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名将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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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业精于勤,学成于思”——记空气动力学家曹鹤荪教授(2)

日本投降后,熬过艰难岁月的交大师生开始踏上回上海的胜利之旅。曹鹤荪和薛任抱着一岁多的长子承佳,望着滚滚东去的长江,感慨不已。当时,徐家汇校区还留有投降后的日本士兵和战马,遍地都是垃圾和弹药。交大校长吴保丰、总务长季文美尚在重庆,先到上海的教务长李熙谋已兼任上海市教育局副局长。曹鹤荪与同船到达的王达时教授等组成交大临时校务委员会,处理回沪后恢复秩序和开课的工作。原上海交大的师生,则先并入上海临时大学,以后陆续回到徐家汇母校。

航空系的办学经费依然拮据。不仅兴建直径一米木制低速风洞的愿望无法实现,也无钱请工人把航空委员会新拨的一架刚退役的C-46运输机和一架教练机从上海机场运回学校。只因航空系师生那股倔犟精神,曹鹤荪一动员,助教贾日升、吴耀祖就带领全体四年级同学,自带干粮,从20公里外的大场机场,把飞机推回了学校。这两架陈列在停机坪上的飞机不仅使航空系声威大震,而且深深激发了同学们的凌云之志。

曹鹤荪治学严谨,提倡“业精于勤”与“行成于思”。在担任航空系主任期间,他始终坚持优良的交大传统。通常亲自讲授两门主课:除一门是理论空气动力学外,另一门则为应用力学、流体力学、振动力学、工程数学或机构学,视情况而定。他讲课清晰流畅,引人入胜。注重基本物理概念,力求反映事物的内在矛盾,强调数学的解析描述与推导。强调理论来自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在讲授理论空气动力学课程时,注意介绍工程上的近似计算方法,对不是主线上的问题只是点到为止,引导同学多看参考书。许多同学反映:他教给大家的不是空洞的理论,而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钥匙。

1948年底,曹鹤荪接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和交大教授会主席之职。他担任交大教务长时间虽很短,但是处理了几件大事。

1949年1月21日,在兵败如山倒的危局下,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南京国民政府各部已开始向广州撤退,蒋管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上海各高校经费长期拖欠,学校师生员工生活毫无保障。上海各大学联合成立的教授会推举复旦大学陈望道、暨南大学刘大杰和交大曹鹤荪三位教授赴南京找政府交涉。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找到了代总统李宗仁。李宗仁对三教授颇为礼遇,尽管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他还是表示愿尽力帮助上海教授度过艰危,他让三教授快把上海教授的名单造册报上来。三教授连夜赶回上海,组织力量填写教授名册后再火速送到南京。李宗仁痛快地批准下拨教授应变费1亿元金圆券。三教授带着李宗仁的批件回上海,交给教授会。上海的银行得到批件后说,没有这么多流动资金,要开国库取钱。于是,分三天向教授们发钱。每个教授、副教授都领到了十个月的工资,解除了上海教授们的断炊之危。

1949年3月,曹鹤荪获悉交大纺织系主任陈维稷和苏延宾两教授在家中被捕,他与校长王之卓一起去警察局,一番口舌,把他们保释出来。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民主建国会成员。同年4月26日深夜,大批军警冲入交大各学生宿舍,搜捕上了黑名单的学生自治会成员、共产党员和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次日曹鹤荪在校长办公室看到名列黑名单的自治会成员七位同学,他不顾自己的安危,同校长王之卓商议好,白天把学生藏在办公大楼的顶阁内,天黑后同总务长王龙甫一起用校长的小汽车,分两批把他们从后门送出学校,保护了进步学生。

1949年春,交大部分师生跟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而曹鹤荪则坚定地留下了,迎接上海的解放。

三、北上哈军工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中国实行对苏联“一边倒”的政策,高教领域迅速推行苏联的教育体制,对旧中国的高等院校大砍大杀,这就是所谓的“院系调整”。

交大被分得七零八落,其中,航空系被调整到南京,成立华东航空工程学院。曹鹤荪奉命离开交大,调往南京。

1952年10月,一位解放军干部到华东航空工程学院找曹鹤荪,他热情地与曹鹤荪握手,自我介绍道:“我叫黄景文,奉陈赓司令员的指示,来请曹先生北上,共同创建我军的军事工程学院。”

在此之前,马明德给曹鹤荪来过信,专门谈到这个即将成立的军事工程学院,作为交大老校友,马明德希望曹鹤荪加盟,一起到哈尔滨去创建这所军队的技术大学。

曹鹤荪从来没有在北方生活过,他内心实在不想去严寒而陌生的哈尔滨,更不用说带着三个幼小孩子的薛任了。其次,他不喜欢到军方工作,当年好不容易从国民党的军校脱身,现在又要进军校,他对军人有一种排斥心理。

可面对亲切和蔼的黄景文,曹鹤荪又不好意思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听黄景文详细介绍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重大意义,连日理万机的周总理都亲自过问和批示,聘请包括自己在内的各地专家教授,曹鹤荪心里不知不觉升起一股暖流,还是听从党中央的调遣,顾全国防事业的大局吧。

在上海药厂当药师的薛任已经得到南京药学院的聘请,准备去母校任教,突然接到曹鹤荪的电话,吃了一惊,赶快定制出关的冬装吧。曹鹤荪办好相关调动手续,回到上海,着手准备搬家,听说表弟薛鸿达等交大的几位同仁也去哈军工,十分高兴。

11月下旬,曹鹤荪等几位原交大教授抵达哈尔滨。与陈赓院长的第一次见面是在陈赓为大家接风的便宴上。陈赓发自内心地对老知识分子的尊重和信任,深深感动了曹鹤荪,尽管屋外天寒地冻,他的心里却是热乎乎的。

陈赓知人善任,他特别看重曹鹤荪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教务长的经历,早就把曹教授安排到重要的岗位上,让他出任哈军工教务处处长,辅佐教育长徐立行主管全院的教学工作。

在一片荒原上办起一所新型大学,哈军工创建之初的困难一言难尽。解放初期,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学管理经验被批判为“照办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曹鹤荪工作中非常谨慎小心。他一边参与组建全院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教授会,一边负责把从全军抽调来院的大学毕业生培训为助教。

1953年四五月间,第一批苏联顾问和专家来到学校,曹鹤荪接触最多的是负责教学工作的副首席顾问叶果洛夫。他们友好相处,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徐立行教育长规定每周星期三上午和叶果洛夫谈工作,他作为徐教育长的助手经常参加;平时在教学上遇到了问题就去向叶果洛夫请教,他们之间的友谊持续到叶果洛夫重病回国为止,不久叶果洛夫病逝莫斯科。1957年曹鹤荪随团出访苏联,还专门去探视叶果洛夫家人,表达对这位杰出的苏联学者的悼念。

再把话说回来。曹鹤荪不得不暂时停止讲课和教材翻译及编写等工作,集中全部精力,认真落实哈军工的教学计划。他参与制定《军事工程学院教学过程组织基本条例》等重要文件和全院教学大纲,早出晚归,顾不上管家里的四个儿子,在哈医大上班的薛任工作也很忙,为了支持丈夫,自然要付出更多的辛苦。后来,刘居英副院长如此评价曹鹤荪说:在学院创办初期,曹鹤荪起到了组织好教学工作的作用;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在老干部、老教师与苏联专家之间,曹鹤荪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他为教学工作迅速走上正轨做出了贡献。

四、疾风知劲草

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运动连绵不绝,阵阵疾风骤雨,令曹鹤荪这样的从民国年代走来的老知识分子不知所措。1951年秋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清理组织运动,上海交大自然不会放过曾参加过国民党的曹鹤荪。一顶“三青团骨干”的大帽子无端地落到曹鹤荪的头上,任他说破嘴,也无法解脱。这个政治梦魇一直困扰了他几年,在1955年的肃反运动里,曹鹤荪被停职反省。他心里苦闷,就在家埋头读苏联凯洛夫的《教育学》。哈军工领导比较慎重,重新内查外调,花费不少气力,总算把曹鹤荪的问题查清了,还他清白。为此,曹鹤荪和薛任如释重负,心情愉悦。1956年初的全国知识分子大会,周总理的报告如和暖春风,吹拂着全国知识分子的心田,哈军工的老教师们深受鼓舞,攒足劲儿“向科学进军”。然而,好景不长,转过年的反右派运动,把知识分子们赶进了万丈深渊。曹鹤荪因为随团访问苏联和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侥幸没有卷进这场大运动。

1958年春天,根据中央的统一号令,哈军工掀起勤工俭学运动。正是农村备耕之时,学员们放下功课,争着抢着去掏大粪,拾马粪,弄得一身臭;教学大楼里的卫生也让讲师们包下来了,清洁工反而没事可干;开荒的,种菜的,代替水电工维修水电设备的……总之,扔下书本,干什么都算勤工俭学。大好时光浪费在这些与专业毫无关系的简单劳动中,实属荒诞之举。整个学院的教学秩序大乱,教学质量急剧下滑。

老教师们忧心忡忡,老干部们也暗中摇头,院领导心里明明白白,嘴上还要支持群众的勤工俭学热情。第一个站出来说“不”的竟是文质彬彬、瘦弱单薄的曹鹤荪教授。他保持独立思考,敢于逆潮流,他公开说:“我院是一个学校,应该以教学为主,生产劳动为辅。学校和工厂有区别、有分工,工厂以生产为主,学校以培养人才为主。”他勇敢地贴出一张大字报,批评勤工俭学:“勤工俭学得不偿失,生产拖拉机,到火车站卸煤,背大米,划不来嘛,这是盲目的劳动,与专业学习不相干,继续下去必定影响全院的教育质量,从而违背军工建院的宗旨。”

头脑发热的激进分子指责曹鹤荪反对群众运动和中央的号召,看看,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反动立场还是没变!曹鹤荪依然坚持自己的看法,好在陈赓院长很快就知道了,这种乱哄哄的勤工俭学运动被他制止了。

“大跃进”年代中,以知识分子为重点的“向党交心”运动更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极端荒诞严酷的折腾,刚刚从反右斗争的惊涛骇浪中挣扎过来的老知识分子,又要被迫接受精神上的折磨和感情上的羞辱。

4月下旬,哈军工的交心运动以罗时钧教授的长篇检讨大字报掀起高潮,一直到7月下旬才初告收兵。8月25日,学院党委向上级呈送了一份工作汇报,总政把这份报告印发全军。

该报告说:“……针对老教师抵制交心,领导采取如下措施:第一,明确提出交心是自觉革命,要深入挖掘政治立场和丑恶的个人主义思想。第二,交代政策,打破顾虑,反复声明:交心是思想改造的自觉革命,自己交出的问题不划右派。第三,抓住了评比,领导与群众结合,表扬大胆交出内心思想的人物,批判各种不愿交心的顽固态度,不断促进交心运动向纵深发展。第四,发动其内部的互相批评,抓住重点,有理有力地大烧特烧。经过这些工作之后,交心运动即逐渐地进入第二个高潮,大部分人交出了许多内心深处的反动的、丑恶的思想。”

经过步步进逼的大会小会,“大烧特烧”以后,老教师们被折腾得心力交瘁。倘若你交出一颗金子般的心来,说你态度有伪;倘若你交出一颗有些许铜锈的心来,那刚发配到月匿星藏、山寒水瘦地区的右派会向你招手。多少个不眠之夜,老教师们长吁短叹,看来不把自己抹得满脸漆黑,就难以过关。

科研部副部长卢庆骏教授交出自己“对党的疑惧心理”:“……党对知识分子是又要用又不信任他,我害怕政治斗争,在运动中怕当重点,把搞运动当做‘整人’与‘挨整’……由于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自己认为党是不重视科学的。”

三系唐光勋教授交代说:“我认为搞政治工作的都是头脑复杂的人,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政治目的,对这些人要存有戒心,不要上当。”

化学教研室主任曾石虞教授又成了运动的重点,他交代说:“最近接到老婆来信,老婆入了党,自己的心情不安,怕家庭不和,回家还要受老婆的气。”老夫子一直住单身,夫人在南京工作,不存在“受老婆气”的问题,知情的教师们认为这是老夫子的敷衍之词。果然,交心运动一结束,曾石虞傲然地扔下一句话:“提意见由你,改不改在我。”

曹鹤荪多年坚持写日记,被再三追问动机是什么,他心一横,交代说:“共产党不好处,不知什么时候要算老账,所以要记日记,以便查考、对证。”这句话被某些“左派”视为一大收获,作为交心运动中发现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证据。

5月上旬,全院教师已交心15280条,在各个系交心运动“烧”得差不多之后,“满脸焦黑”的教授们参加了自觉革命思想跃进大会,上台揭露和批判自己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表示了“向红与专跃进”的决心。7月14日和15日两天,军人俱乐部举行建院以来最为奇特的“汇报演出晚会”,教授和副教授们纷纷登台演戏,用自编自演的活报剧、说相声等各式节目,自我丑化,自掴耳光,形象猥琐地批判自己的个人主义“丑陋思想和罪恶”。

目睹这一切,曹鹤荪不禁想起陈赓院长对待老教授的态度,他的内心十分痛苦,只能暗自嗟叹。

10月,总政派来一个工作组,专门调查哈军工技术革命中高级知识分子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