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核桃木还得进行特殊加工，沸水煮三天三夜后再阴干。从来不向领导提要求的马明德这一次不客气了，他去找唐铎说：“主任啊，我缺人手，能不能给我调几个手艺好的老技工呢？”
“要什么样的老技工呢？”
“首先要找会刻制桨叶的高级木工，还要找高级钳工和车工，做平台得有好手艺才行。”
唐铎满口答应。时间过得真快，转眼秋天到了，经过大半年的调研和准备，一、二号风洞的设计工作正式开始。马明德从系里调来他在南京时就十分熟悉的助教刘千刚，与纪士玶一起，作为自己的左膀右臂，实验员们也积极参与，主动帮助打打下手。
马明德和两位助手精心设计，精心绘画，纵向三分力台式机械天平的设计尤为费力，要绘出测风速、风向、阻力、升力等各种状态下的结构图。昼夜奋战几个月，两个风洞的全部工程图纸400余张终于完稿，在实验室里摆了一大摞。一头埋在图纸中的马明德不知不觉地送走了1953年。
那天马明德正在低头审查风扇总图，因为一直找不到高级木工来刻制桨叶，他心里有点烦躁。
不知道什么时候陈赓走了进来，大家看到院长，都纷纷站起来，马明德竟浑然不知，还在低着头审图。
“嗬！成绩不小哇！”陈赓高兴地扫视着满屋摆的图纸说，马明德闻声站起来，陈赓走过去握住马明德的手，用力摇了几下：“我给你报喜来了，马主任！”
马明德还没明白过来，风洞才开始建造，报什么喜呀？
陈赓笑嘻嘻地说：“你要的高级木工和车工咱学院里可没办法解决，没这样的能工巧匠呀。我给哈尔滨市委王一伦书记写了信，请市政府帮助在全市的工厂里寻找，现在找到两位，据说名气还不小呢，明天到你这里报到，所以我先给你报个喜信噢。”
马明德恍然大悟，感激地望着陈赓，光是嘿嘿儿地笑，心里有一箩筐话却说不出一句。为了建造风洞，院长亲自帮助在全市寻找高级技工，我们的好院长啊，您工作那么忙，还挂念着这样小的一件事，我们不把风洞建造起来，怎么对得起您啊！
哈尔滨市有名的巧木匠吴相亭和八级老车工姜延栋兴冲冲地来见马明德，虽然他们不知道风洞为何方圣物，但党和政府调他们到哈军工工作，那种发自内心的自豪和荣光使两位朴朴实实的老工人红光满面，乐得合不拢嘴。
马明德把风洞铁壳体的加工交给纪士玶去办，他自己集中精力和吴相亭等人研究桨叶的加工工艺。把坚硬的核桃木料变成合乎技术要求的螺旋桨叶片，这种复杂活儿连见多识广的吴师傅也没有做过。马明德综合有关资料，和吴师傅反复做试验，使木料的抗拉力、抗阻力、抗扭力和木料的胶合、加温、脱脂、干燥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逐一得到解决；然后又亲自带着实验员煮木料，指导吴相亭按着图纸刻制桨叶。
经过近5个月的摸索，第一片合乎要求的木质桨叶终于刻制成功，这在中外风洞建造史上是个创举。接着吴相亭一鼓作气，将12片桨叶全部制成。
与此同时，马明德指导车工姜延栋加工其他零件，又领着学院实习工厂钳工师傅在新竣工的1500平方米风洞实验楼中安装风洞，吊装风扇，装配天平和电机。
风洞壳体在哈尔滨铆焊厂加工，厂方不懂怎么干，一定要哈军工派人指导。马明德去了几次，而纪士玶则要天天和工人们在一起流汗，负责指导和监督壳体加工。这两个风洞壳体共用去60吨钢板。
庄逢甘教授是个理论家，他完成了风洞风扇的气动计算，机械设计则由老师马明德一手包办。
风洞天平由学院实习工厂加工，钳工车间副主任左雪农抓得很紧，一有问题就去请教马明德。
春雨秋风，寒暑更替。马明德和他的助手们整整苦干了一年零三个月，其间所遇到的种种困与马明德住邻居的顾懋祥副教授常常看到早出晚归、面容憔悴的“风洞教授”，总是说：“你又瘦了，要注意身体呀！”从南京军事科学研究室一起来的老朋友张述祖、任新民、周祖同等教授也常常来看马明德，都为他的忘我工作精神而感动。唐铎等系领导更是时时关心风洞建设，已到北京赴任的陈赓也常来电话询问工程进展。
1954年11月20日上午，哈军工大院突然响起巨大的轰鸣声，一号风洞首次试车一举成功，最大风速为50米秒。大家乘胜前进，又奋战40天，二号风洞也试车成功。纪士玶负责风洞的流场和天平校测，他在轰然的巨响中向马明德伸出大拇指，表示两座风洞的性能达到了设计要求，天平的性能良好。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最早建成的两座实用型低速风洞。
1955年1月8日，空军工程系举行风洞实验室开幕典礼，并在实验室大楼刻石留念。在人们的热烈掌声中，院首长及各部、系、处、专科领导，各教授会主任和空军领导机关的代表走进会场。系主任唐铎致开幕词，空气动力学教授会主任岳劼毅教授报告实验室筹建经过，刘居英副院长代表学院党委向实验室全体同志祝贺，并宣读陈赓院长兼政委签署的嘉奖令，向为建设两座风洞做出突出贡献的马明德教授及相关的技工、实验员给予嘉奖。
当刘居英把奖品颁发给马明德时，马明德只说了一句话：“谢谢院首长……”他鼻子一酸，顿时热泪盈眶，哽咽着说不出话来。
刘居英亲切地说：“我代表院党委和全院同志感谢您，感谢全室同志，你们为我们学院的科研事业立下了头功！”
开幕式后，与会同志参观了风洞吹风实验表演和陈列的各种仪器、实物和模型。当苏联顾问知道桨叶是木制品时，以不可思议的口吻说：“真令人难以置信，了不起啊！”
1955年3月，马明德带着助手们陪同苏联顾问到北京航空学院参观学习；返院后，他指定纪士玶深入开展风洞流场测试和天平校正工作，并准备好空气动力学课程的8个实验，一、二号风洞迅速投入教学实践。
这一年，沈阳112厂自行设计的高亚音速教练机急需风洞实验。飞机设计负责人顾诵芬是马明德的学生，闻讯哈军工的风洞试车成功，坐上火车匆匆赶来见马明德。
“马老师，我来向您求援了，”顾诵芬急切地说，“我们这架歼教-1现在没办法上天呢，急死人！”
马明德缓缓地说：“用风洞嘛！不在风洞做试验怎么能上天？”
在马明德的指导下，“歼教-1”的设计通过两座风洞的大量试验，再与计算相比较，确定了教练机的所有气动数据，从而保证了新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架飞机安全上天。
在建成一、二号风洞的同时，由岳劼毅教授主持设计的马赫数为2.0、实验段截面为80毫米×80毫米的三号风洞也随之建成，1956年年初试车成功。这是我国第一座真空吸入式超音速风洞，在建造过程中吸取了北京航空学院的经验。岳劼毅、马明德两位教授在工作中配合默契，马明德设计了三号风洞的真空箱，又指导助手完成风洞与真空箱连接的快速阀门的设计。
从1956年到1963年，哈军工又建成了四至八号5个风洞，形成闻名于国内航空界的“军工风洞群”。这大小8座风洞构成了从低速、跨音速到超音速的配套风洞群，是我国风洞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马明德和他的助手们为我国早期的战机翱翔于万里长空，为我国各型导弹的研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四、女儿眼中的父亲
1955年秋，全军授军衔，哈军工的知识分子军衔偏低，在陈赓的干预下，决定为全院的知识分子调整军衔。
1956年7月21日，哈军工在王字楼礼堂举行教师入伍宣誓暨授军衔仪式。刘居英代表国防部宣读国防部长彭德怀签署的两个命令，为299名新入伍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授予上校至中尉的军衔，其中，梁守盘、马明德、任新民三教授被授予上校军衔。
三位知识分子上校令全校瞩目，身着上校戎装的马明德一进家门，女儿们就扑上来，非要摸一摸爸爸的金色肩章，夫人蒋祖绮说：“天气多么好啊，到室外照一张纪念照吧。”哈尔滨7月的熏风吹拂着这对患难夫妻，马明德一头平整的黑发，情绪激动而亢奋，清瘦的面容上荡漾着舒心的微笑；蒋祖绮美若天仙，高雅绝伦，却冷静得像个“冰美人”。历史留下那个时候哈军工教授夫妇春风得意的一瞥。
知识分子的快速晋级，不免使少数工农干部心中不平衡，时有怨气，什么“驴打江山马坐殿”，什么“干革命的不如看革命的”，曾有几个机关干部为此找陈赓反映意见。
“院长，我们认为给教员的评衔偏高了，什么仗也没打过，就凭吃过洋面包，就评个上校？”
“如果你们当中有谁能设计出个风洞来，”陈赓满脸不悦，“我给你们授上校！”
吓得几个干部赶快溜之乎也。可见，马明德在陈赓心里的分量。
1956年10月，学院选派马明德作为解放军国庆观礼代表，在北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并合影留念。
1957年反右派运动之前，哈军工的模范教授马明德潜心于教学科研，建造风洞，他的心情是愉悦的。但是反右派运动一起，他的心情陡然下落。
当年在南京，对“三反”运动中提了点儿意见，马明德等几位教授就被关了一周的禁闭。这件事给他的刺激不小，有了教训，知道政治运动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所以1956年7月，授衔后的马明德教授和夫人蒋祖绮。
在“大鸣大放”阶段，马明德开始比较谨慎，在老教师座谈会上，他的发言比较温和。
直到1957年6月5日那次老教师座谈会，马明德的鸣放发言才提升了一点温度，他说：“关于工作作风问题，从我们过去一些运动看，如三反、肃反，都是采取大会斗争的方式，开起会来很多人大喊大叫好像在演戏，领导干部认为这些人才是积极分子，否则就是落后，弄得不愿叫的人也非叫不可，站在旁边刺激几句，引起互相之间很多意见。这样的方式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是不好的，给人一种感觉：党的威信很高，而下边干部借党的威信在弄权……”
马明德对频繁的整人的政治运动是很反感的，他的描述入木三分。在后来的反右运动里，如果硬对这样的言论上纲上线，那就是右派言论了。
马明德手下有个得力的助手叫徐福嘉，是个聪明能干的年轻助教，政治热情挺高。
鸣放的时候，他写了一张大字报，拿来给马主任看看，希望马主任也签个名。马明德鉴于在南京“三反”时的教训，对徐福嘉说：“不但我不能签名，我也劝你们千万不要搞集体签名。”
徐福嘉没有听马老师的话，结果被打成“反革命小集团”，戴了“右派”分子帽子的徐福嘉被押送到阿城劳改。马明德难过极了，一个优秀青年的前程就这样给毁了，但他什么都不能说。
生活中的马明德是个知冷知热的好丈夫，是个慈祥和蔼的好父亲，他继承父辈诗书传家的家风，十分重视对三个女儿的教育。孩子小的时候，他为了培养她们的动手能力，教她们做航模，培养对航空学的兴趣；后来又让她们摆弄无线电，修理自行车，教育她们自立自强，吃苦耐劳。
除了工作，马明德唯一的爱好是听唱片，如中国的京戏、西洋的古典音乐等，夫妇俩用节俭的钱为孩子买了架钢琴，用音乐陶冶孩子们的性情。
马明德平易近人，人缘很好，家中经常宾客盈门。周六的晚上，教研室里的单身汉们常结伴来到马先生家，马明德向年轻人谈治学、谈科研，把自己丰富的人生体会告诉他们；之后，年轻人有的下棋，有的跟马先生听唱片，在优美的西方古典音乐声中，马明德忘记了一周的劳累，他快乐地望着夫人和爱女，望着自己的学生们。
女儿一个一个长大成人了，马明德夫妇为她们的人生前途操心。一个难解之谜常使马明德心中郁悒，他希望女儿能继承自己的航空科技事业，孩子们的中学成绩都很优秀，升大学报考航空专业绝不会名落孙山。奇怪的是，总是事与愿违。1958年，大女儿孝珣考的大学是东北师大；1961年，二女儿孝渝（后改名小愚）高考成绩很好，第一志愿也填报了航空专业，她特希望进哈军工读书，最后偏是按第二表的东北农业大学录取的。1964年，小女儿孝哆高中毕业，正值中央号召知识青年下乡务农，从报纸到广播电台，董家耕、邢燕子、侯隽等典型事迹的宣传烧得全国应届高中毕业生激情如火，血脉贲张，学校一动员，马孝哆就动心了，她想报名下乡，回到家里又不敢跟父母说；等了一段时间，才在饭桌上吞吞吐吐地告诉父母亲。马明德吃了一惊，他放下筷子，严肃地看着小女儿，半晌冒出一句：“老美欺负我们中国没有自己的超音速战机啊……”说了半截话，就不再说下去。很明显，马明德希望小女儿学航空，但女儿响应党的号召建设新农村，他又不好反对。最后，马孝哆到黑龙江省双城县水泉公社当农民，马明德和蒋祖绮只能表示支持了。
很久之后，有人从马孝哆的档案里发现这样一条关于二姐的政治性结论——“学生马小愚不宜录入航空专业”，马家人才明白，为中国航空事业立下大功且戴满桂冠、在1961年入了党的大专家马明德，在政治上并不真正受信任，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左右着马家人的命运。后来马明德在“文革”中的惨死则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