影山南坡的一座西汉墓中。这是一组彩绘乐舞杂技陶俑，在长67厘米、宽47.5厘米的陶盘上，成功地塑了二十一个各具特点的陶俑，其中乐工、演技人和观赏者各七人。它展现了观赏乐舞杂技表演的完整场面。汉代贵族常常在宴会上举行“歌舞俳优”之戏，招待客人取乐。陶盘两侧的观者，宽衣深服，冠履整齐，他们显然属于社会上层人物。右侧三人面前置有两只陶尊，尊以贮酒，象征着宴饮。陶盘后侧一排乐工，使我们看到了当时乐队组合及其演奏的情景。他们使用的乐器，包括打击乐、弹弦乐和吹管乐。右首树立的大鼓是汉代百戏演出的主导乐器。击大鼓者左侧一人在击磬。乐架上悬挂的乐器是钟，乐工双手各持一槌，作敲击状。钟架旁一人击小鼓。钟、鼓都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击小鼓者左侧的乐工面前置有一瑟。弹瑟者旁边的两个乐工都是女子，她们身穿绕襟花衣，长跪吹笙。伴随着音乐的节拍，身着花衣的两名青年女子挥动长袖，跳起了轻快的长袖舞。头戴尖顶小帽的四名青年男子，着紧身短衣，腰束白带，正在做着精彩的杂技表演。居前还有一人，身穿红袍，双臂张开，身子扭动，手中别无所持，似乎是一个歌唱者。
整个作品在有限的空间中，展示了当时乐队的组合与演奏场景，并在精彩的表演中渲染出生动活泼的浓郁气氛。对于场景中的种种不同身份、职业的人物面部表情、身形、衣着，作品只是大轮廓地泛泛勾勒，着力表现的是人物各自特有的剪影式基本特征的捕捉与造型，在稚拙简朴中透露出一种豪放的格调。
击鼓说唱俑
灰陶制，高55厘米，制作于东汉时期，出土于四川成都天回山崖墓，现收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
说唱俑席地而坐，头部硕大，裹着头巾，前额布满皱纹，赤膊跣足，左臂环抱一个圆鼓，右手高扬鼓锤。这个说唱俑的表演仿佛已经进入了高潮，他得意忘形，神情激动，表情夸张，竟不自觉地手舞足蹈起来，甚至可以想象到在这个说唱俑的面前，正有一群兴致勃勃的听众在倾听着他出色的表演！这件作品也是研究汉代民俗和陶塑艺术的珍贵史料。
出土于河南的几件绿釉陶水榭
淅川县出土的作品，高45厘米，水池口径40厘米。由象征湖塘的圆盆与塔式亭榭组成。中央为圆形台座，座中设亭，亭为四柱二层建筑，各层为四面坡式，四角出脊顶层主脊上立凤凰。下层亭座中央端坐一人，似为主人。池塘有龟、鸳鸯、鹅、鱼等水禽鸟类或水生动物，池面停泊一船。池沿上有骑马俑、奔跑的三只鹿，丁字架上卧一对鸡，另有三只鹅、两只羊，池沿与台座间架一桥，桥上有两个迎宾俑，池边桥端设有一个弓弩手。这件陶水榭具有私家园林的一些特征，景物极富自然情趣，是研究中国园林建筑和桥梁、船舶的珍贵资料。
出土于淮阳九女冢的绿釉三层人形柱陶水榭。通高144厘米，面阔43厘米，进深47厘米。楼高为三层，可分拆组装。平面呈方形，每层皆为四阿顶，通体施铅绿釉。第一层前有廊，廊后有一室，室前有一“人”字形楼梯，梯旁有四个女俑，梯上有一裸体俑。第二、三两层造型完全相同，均为敞开的亭式结构，内置卧榻。亭四周有低平的围栏，每面附变形人体斗拱多个。亭四角立两两并排的裸体人形柱，裸体人有突出的乳房，下有男性生殖器。最上部的四阿顶各条垂脊上有鸟雀，正脊中部有口衔彩带的朱雀。楼建筑壮丽豪华，三层皆四阿顶，有挂拱、人形柱、云形雀替、挑檐枋及透雕卧栏等，这些艺术加工构件是我们今天研究汉代建筑艺术难得的参考资料。二、三层似为主人休息、乘凉、远眺之所，这种楼阁建筑，实质上是当时大地主的别墅。
出土于灵宝张湾的绿釉三层陶水榭。通高130厘米，长44.5厘米，宽44.5厘米。基座为一方形池塘，塘内有龟六个，鱼四尾，鸭一只，垣墙上有陶俑9个，其中一俑持弩机。池中矗三层楼，下层正门口坐一俑。四角有45度角的挑梁，上置一斗三升拱组成转角铺作。二楼平台上有两个吹奏俑和两个持弩俑，台内有一立俑，四角同一层檐下有四阿顶。三楼平台亦有两个吹奏俑和两个持弩俑，门内有一站俑。四阿顶，屋顶正中立一朱雀。通体施绿釉。三层望楼矗立于方形池塘之中，重楼叠阁，巍巍壮观，且在第一层檐下设有45度的挑梁，上有斗拱，承托替木组成转角铺作，以承托房顶。它是汉代渐趋成熟的木构建筑模型代表作之一。高楼立于池塘中，是居住、休息、极目眺望之所。持械者是安全守卫的部曲。
河南博物馆藏的另一件绿釉三层陶水榭。高45厘米，直径45厘米。绿釉陶水榭底座为一圆形盆状水塘模型，塘中耸立着亭榭，亭顶正上栖息着一只大鸟。亭榭、水塘和岸边，都塑有人物鸟兽，共二十余件。坐在亭榭正中的是庄园的主人。此外还有洒扫的佣仆、巡卫的骑士和供庄园主役使的家人。池塘中有小船漂荡，还有鸭鹅鱼鳖在水中嬉戏。岸边，有鸡、鸭、羊和奔跑的麋鹿。在汉代，贵族豪强为了憩息游乐，竞相修建楼阁苑囿，营造园林池塘。
第三节唐三彩
一、唐三彩的发现
1905年，陇海铁路西段，开封至洛阳的汴洛铁路开始修筑，铁路修至洛阳城北的邙山时，发现了不少古代的墓葬，在大批的唐代墓葬中，出土了为数可观的各种随葬物品，其中就包括大量的唐三彩。
因为在此之前，人们对唐三彩一无所知，所以这些早期出土的唐三彩遭到冷遇。许多人因为它的随葬品身份避而远之，或将之击碎，或听任其流失。这些唐三彩被古董商运到北京市场，往往被外国人收藏，不少精品至今流散在国外。最早关注唐三彩的国内学者有王国维、罗振玉等人，由于他们的重视和研究，国人才开始认识唐三彩的价值。
在此之后，洛阳地区不断有唐三彩出土。邙山以外的地区也陆续出土唐三彩，如洛阳市南的关林、龙门和洛阳市西的谷水一带，都有出土，其中洛阳市内出土唐三彩的地点就多达20处以上，所出三彩数量至少有500件。洛阳龙门的安菩墓，一次就出土三彩制品100多件。巩义市芝田镇，发掘了60多座唐墓，出土了一千多件三彩制品。
陕西的西安地区是后来出土唐三彩最多的地区，仅建国后，就出土了一千几百件唐三彩。比较出名的有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发掘的乾陵陪葬墓，出土了以唐三彩为代表的文物四千余件。其中，天王俑、镇墓兽、文臣俑、武士俑以及三彩碗、三彩盘等生活器皿，都是唐三彩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