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时分，远处传来马达声，眨眼间公路上出现汽车的烟尘。当十六军分区的部队集合好准备吹欢迎号的时候，五辆苏军大卡车在300米开外的地方停住了。
烟尘散去，面前的情景让闯关东的八路军们大吃一惊——30多个苏军士兵跳下车，迅速展开战斗队形，枪口、炮口齐刷刷地对着公路上的中国军人。
苏军那边传来一句蹩脚的中国话，似乎在问：“什么人？”
面对意想不到的危险场面，曾克林和唐凯保持镇静，他们示意大家不要惊慌，说这是个误会，队形不要乱，更不得擅自行动。他们马上派出侦察科长带着翻译——路上找的一个在海参崴做过工的、自称仅会几句俄语的老汉前去交涉。没有想到，苏军带的翻译是个蒙古人，两边的翻译比比画画半天，也沟通不出个所以然来。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去，已经僵持了两个小时，虎视眈眈的苏军随时可能开火。
心急如焚的曾克林和唐凯只能亲自上阵，唐凯刚会了几个俄语单词，他指着苏军的武器，摆摆手，生硬地蹦出一个词：“涅特！涅特！（不好）”，一边介绍自己是“格米萨（政治委员）”，是“契丹斯基（中国人）”，不是“日本斯基”，是什么呢，他突然又想起一个单词——“达瓦里希（同志）”。
苏联军官眉头紧蹙，猜不出唐凯要说什么。
曾克林灵机一动，碰一下唐凯，让他们看看你的胳膊！
唐凯恍然大悟，马上撸起袖子，伸出右臂，大声说：“毛泽东，斯大林，乌拉！”
苏军一个少校过来仔细端详这条不寻常的手臂，也请出一个上校来观看，两个人咕噜出一个唐凯有些耳熟的单词：康苗尼斯特。呀！这是“共产党”的意思，唐凯跟着喊道：“对对，康苗尼斯特！”
两名苏联军官舒了口气，回头对士兵说了些什么，士兵们的枪口不再瞄准中国军人了。这时候，一个士兵从高翘着天线的车里下来，交给上校一张纸，上校看了一眼，立即有了笑模样，连声说：“达瓦里希（同志）”，“赫拉少！（好）”后来知道，这是后贝加尔方面军发来的电报，这里的情况已经报告了莫斯科，莫斯科马上联系延安，终于弄清“冀热辽”是怎么回事。
剑拔弩张的局面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两位苏联校官给曾克林和唐凯一个热烈的熊式拥抱。公路那边也响起了欢迎号声，两国军队的会师仪式很是热闹，人们高喊着“乌拉——毛泽东”！“乌拉——斯大林”！
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一时间里确立了八路军与苏联红军的同盟关系，前所会师因为其重大战略意义而载入史册。
于是，一个现实任务摆在曾克林和唐凯的面前，山海关已被孤立，打还是不打？
因为电台功率太小，他们无法向上级请示，大主意得自己拿。最后的决心是打！
在说服苏军配合我军攻打山海关之后，中苏联军先礼后兵，派出代表与日本守军谈判。日本人竟然不识时务，拒绝了中苏联军要他们投降的最后通牒。
8月30日，我军向山海关日伪军发起攻击，这场仗打得漂亮，只用了5个小时就解放了山海关。翌日，十六军分区部队举行隆重的入城式，在曾、唐两首长的率领下，我军浩浩荡荡开进历史名城、华北与东北的门户山海关。
必须用最快的速度向关外前进！唐凯仔细研究地图，从山海关到沈阳有400多公里，徒步行军要半个月，如果加上接受城市和部队休整等因素，至少要一个月。这哪儿成！远处传来的汽笛声提醒了唐凯：坐火车去！他与曾克林迅速定下行动方案。
9月3日下午，就在日本天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当天，十六军分区的部队登上火车，汽笛长鸣，在人们的欢呼声里，有40节车厢的列车徐徐驶出山海关车站。
第二天早晨在锦州停车，曾、唐带着新找到的翻译和随员去拜会苏军驻锦州最高负责人。开始不顺利，遇到一个刻板的少将，说什么都是摇头。曾、唐两人一急，声音就高了，惊动了楼上一个留胡子的老军人，此人没有佩戴军衔，却是那个少将的上级。老军人通情达理，与曾、唐友好交谈，八路军接管锦州的问题迎刃而解。
曾、唐决定把一个团留在锦州，不久，那一个团变成了两个旅。
当日下午，火车直奔沈阳。曾、唐估计，沈阳的情况可能更复杂，他们带领这支孤军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全力以赴抢占先机，心中那道神圣金牌就是中央的二号命令，收复失地，迅速地扩大解放区……焦虑不安的曾、唐干脆到火车头的驾驶室里，守在开火车的日本司机身边，注视着夜色中的东北原野。
一片灯火出现了，那就是沈阳！可是，日本司机突然刹车，张皇失措指着前方：“红灯！红灯！”
曾克林大怒：“什么红灯黑灯，给我开！”
风驰电掣，汽笛嘶鸣，列车在夜半三更硬闯进沈阳站，这可捅了大娄子。
沈阳站台上警报器尖叫，苏军如临大敌。当列车停稳，拉开车门，八路军官兵们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在惨白的灯光下，苏军黑洞洞的枪口对着每一节车厢。
唐凯忙带着翻译与苏军官交涉，但任你磨破嘴，对方就是一句话：奉上级的命令，你们不准下车！
曾、唐马上召集会议研究对策。他们无法知晓，小小的沈阳车站正反映着当时云诡波谲的世界政局。根据《雅尔塔协议》，苏联政府刚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签订条约，东北的政权要移交给蒋介石政府。
天已大亮，曾克林带队前往苏军驻沈阳司令部交涉。唐凯获准到各个车厢里做短暂有力的动员。
几个时辰过去了，曾克林一行面色阴沉地回来了。
原来，曾克林碰到个硬钉子。一见面，苏军沈阳卫戍司令卡夫通少将就劈头盖脸责问道：“你们是什么军队？从哪里来的？是谁让你们来的？”
曾克林耐着性子，心平气和地说明一切，但卡夫通不听，他搬出《雅尔塔协议》和《中苏友好条约》，大发脾气，让不速之客们哪儿来的还回哪儿去。
唐凯建议曾克林再跑一趟，态度可以再强硬一些。
两个小时过去了，曾克林带着更大的火气回到火车上。
部队被憋在火车上，没吃没喝的，大小便也无法处理，烈日暴晒，车厢里空气污浊，战士们对老大哥的情绪普遍不满。唐凯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和老曾三进苏军司令部。
卡夫通盛气凌人，居然对唐凯的身份表示疑问。唐凯走上前去，挽起衣袖，露出党徽烙印，拍拍胸脯说：“格米萨！康苗尼斯特！”他指指自己和卡夫通说：“达瓦里希！达瓦里希！”
唐凯的举动引起旁边一个军官的注意，他走过来，拉着唐凯的手臂仔细看看，目光惊奇而友善：“格米萨？”这个军官叫克拉夫钦克，是一位政工干部。
唐凯认为他们的翻译不行，就低声和曾克林商量，请他们去找个好翻译来。大概受了克拉夫钦克的影响，卡夫通点头应允，派人去找翻译。一会儿，新翻译进屋，他叫日赫洛夫，果然不错，汉语挺流利。
曾、唐二人一看可以对话了，立刻向卡夫通发出一串质问。唐凯很气愤：“老子几千人的部队在火车上让你们冲锋枪封锁了快一天了，吃喝拉撒都不得解决，你们到底是不是共产党的队伍？到底是何用心？”说得兴起，唐凯拍桌子骂起娘来，“翻给他听！”他不客气地对日赫洛夫说。
日赫洛夫迟疑一下，还是翻译过去了，卡夫通猝不及防，脸一红，无言以对。
唐凯接着讲这次挺进东北的宗旨，讲打山海关的两军合作，“昨天还在锦州见了你们39集团军的指挥官，很是友好，哪里像你这个样子！”
日赫洛夫悄悄告诉曾、唐，你们和克拉夫钦克多谈谈。
克拉夫钦克认真听完唐凯的话，拉着卡夫通走进另外的房间。待他们出来的时候，形势变化了。他们的身后跟出一位将军，是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宣传部长，显然是对政治敏感的人物，他与唐凯的简短交谈里嘴里就不断“赫拉少”！他把僵硬的卡夫通叫到自己的办公室。
很快，卡夫通出来了，态度明显缓和。他告诉曾、唐二人，部队可以下车，但不能驻扎在沈阳市里，只能到郊区苏家屯去找地方。
一颗石头落了地，曾、唐二人起身告辞，匆匆返回军列，向部队下达命令。
下午5时许，这支关里来的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军容严整，高唱军歌，第一次出现在沈阳街头。沈阳一下子轰动了，数万老百姓涌上街头，夹道欢迎自己的军队。
消息越传越神，最后把十六军分区传成“八路军的16个军进沈阳了”！
部队还没有走到苏家屯，苏军的一位上校驱车追赶上来，他对曾唐两首长说：“你们这支军队不是一般的队伍，我奉司令部的命令来通报你们，请你们留在沈阳。”
突如其来的变化令曾、唐喜出望外，9月5日这一天，真是难忘的大日子啊。
部队在大东区小河沿一所师范学校里安营扎寨。第二天，苏军卫戍司令部又派人来见曾、唐二人，请八路军首长到市里办公，已经把原伪满沈阳市政府大楼腾出来了。
9月7日，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政委应邀与苏军驻沈阳高级将领见面，苏方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格拉夫琴科上将与曾克林、唐凯深入磋商双方的合作事宜。
9月8日，他们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先行官，在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与社会形势下，勇敢地开始行使人民政府的职能和权力。
9月14日上午，格拉夫琴科上将派出飞机，在两位苏军代表陪同下，曾克林直飞延安，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
在非常时期，唐凯宵衣旰食，夜以继日，在东北独撑局面。
七、在夺取全国胜利的日子里
曾克林的汇报，极大地振奋了中央领导，促使中共中央迅速做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调整，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等为委员的东北局应运而生。9月16日，彭真、陈云等人搭乘曾克林那架飞机返回东北，在山海关机场降落时出了事故，飞机滑出跑道，撞上一个土包，除陈云外，彭真等人程度不同地受了伤。唐凯闻讯，心急如焚。两天后，彭真、陈云一行乘火车抵达沈阳站，唐凯激动地跑上去与首长们握手，他的感觉是“天上掉下神仙了”！
当晚，在大帅府举行的欢迎大会上，头部受伤的彭真高度评价曾唐领导的十六军分区指战员，他说：“你们为党和人民做了大好事，进展得快，占住了地方，争取了时间，历史将会证明你们的功劳！”
陈云最先听取唐凯的详细汇报，十分满意。当唐凯谈到苏军纪律太坏，女性人人自危的时候，陈云特地走到窗前，看看后院晾衣场那些剃着光头的日本女护士们，叹道：“果然如此！”
陈云给唐凯的三条指示是：第一，搞武器，准备打仗；第二，制作30万件棉衣，准备过冬；第三，筹款。
这些任务立刻使唐凯感到形势的严重。有东北局首长的领导，唐凯开足马力，他成为东北我军的“大内总管”、东北局联系各个方面的“开关”人物，几乎什么棘手的事情都要找他。
当务之急是扩军整编。一个多月的时间，出关时4000人的曾、唐所部扩充到8万多人。毛泽东接到彭真、陈云的电报，回电说“收阅甚慰”。
其次是接应源源不断开赴东北的十万大军。粮食和棉衣等给养保障耗费了唐凯巨大心血。
再次是大规模剿匪。“八一五”光复后，东北地区盗匪蜂起，国民党的“地下军”还冒充八路军杀人抢劫，无恶不作。到1945年底前的三个月，曾、唐指挥部队东征西讨，在辽宁省内展开数次剿匪作战，其中最大的一次是千山战斗。
两个日本大佐带领3000多名日本兵，纠集1万多伪满警察、特务等乌合之众，拒不向八路军投降，控制了鞍山以东三个市县。在东北局的领导下，曾、唐所部会合从山东过海来的部队兵分五路，激战三天，敌人土崩瓦解。至此，辽宁的社会秩序渐趋稳定。
唐凯传奇性贡献真不少，例如他果断接管了各个城市共十所日本关东军医院，经过他耐心的政治思想工作，一大批日本医护人员参加我军，为后来的东北解放战争做出巨大贡献。最可圈可点的是，他平地为我军挖出一支空军来。
9月底，曾克林和唐凯接到21旅政委刘光涛的报告，该部在凤凰城西5公里的山中围住了300多名正在流窜的日本空军人员，为首的是飞行大队长林弥一郎。原来，这伙人属于日本第二航空军团第四训练飞行大队，装备有重型轰炸机、高级教练机等40多架。日本投降后，他们在林弥一郎带领下从辽阳奉集堡机场逃跑，准备南渡鸭绿江，从朝鲜寻机回国。
唐凯闻讯连连叫好，他对曾克林说：“我们可捡到宝了！”
曾克林会心一笑：“不错，送上门了！”
他们立即派出精干的谈判小组，上山劝降，争取和平收编。唐凯专门叮嘱谈判人员，对日本空军人员一定要讲政策，让他们感到我军宽大为怀，力争他们为我军服务。
谈判结果很圆满，受降仪式做了精心安排。照顾到失败者的自尊心，我军代表对林弥一郎说，军官的指挥刀不愿意交的可以不交。八路军的这种气度让日本军官很感动，缴械在平静的气氛中顺利完成。
唐凯进一步指示，要优待他们，一是不准老百姓打他们，二是为他们买些大米。
10月上旬，曾、唐在本溪宴请林弥一郎等十多名代表，看到满桌美味佳肴，日本空军军官满腹狐疑，以为这是送行酒，吃完饭就会被枪毙。没有想到曾、唐以诚相待，宴请后，曾、唐与他们亲切交谈。第二天，又给日本人一个意外：送给林弥一郎的部下5头牛、50只羊带回去吃。
在曾、唐的感召下，林弥一郎率部返回辽阳机场，开始为我军工作。10月中旬，彭真在沈阳接见林弥一郎等主要人员，鼓励他们为创建中共的空军效力。不久，我军历史上第一所航校就在辽阳奉集堡机场建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