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省籍议题”的发展演变
当“省籍情结”公开表达形成舆论，“省籍情结”就转化成了舆论议题，所以，“省籍议题”就是以“省籍情结”为关注对象的议题。“省籍议题”作为一种舆论议题，它和现实的“省籍情绪”并非亦步亦趋，尽管二者保持着极高的关联度，却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从总体来看，“省籍议题”走过了一个从“失语”到“悲情”再到“焦虑”的三个历史阶段。
一、“失语”阶段
在“威权时代”，“省籍议题”是一种舆论的忌讳。“省籍情结”客观上存在，但在舆论表现上却处于“失语”状态，这与“省籍情结”的客观现状极不相称。前述“省籍情绪”的缘起，从移民社会到日据时代，再经过“2·28事件”的历史积淀，以及国民党执政时不同族群地位与归属的现实反差，现实的“省籍情结”不仅存在而且还在时间的延续中积累着力量，但是在国民党的舆论管制和当时的政治文化下，“省籍议题”是忌讳的。“省籍议题”只能偷偷藏在属于“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本土化”议题中暗渡陈仓，但即便是“本土化”议题也被严重压抑。在党外运动所高举的三大舆论旗帜：“民主化”、“自由化”与“本土化”中，“本土化”比“民主化”、“自由化”更为敏感。国民党将“本土化”的舆论议题直接与“台独”议题挂钩，成为舆论中不可轻易触碰的高压线。因为“台独”无论在过去还是在现在，都没有取得被舆论广泛认同的“正当性”。这和“民主”和“自由”完全不同，国民党尽管要压制“民主”与“自由”，但是对这两个被全人类普遍认同的美好字眼，还是不敢或者不便将之视为舆论的禁忌。
特别是到蒋经国晚期，一方面在现实中逐步推动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并放松对舆论的管制，另一方面在舆论中也对“民主”与“自由”网开一面，但是在“省籍议题”等同于“台独议题”的关联下，“省籍议题”仍然被从严控制。即使在一些标榜走中道路线的民营媒体，它们对“民主化”、“自由化”、“本土化”等三大议题也有取舍与侧重。比如《联合报》和《中国时报》，它们比一些官方报纸（如《中央日报》）更积极地鼓吹民主与自由，但对包括“省籍议题”与“台独议题”在内的“本土化”议题同样十分警惕。两大报的四十年纪念文集社论选中，不约而同地都没有一篇关于“2·28事件”“省籍议题”的社论。一些不愿走过激路线的人则将包括“省籍议题”与“台独议题”在内的“本土化”议题改为“多元化”议题，鼓吹“自由化”、“民主化”与“多元化”并举。1971年12月台湾大学举办全面改选“中央”民代的辩论会，1972年1月《大学杂志》发表“国是九论”，聚集点仍然是民主、自由与改革，只是顺带提出应着眼于台湾本身的生存与发展。1975年8月的《台湾政论》的创刊，本土议题开始启蒙，借一些选举活动，“在野人士”开始公开地批判“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全中国”的理念，强调“台湾人出头天”。但这些舆论不是被打压就是无法进入主流舆论层面。1977年的“中坜事件”和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将“台湾独立”的理由公之于世，但国民党同样以“台独”为由予以镇压。在1983年发生着名的“台湾意识”与“中国意识”论战中，“省籍议题”仍潜伏其中。
这里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同为“本土化”议题，“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中的“台湾意识”议题最早冲破封锁浮出水面，而更被严厉打击的“台独议题”也在高压下暗潮涌动并偶尔露出水面，独有“省籍议题”是最后端出台面的。这与三大议题的特点有关。相比之下，“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的“台湾意识”（“台湾优先”）最容易获得正当性。而“台独议题”属于“政治理想”，即便镇压最狠但仍然可以被某些持不同政见者视为政治信仰而竭力追求。前两个议题都可以成为政治的“旗帜”或在大范围内或在小范围内被高高举起，它一旦被社会接受便成为社会公认的“旗帜”；它不被接受就可以成为反对的“旗帜”或另类的“旗帜”，所以它们能够较早成为台湾舆论的公开议题，而“省籍议题”不像前两个议题那样具有正当性或理想性。“省籍议题”挑动的是族群内部的矛盾，比较不容易端上台面，在全世界范围内挑动族群冲突的议题都是不得人心的，台湾是个例外（接下来要详细讨论）。但台湾这个例外要突破人们的心理承受力也有一个艰巨的过程要走。因此，表现出来的就是在“本土化”议题当中，“台湾意识/中国意识议题”中的“台湾意识”议题最早公开化和正当化，跟在其后的是“统独议题”中的“台独议题”，而“省籍议题”则最后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其“失语”的时间最久。
二、“悲情”阶段
严格意义上讲，“省籍议题”的公开化与大行其道，是在“解严”前后才出现的。
其突破口就是对“2·28事件”的翻案。直到1986年2月，台湾当局将“2·28事件”定性为台湾人“颠覆政府”的暴乱。“2·28事件”的阴影使台湾“本省人”长期背负着“颠覆合法政府”的“原罪者”的政治包袱。“解严”之后到李登辉上台，“省籍议题”的禁忌才通过“2·28事件”的翻案最终打破。而李登辉刚一上台，也把“省籍议题”作为分化国民党、巩固自己权力地位的杀手锏，在党内既无党政人脉也无军方资源的李登辉只能靠“省籍议题”诉诸“省籍情结”，从而在族群政治中获得力量，并为自己“本省人”的出身予以正当性的加持。1988年2月22日，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第八任总统”。在举行第一次总统记者会上，他公开宣布：“2·28事件是台湾人的悲剧。”这一石破天惊的宣告，标志着李登辉用“省籍议题”开台湾族群政治的先河。不管李登辉的动机如何，对“2·28事件”的重新认定，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当时的民意，长期被压抑的“省籍情结”喷发出来。作为文化对政治的呼应，1989年侯孝贤推出了以“2·28事件”为题材的《悲情城市》，该电影一播出即引发万人空巷，这标志着对“2·28事件”的反省深入人心。
对“2·28事件”的反省引发了对所有台湾历史的重新认定。克罗齐（Benedetto Croce）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对历史的反思总是与现实的解困相联系。“2·28事件”成为一个政治文化符号，此前国民党将之解读为“本省人”的原罪，如今的台湾人“积极地寻求影响力与自主权，开始脱原罪化，不再认为2·28事件是台湾人的原罪。台湾人开始走出历史的阴影，激进的人更开始将其神话化，作为对国民党抗争的图腾。”但李登辉对“2·28事件”翻案，决不是想把火烧到国民党，无论从权力斗争和地位巩固上，这都不利于其作为国民党主席及“中华民国总统”的身份。李登辉要的是借助“省籍议题”强化其台湾人（“本省人”）自己的“总统”身份，因此，作为政治文化符号的“2·28事件”在李登辉的操控下，其内涵不是指向民主与专制对抗的民主悲剧（这才是事件真正的属性），而是指向“本省人”被“外省人”欺负的“省籍悲情”，从而将国民党的原罪转化为“外省人”的原罪。陈映真指出：“由于政治力的推波助澜，二二八事件被无限上纲成国民党外来政权（＝外省人＝中国人）武力镇压台湾人民的事件，被扭曲成族群矛盾事件，甚至被极端建构成民族矛盾（中国人对台湾人）的事件；不断被渲染的这种历史观点，也就不断复制、扩大台湾内部的纷扰和与中国大陆的对立局面，使台湾永无和平安宁之日。”因此，事件的真相在翻案中再次被蒙蔽和更加被扭曲，“2·28事件”这一政治文化符号就从民主议题转变为彻头彻尾的“省籍议题”，“省籍情结”像决了口的洪水般汹涌而出。
“解严”后的这一阶段的“省籍议题”可以用“悲情”二字予以定调。侯孝贤的《悲情城市》电影从片名到情绪上都为这一基调作了很好的诠释。为什么别人有，我没有？为什么别人富，我很穷？为什么别人穿皮鞋，我却光着脚？为什么别人当大官有好工作，我却吃不饱？为什么别人的命金包银，我的命却不值钱？这一系列的问号追下来，全部指向两个字：“出身”。原来，别人命好，因为他们是“外省人”；我歹命，因为我是“本省人”。“省籍议题”勾起了“本省人”无数悲情的记忆。长期被压抑的“省籍情结”不断被挑起，也不断在释放。“省籍议题”的这种“悲情”到1994年李登辉接受日本作家司马辽太郎专访时发展到巅峰。李登辉宣称：“在台湾的中国人，始终被历史的命运所摆布，始终没有机会和权力决定自己的命运，长期以来潜藏着一股深层的悲情意识。”连贵为“总统”的李登辉都在感叹自己“生为台湾人的悲哀”，这怎么不让一些“本省人”激起滔天“悲情”。李登辉以自己特殊的地位，彻底为“省籍议题”的“正当性”背书。这种“悲情”意识以“什么时候才是台湾人的出头天”为舆论诉求，使得“省籍议题”成为动员族群吸收选票最佳的特殊工具，帮助“本省人”不断在选举中获胜，直至在2000年实现政党轮替。
由李登辉1988年打开闸门的“省籍议题”，也由他于1994年将之推向顶峰。1994年是“省籍议题”的转折点。如果说此前的“省籍议题”仅仅是从忌讳到公开的话，此时的“省籍议题”已经由公开而“正义”，尽管在此期间，民进党接过1988年由李登辉抛出的“省籍议题”的球玩转台湾，成为“省籍议题”的主要推动者和最大受益者之一。“民进党最大的武器是台湾情结，利用国会、媒体及群众运动等的交叉应用，将外省的党国大老锁定为卖台集团，配合李登辉团队的默许及提供资料，外省族群一一走入历史。”但“在野”的民进党在操纵“省籍议题”总是有操弄族群关系的不正当之嫌，而占据台湾最高位的李登辉在此登高一呼，“省籍议题”就转化为“正义”的化身，成为追求转型正义的舆论议题，尽管事后无数的事实证明，它推动了台湾的转型却没有推动“正义”。
三、“焦虑”阶段
当1994年“省籍议题”的“悲情”达到顶峰时，“省籍情结”的另一种情结从原来的悄悄滋生到普遍弥漫开来，那就是“焦虑”，这种“焦虑”来自“外省人”。 也就在1994年，“省籍议题”开始发生逆转，出现“本省人”与“外省人”主客易位和议题情绪与现实情感倒置的情形。表面上，“省籍议题”一直在打“本省人”的“悲情”牌，但是在现实中，“本省人”的“悲情”已成为历史，而“外省人”则开始生活在逐渐失去党政大权的失落感及“本土文化”大行其道的环境下，充满着不满和疑惧。外省人“真正的危机感来自他们多年坚持的价值、情感和付出不被承认，反而被当成外来者对待”。“省籍议题”的基调由原来议题的“本省人”的“悲情”与现实中“本省人”的“悲情”合二为一，变为议题是“本省人”的“悲情”而现实是“外省人”的“焦虑”。这种“焦虑”其实早在“省籍议题”的公开化和合法化时就在“外省人”心中种下阴影，只是由于国民党还在执政，这种“焦虑”还有寄托和幻想。到了1994年，“外省人”发现自己的国民党主席和台湾地区领导人都在为其“本省人”的身份而“悲哀”，这对于他们几乎是令人窒息的一击。李登辉承认自己曾经是日本人，宣称“中华民国”是外来政权，而国民党只有两岁。他不仅是在将台湾的政治权力重新洗牌，而且是在为国民党重新定位历史身份，更重要的是他用他的权势与地位从根本上颠覆了许多“外省人”所赖以生存的精神世界，摧毁了他们的价值取向与文化认同，使他们的全部历史——无论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都从原来道德正义的叙事沦为带着耻辱感的叙事。“外省人”在现实中不仅充满疑惧地感受到地位、权力与物质基础的下降，而且在一片“省籍议题”汪洋大海中发现自己像没有港口也没有锚锭的孤船，没有归属，也失去尊严。
“省籍议题”对“外省人”精神上的打击，远比现实中权力与地位下降更深刻地刺激“外省人”的危机意识。这种“焦虑”到2000年政党轮替时，彻底变为现实。原来“外省人”的“焦虑”还有对未来的半信和对现实的半疑，2000年后，这种“焦虑”从疑惧转变为真实的状况。“省籍议题”在“焦虑”和“悲情”的对抗中，转为“本省人”的鸭霸（蛮横）和“外省人”的寒蝉效应。本来在“省籍议题”上就没有优势而言的“外省人”进一步陷入了舆论的“沉默的螺旋”。当“本省人”早已过去的“悲情”历史仍然在“省籍议题”中不断重复与放大时，“外省人”却在“焦虑”中声音越来越小，乃至逐渐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