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哈军工17年办学成功，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和三军良将，多年辅佐陈赓、刘居英主抓教学和学员培养工作的张文峰功不可没。张文峰为人正派，心地善良，修养甚好，政策观念强，在政治运动频仍、左风劲吹、知识分子老挨整的大气候下，他以陈赓为师，正确掌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尽其所能爱护知识分子和保护老教师，难能可贵。预科物理教员邓飞帆、骆韫珠夫妇出身不好，在讲阶级斗争的年代里背上沉重的思想包袱。1958年，邓飞帆的父亲被打成大右派，上过《人民日报》头版。
为了划清界限，他们不得不与父母多年中断联系。60年代初，他们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没有人帮助带年幼的女儿，想送给父母带又怕犯错误。张文峰知道后，宽慰他们说：“你们尽管把孩子送去，将来如果出了问题，我替你们担当。”
1959年秋庐山会议后，全国开展“反右倾运动”，陈赓为了保护哈军工的老教师，让刘居英和张文峰带队，领着老教师到吉林省参观学习，躲开运动。刘居英工作忙，全程陪同的是张文峰。多年来，张文峰密切联系知识分子，倾听他们的意见，为他们排忧解难，成为知识分子的好朋友。
对青年人，张文峰亲切和蔼，平易近人，循循善诱。他总是鼓励学员说：“一定要有信心和决心，我可以从一个高中学生成长为一个革命干部，你们为什么不可以？”
1963年，笔者考入哈军工之后，时任学院副教育长的张文峰时常给我们学员作报告。他浓郁的山西口音，思路清晰、逻辑性很强的演讲，不看讲稿滔滔不绝的精湛口才，给我们这些年轻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文革”乱世中，笔者亲眼看到张文峰受到造反派的残酷迫害，他一身正气，保持了一位老党员、老战士的革命气节。
1970年，哈军工被肢解，主体南迁长沙，成立了长沙工学院。当时学院领导班子还是那个“革委会”，“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的局面没改变。在一片混乱和重重困难中显然需要加强学院的领导力量，原来哈军工院一级领导倒的倒，散的散，谁能出山支撑危局呢？
1970年10月26日，刚被“解放”不久的张文峰突然接到上边十万火急的通知：
广州军区首长有要事召见。张文峰风尘仆仆赶到广州军区，没等他歇口气，广州军区党委马上召开会议，军区常委几乎都出席了，请张文峰介绍哈军工的情况。作为哈军工建院元老之一，长期是院级领导人的张文峰侃侃而谈，从陈赓大将创办哈军工说起，把哈军工的发展历史和办学经验娓娓道来，直听得广州军区领导同志眉飞色舞，大有“听君一席言，胜读十年书”的味道。军区主要领导在会上告诉张文峰：“广州军区马上要向长沙工学院派工作组，但由于我们不懂办大学，所以由你来负责具体的领导工作，就是说，实际上你是学院的负责人。”
历史把工作经验丰富的张文峰推到长沙工学院的领导岗位，11月中旬，张文峰走马上任。在“四人帮”猖獗的艰难岁月里，国防科委只给了600万元的安家费，但后来又通知学院，鉴于国家财政紧张，不允许动用这笔钱，要上交湖南省政府，最后省里只准长沙工学院动用50万元。没有房子，又没有钱，要把大学重新办起来，可真是难如上青天呀！
不久，广州军区工作组进了学院，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工作组陆续撤离。
风雨飘摇之际，张文峰成为长沙工学院第一把手，他勉力苦撑，克服南迁后的巨大困难，保持哈军工这支队伍不溃散。他的主要工作是为学院的生存而四处奔波，他找张爱萍、李达等熟悉哈军工又愿为哈军工说话的老领导们呼吁，要钱要物，而更重要的是希望重返军队，重新恢复哈军工。这些老将军理解哈军工人的心情，也都尽力帮助困境中的长沙工学院。
1972年，一股要求恢复哈军工的激情如春潮澎湃，在哈军工人中互相传递着。张文峰又去北京找张爱萍和刘华清。2月5日，长沙工学院正式向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军区和七机部呈送报告《请示恢复伟大领袖毛主席授予的“军事工程学院”名称》；3月22日，学院又向党中央呈送新的报告《关于军事工程学院的变迁及其现状的报告》。然而，这两份报告都石沉大海。许多哈军工的老领导，如刘居英、谢有法、徐立行、李懋之等都尽其所能，多方奔走呼吁，希望中央能恢复哈军工。11月13日，长沙已是岳麓枫红、湘江凝寒的时节，张文峰不灰心，又以“中共长沙工学院临时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向毛主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呈送言辞恳切的报告《关于请求恢复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报告中说：“内迁长沙，改名为长沙工学院后，因为校舍困难，有1/3的仪器设备至今未能开箱，还有近800名教职员工在哈尔滨没有来，教学、科研、生产难以全面开展。今年只招收了300名学员，部队学员不过100名。这是学院历史上最困难的局面。”“恢复军事工程学院有利于我军建设，也比较容易。……军工的基本力量还在，仅长沙就有一支1500人的干部、教师队伍，有价值约8000万元的仪器、设备。学院的干部、教师绝大多数来自部队，有一定的军事素养，积累了一些办军事技术院校的经验，基本保持了我军的优良传统。在这个基础上恢复军工，符合‘多、快、好、省’的精神。”
报告送上去，依然是泥牛入海无回音。张文峰不泄气，锲而不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11月28日，他再次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呈送报告《关于请求调查并处理原哈尔滨工程学院的问题的报告》。从春到秋，张文峰为首的学院领导班子向毛主席、中央军委和上级机关连呈四份报告，言词恳切，感情真挚，分明捧上了一颗哈军工人忠于党和人民、热爱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赤诚的心。然而“文革”的劫难还没有完结，“四人帮”还在恣意横行，哈军工人的这个愿望自然是要落空的。
1976年金秋时节，在欢庆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中，长沙工学院党委一班人认为，解决学院回到部队序列的条件基本成熟了。
1977年盛夏，北京传来“小道消息”：听说小平同志很快要重新出来工作。张文峰信心满满，他和训练部副部长高勇一起去北京，经过老首长李懋之将军的一番安排，把他们想面见邓小平的话传给了邓家。
7月22日上午，邓榕给高勇打来电话，告诉他，明天别出去，可能派车接他们两位见爸爸。
张文峰和高勇高兴得坐立不安，把怎么向小平同志汇报的思路又整理一遍。
23日早饭后，邓榕又来电话说：“爸爸10点以前看文件，10点以后听取你们的汇报。你们在招待所等着。”上午9点半，一辆“吉姆”牌小轿车停在招待所门口……邓榕在前边带路，领着张文峰和高勇进了邓小平的书房。
邓小平放下手中的文件，从沙发上站起来，热情地招呼道：“来，来，请坐！”说着伸出手来紧紧握着张文峰和高勇的手，笑容满面地打量着他们。
邓小平问张文峰：“抗战时你在哪里？”
“我在太岳军区，”张文峰说，“解放战争时就在中原军大了。”
邓小平笑道：“这么说，我们都是二野的啦！”
“我们都是您的部下啊！”
“好！”邓小平缓缓地说，“你们都是哈军工的老人啦，‘文革’中哈军工被拆散了，现在长沙那部分的情况怎么样，听听你们的意见吧！”
张文峰把准备多日的汇报内容条理分明地讲出来，邓小平一直在认真地听着，偶尔询问一下。
张文峰、高勇和邓小平无拘无束地谈了两个多小时。邓小平问到长沙工学院当年招生人数之后说：“不管招多少，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
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怨你们，不能走后门。”
张文峰汇报到学校研制了“718”远望一号测量船中心计算机，计算速度达到每秒百万次，现在还计划搞亿次计算机。邓小平探探身，目光中充满了欣慰的快意，他挥挥手说：“不要说一亿次，一千万次也行，要质量稳定的，体积还是搞小些好。一定要说实在话，行就行，不行就不能吹。学校要搞科研，教学和科研分不开，只有把科研搞好，才能促进教学质量进一步提高。”
在汇报当中，张文峰和高勇谈到1975年的时候，根据小平同志的指示，国防科委着手筹办国防科技大学，现在看来，这个决策是很有远见和十分正确的。
邓小平轻叹一口气说：“1975年那个时候，教育战线搞不动哟，我就想让军队带个头，以你们在长沙的学校为基础，在军队搞一所国防科技大学，从高中直接招生。现在看来还不够，还应当发展。”
高勇插话问道：“现在，我们长沙工学院能不能带个头呢？”
“那当然可以了！”邓小平继续说道，“现在军队仍然需要办这样一所大学。”
张文峰说：“哈军工虽然分散了一部分，但主要基础基本上还保存着，希望能在这个基础上把国防科技大学办起来。”
邓小平转身拿起电话，拨了号码说：“你来我这儿吧，有两位哈军工的同志在我这里汇报，你也来听听！”
没一会儿工夫，张爱萍赶到，张文峰和高勇忙站起来让座。
张爱萍本来就和张文峰挺熟悉，他客气地说：“一块儿谈，一块儿谈。”听到邓小平说：“一起听听吧。”就拉过一张椅子，坐在邓小平的身旁。
张文峰又继续汇报军工南迁后的一些情况：近几年在科研上成果不少，教学和科研队伍壮大了，筹建国防科技大学的条件比较成熟。
看看时间不早了，高勇向邓小平问了一句：“邓副主席，是否由我们学校向中央写一个筹办国防科技大学的报告？”
邓小平乐呵呵地说：“你们当然可以写！”他又指指张爱萍说：“这件事请爱萍同志落实嘛！”
已经过了12点，张文峰和高勇起身向邓小平、张爱萍道别，邓小平和张爱萍一直送到门口，张文峰和高勇激动地握着邓小平的手，再三感谢小平同志的接待。
8月31日，长沙工学院题为《关于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的意见》的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办公室。
9月1日，邓小平批示道：“同意，由张爱萍同志负责落实。”经邓小平首先批阅的报告又转呈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他们都批示“同意”。
尽管好事多磨，当中也有些曲折，但张文峰紧紧跟踪不放。1978年6月6日，在哈军工人的千呼万唤下，《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的通知》文件下达了。
这是张文峰的历史性贡献，由于他殚精竭虑，坚持不懈，使哈军工终于浴火重生。
1979年1月，中央军委任命张文峰为国防科技大学副校长；1983年12月，年过花甲的张文峰改任国防科技大学副兵团职顾问；1986年3月离休，常住石家庄总装干休所。
2008年9月18日，张文峰在睡梦中安然逝世，享年89岁。
从1946年底起的40多年漫长岁月里，张文峰是哈军工院一级领导同志中唯一不间断地走过五个历史时期的我军教育阵地上的老战士。他历尽军校的兴衰荣辱，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为培育人才而孜孜不倦，辛勤耕耘，在我军的教育史上其人生是一道绚丽的风景。
罗时钧
1923年4月1日，罗时钧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一个书香家庭。受家风熏陶，他自幼聪颖好学，饱读诗书。小学时代，日本侵略军强占我东北，继之全面抗战爆发，日寇飞机的狂轰滥炸，极大地刺伤了少年罗时钧的民族自尊心，他立下了“航空救国”的人生志向。
1941年，罗时钧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中央大学航空工程系。抗战胜利后，罗时钧大学毕业，因品学兼优，被留校任助教。1947年9月，罗时钧赴美，考入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航空工程系，他急于学成归国，苦读一年即攻下了硕士学位。
1948年9月，罗时钧考入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着名科学家钱学森攻读博士学位，主修空气动力学，辅修数学。1950年夏，他提前完成了博士论文，获得航空数学哲学博士学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