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光不可逆转地流淌过半个多世纪的今天，人们已很难寻找到关于当年南京这些故事的史料。一小群从海外回来的知识分子在玄武湖畔钻研火箭发动机原理，在中华门外的金陵兵工厂里自己动手装配火箭发动机，今天来看，他们的工作或许相当简单和粗糙。但是，历史不应该忘记他们，张述祖、任新民、马明德、周祖同等20余位专家是新中国军事高科技事业的开拓者，特别是固体火箭工程的开路先锋，在中国航天科技的发展历程中，南京的华东军区司令部军事科学研究室是鲜为人知的点燃圣火的地方之一。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中国科技人才寥若晨星的时候，这个小小的、不起眼的研究室就像一只纯金的聚宝盆，为新中国储备和培养了一批可贵的军事科技人才。当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军事工程学院而要成建制地调走这个研究室的时候，一贯爱护知识分子的陈毅毫不犹豫地把这只聚宝盆双手捧给了他的老战友陈赓。
1952年8月中旬，研究室的“三反”、“五反”运动终于告一段落。奉军委调令，胡翔九和张述祖带领任新民、马明德等第一批专家北上，当驶向浦口的渡轮汽笛长鸣时，大家望着滔滔东去的大江和郁郁葱葱的紫金山，都在心里深情地道一声：“再见了，南京。”
五、哈军工第一任科教部部长
1952年9月1日，哈军工筹委会在北京恭俭胡同正式成立，陈赓宣布筹委会的领导班子：主任陈赓；副主任三人：重庆二高步校的副校长徐立行，志愿军三兵团副参谋长李懋之，南京华东军区军事科学研究室副主任张述祖。
陈赓向来十分器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在战争年代，他把引进知识分子当成提高部队素质，克服草莽习气的重要工作。现在是在和平条件下创建大学，陈赓深知寻找足够多的高级知识分子，让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校执教并留住他们，是办好大学的最为关键的条件。所以他和张述祖一见如故，委以重任。
陈赓几乎每天都泡在恭俭胡同，南京来的教授们共占了四合院的九间房间，这里成了知识分子集中的大院子。陈赓豁达豪爽的军人性格，博学多才的儒将风度，礼贤下士的君子品格，很快赢得张述祖这批出过国、留过洋的学者们的信任和尊敬。
陈赓特别喜欢和教授们聊天，中午和晚上开饭时，他端着饭碗，一边吃，一边嘻嘻哈哈地聊起来。那天晚饭后，张述祖、任新民、马明德、周祖同等人围着陈赓聊天，任新民说起几个月以前，在军事科学研究室的“三反”运动中，有7位研究员因为揭发问题不实，糊里糊涂地签了名而被上级关了一周多的禁闭，最后每个人挨了个“口头警告”的处分才放了出来。说起这件事儿，都成了笑话，陈赓和大家一起哈哈笑了一阵，然后他认真地说：“这件事要是在我这里，就绝不能这么处理，怎么可以把我们的专家关起来呢？”
陈赓接着就向大家谈起自己的经历，并讲到毛主席、***在历史上受过的委屈，启发大家要经受住一切考验。
周祖同随随便便地问了一句：“陈院长呀，军工学院要设许多军事机密专业，像我这样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能够接触机密吗？”
虽然其他教授们没有插话，陈赓也看得出，周祖同的问题是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心中共同的顾虑，这就是担心共产党不信任自己。陈赓看看大家，笑道：“周教授啊，请你来筹办军工学院，当然能够接触机密专业了，你们在南京时不也是搞机密的军事技术研究吗？要说剥削阶级家庭出身，不瞒你说，我跟你一样，我出身大地主家庭呢。
要讲个人经历，社会关系，那我就更复杂了，我当年在黄埔军校跟随蒋介石东征，在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我岂不成了大大的反革命？出身不能选择，革命的道路要靠自己走，党是信任大家的。”
陈赓一席话，说到教授们的心坎里去了。
陈赓知道，在不少知识分子的潜意识中，老干部都是打天下的“老资格”，所以，和老干部共事，多少有点敬畏局促，谨小慎微。陈赓说：“你们总觉得我们是老资格，什么算老资格？人到七老八十才算老资格？老资格是指他参加革命的时间早或长，对革命、对人民解放事业的贡献大或多。如果老资格是这样一个含义，那么，你们在科学技术方面奋斗了几十年，搞出了成果，对人民不也是贡献吗？我们打仗无非是解放全中国，有益于人民，你们在科学技术上的成就，也同样是有益于人民的啊，你们在科学领域里就是老资格，真的，你们也是老资格呀！你们就是国家的主人，你们不要有自卑思想。”
夜深了，大家恋恋不舍地送陈赓出大门，陈赓上车前又回过头对大家说，眼下最急迫的是缺乏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大家熟悉教育界，请多推荐人才来军工。
今晚陈赓与教授们的促膝谈心，张述祖一直坐在陈赓身边默默倾听着，心里早已翻江倒海。陈赓走后，他一个人在院子里慢慢散步，院子角落处传出秋虫欢快的吟唱，几枚秋叶轻轻落在他的身上，张述祖想起当年与兵工校友亡命川江，抗战胜利后报国无门，无端受凌辱的往事，而当年辱骂他的狂傲的黄维早已成为陈赓的手下败将，当了俘虏，人生真是难料啊。他更想起陈毅市长的接见以及在南京玄武湖畔潜心研究火箭船的日子。“来北京两周多了，”张述祖在心中默算着，“和陈赓院长相识也没有多长……”可陈赓一见面就是“教授长、教授短”的尊称，最让他感到心里热乎乎的还是陈赓称他“述祖同志”，新中国成立前为了生存而不得不强作笑颜，有谁称过自己为“同志”呢？从将军那求贤若渴的目光和发自肺腑的亲切恳谈中，张述祖认识了一个他梦寐以求的带路人。老天有眼，让我张述祖在知天命之年遇到陈赓将军，平生所学可以施展矣，振兴中国国防之志可以实现矣，若能辅佐陈院长建成军工大学，为国家培养大批栋梁之才，此生夫复何求？
想到这里，张述祖热血上涌，快步走回自己的宿舍，同事们都睡了，古城的夜晚十分安静。他怕开了电灯影响大家睡眠，就悄悄点上半截蜡烛头，在昏黄的烛光下铺开白纸，摘下近视镜，再换上老花镜，深深吸了一口气，先写下老朋友曾石虞的名字，想了想，又写下曹鹤荪和卢庆骏的名字。在教育界多年的工作经历，使他熟悉相当多的学界俊才。他反复斟酌、比较，一个一个写下去，数了数，一共37名教授和副教授。张述祖一一列出这些人的专长和目前所在院校或单位，他有点累了，看看表，已经是下半夜了。
翌日下午，陈赓把张述祖请到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手里拿着早晨张述祖交给他的这份教授名单，十分高兴地说：“述祖同志，你这份名单太重要了，我要感谢你呀！快坐！快坐！”
陈赓给张述祖泡上一杯茶，随手拉过一张椅子，与张述祖促膝交谈，倾听张述祖对办好大学的见解。
“没有一批高水平的教师，我们这个军工学院就会误人子弟，我们的办学就会失败。”听罢张述祖的一番话后，陈赓说，“述祖同志，我们的责任重大呢。选调教授，首先要请我们筹委会里的教授们推荐，你开了一个好头，一下子就推荐了37名，现在由你负责汇总，加上任新民、马明德等同志们的推荐，整理一份名单，提交筹委会讨论，你看行吗？”
张述祖对陈赓这种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对下属坦诚相待、充分信用的态度，敬佩至极，他高高兴兴地离开陈赓的办公室，找徐立行和其他教授们商量去了。
1952年12月初，张述祖跟随陈赓到达冰雪漫天的哈尔滨市，成为陈赓的得力助手之一。陈赓任命他为科教部部长，主管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专业教授会成立之后，张述祖兼任炮兵工程系弹道教授会主任，他的学生浦发副教授是教授会秘书。每个月张述祖都要召开一次全体教员会议，研究教学问题。
张述祖以陈赓等老干部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当时哈军工为老教师安排了条件较好的宿舍楼，可张述祖不去住，他跟陈赓等院系领导一样，住进条件简陋的小平房。
张述祖全身心投入工作，为哈军工创建立下汗马功劳。然而，“左”倾思维严重的政工干部总是看不惯知识分子，张述祖在工作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令他纠结的事。有一次，张述祖批准部下办一件事，一位副科长顶着不办，而且出言不逊，张述祖忍无可忍，抓起电话直拨北京向陈赓告状。他的南通话本来就难懂，又在气头上，话讲得又急又快，一边站着的教育长张子明笑呵呵地劝道：“张教授呀，别急呀，慢慢说嘛！”
北京那头，陈赓在前院接张述祖的长途，哈军工驻京办主任许鸣真在一旁坐着。
只听陈赓嘴里发出“唔、唔”、“啊、啊”的声音。整整半个小时，这个长途才算打完。
放下听筒，陈赓有点累了，掏出手帕擦擦额头的汗珠，突然又想起什么，对许鸣真说：“快快，你快给张子明打个电话，问问他，刚才张述祖都说了些什么，我一句也没有听明白。”
张子明和张述祖关系很好，而且听得懂张述祖的话，张子明马上把张述祖的意见经许鸣真转达给陈赓。
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陈赓对张述祖的尊重和爱护。
张述祖每当遇到工作上不愉快的事大都能够忍耐，张子明夸他有修养，张述祖说：“那倒不是，我每次遇到这类事情，总是想起陈院长的话，就能使我平静下来，陈院长曾对我说过：‘共产党有时对某一同志或某一事件可能处理得不公平，但最后总能搞得一清二楚。’”
六、陈赓保护他渡过反右险关
1957年5月中旬，整风运动、大鸣大放在哈军工全面铺开，各级党委层层动员，督促态度犹疑观望的老教师们向党提意见。张述祖很谨慎，一直很少发言。6月6日，他才在教授座谈会上做了一个长篇讲话，一开始他就讲了一句让人难忘的话：“学院领导没有摸到高级知识分子的脾气，”他接着说，“高级知识分子以感激和惭愧的心情从事工作，感激的是，在国民党时代忠心耿耿想拿出自己的知识和抱负，使中国富强起来，使国家和自己也能有一天扬眉吐气，但是岁月悠悠，十年二十年过去了，在腐败的政治下一事无成。全国解放了，共产党来了，土改完成，抗美援朝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在这光明的前途下，高级知识分子的激动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大家衷心感激共产党。高级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有正义感。惭愧的是：对解放无功，老干部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数十年汗马功劳，而自己一无贡献，坐享其成，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老的知识分子，当然我也是其中一个，要靠近组织，靠近党，努力工作的原因。那么高级知识分子的力量都发挥了没有？发挥了，但没有尽量。
其原因是宗派主义的一道高而厚的墙在作祟，由于宗派主义而连带产生了有职无权和对待粗暴的现象。”
“我同意杨仲枢同志的看法，三大主义在我院中，宗派主义是主要的，官僚主义和主观主义是派生的。我院是军事性工程学院，因此院内除党与非党的矛盾外，还有军与非军的矛盾。我院组织机构庞大，行政各级干部绝大多数是党员又是军人，于是无形中就形成了工农干部和知识分子尤其是和老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因为在工农干部看来，知识分子代表着‘落后’，而老知识分子代表着‘更落后’，因此，宗派主义在我院就显得比在其他院校特别突出。”
张述祖列举了不少关于宗派主义表现的事例，会议气氛活跃，大家为他热烈鼓掌，随后发言的人也畅所欲言。
谁也不会料到，两天以后，即6月8日一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当天《人民日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这些人就是今天的右派，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
当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指示，下达了反右斗争的总攻击令。
在全国，刚开展一个多月的“鸣放”，在哈军工，才开始半个多月的“鸣放”，顿时熄火夭折。
6月29日，刘有光副政委代表院党委在军人俱乐部做了“反右派斗争的全院动员报告”，此时，哈军工的反右斗争拉开了大幕。
哈军工的反右派运动轰轰烈烈，各种辩论会昼夜不停，大字报更是铺天盖地，开始把火力对准杨仲枢教授、王连起讲师等人。8月8日的《工学》报上，一篇《向张述祖副部长进一言》的文章点燃了围剿张述祖的战火，署名作者虽然是一个并不认识张述祖的二系学员，但谁都知道，这是学院反右领导小组的部署。
尽管7月3日张述祖就在教授座谈会上明确表态，坚决和右派分子划清界限，并开始检查自己在6月6日的发言。接着从7月6日起到11月24日，连续做了五次深刻的检查，但无济于事，右派分子的帽子就像法海收拾白娘子的金钵，无情地紧罩在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