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当时中国政治格局需要重新调整，需要尽快填补“林彪事件”后留下的“政治真空”，重新调整党政机构，安排新的领导人选。林彪死后，使得“接班人”问题再一次凸显出来，毛泽东需要尽快通过党代会树立新的“接班人”的威信。九届一中全会选出的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有7名政治局委员被确定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受到审查，1973年8月，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批准了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永远开除林彪、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党籍。缺额三分之一的中央政治局难以正常工作。虽然中央采取了一些临时措施，由周恩来、叶剑英分别主持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但这些临时措施急需得到合法确认。另外，一批曾经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恢复了工作，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人连中央委员都不是。因此，需要尽快召开十大，重建高级领导层，特别是塑造新的“接班人”，以弥补由于“林彪事件”造成的“政治真空”。
二、中共十大的人事安排与新政治格局的形成政治格局可以被看做政治结构，也可以被当做一种政治态势。它是在一定时期内各个政治主体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在围绕国家政权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政治局面或者政治态势。当各个政治主体经过实力对比或者较量之后，他们与政权的关系，或者在政权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彼此间的政治关系，总要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某种形式（如党代会、人代会选举或中央任命形成的人事安排）表现出来，从而形成某种政治局面或政治态势。
政治格局内部各政治主体的力量变化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实力，还有可能受到格局以外政治控制力量的制约。政治控制力量总是希望政治格局符合自己的预期和按照自己的愿望发展。但这种“理想的预期和愿望”究竟能实现到什么程度，还要靠政治格局中各种力量相互博弈来体现。中共九大形成的人事安排中，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推动者和拥护者悉数进入中央领导机构，呈现出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毛泽东也希冀借助这些力量取得“更大的胜利”。然而。中共九大之后短短几年，“林彪事件”的发生，打破了九大构建的政治格局。组成中共九大中央政治局的老一辈革命家、“四人帮”集团、林彪集团三大政治力量中，仅剩下前两种力量。原有的政治格局已被打破，必须重新做出调整，以填补“林彪事件”后出现的“政治真空”。
中共十大前后，毛泽东继续重用周恩来负责政府管理工作，但是并没有把党的大权交给他。毛泽东选择了新的“接班人”，他将“文革”中涌现出来的代表造反派组织的王洪文确定为新的“接班人选”进行培养。1973年５月下旬，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在毛泽东的支持和重用下，仅是中央委员的王洪文列席政治局工作，并负责修改党章小组，之后还担任了选举准备委员会主任。在中共十大会议上，王洪文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副主席，并代表中央做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王又被选为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和政治局常委。
中共十大从筹备到召开，中间仅有三个月的时间，准备工作较为仓促和草率。
在省级党委已经恢复重建的情况下，党代表的产生办法却依然延续了九大的做法，通过所谓“民主协商”，由省市区和有关选举单位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从1973年8月24日召开到28日闭幕，十大会期非同寻常的仅有五天，但它的召开对于“文革”时期党和国家的政治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政治体制很难突破“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则。
中共十大除了将涉及林彪的内容去掉以外，仍然沿袭了九大的错误政治路线。大会通过的政治报告和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文化大革命”再一次做了充分的肯定，并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认定为“客观规律”。再次宣称：“还要进行多次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大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与九大相比，中共十大更加突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强调指出，“国家机关、人民解放军和各个革命群众组织，都必须接受党的一元化领导”。“党的一元化领导，在组织上应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在同级各组织的相互关系上，工、农、商、学、兵、政、党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不是平行的，更不是相反的；第二，在上下级关系上，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共十大提出的思想路线，尽管有着深深的“文革”印记，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文革”以来“踢开党委闹革命”、“否定一切”等言行的一种否定，为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政治环境。
中共十大的召开和新产生的政治局，形成了中国新的政治格局。在中共十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政治局，同中共九大一样，在毛泽东之下形成了三种政治力量：一是以周恩来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政治力量，与九大相比这派力量有所上升，周恩来、叶剑英、朱德、董必武当选为政治局常委，扭转了九大政治局常委中周恩来“孤撑危局”的局面；二是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力量，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康生皆成为政治局常委，江青集团的力量在中共十大上得到了加强；三是包括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等，以及吴桂贤、倪志福、陈永贵等工人农民代表组成的政治力量，这一力量在当时党内的影响力还不太大，但他们作为“文革”路线的支持者而受到毛泽东的扶持。按照中国政治学者胡鞍钢的看法，这三种不同的政治力量以及他们之间的联盟和斗争，“构成了中国2０世纪7０年代下半期的政治风云图画”，他们对“文革”进程、对中央行政体制的调整变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三、中共十大后新政治格局对中央行政体制的影响
政治格局是一种政治结构，也是一种政治态势，是静态性和动态性的统一体。
政治格局的静态性，是政治格局在一定时期内相对稳定的状态。从相对静态的角度观察政治格局状况，可以发现，处于同一政治格局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政治力量之间是不平衡的。其中有的政治主体处于主导地位，有的则处于从属地位或者被动地位。虽然，有时也会出现势均力敌的情况，但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和过渡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又会走向不平衡。也即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这就特别需要考察政治格局的动态性。
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和社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构成了新中国政治体制最显着的特征之一。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是由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来统一行使的。也就是说，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掌握着最高的领导权和决策权，具有政治权力和政治决策获得合法性认同的最高权威。党代会对中央行政体制具有重要的决定和影响作用：党代会讨论决定的政治路线和重大决策，为中央行政体制提供了根本的政治方向和政策依据；党代会做出的人事安排及形成的政治格局，奠定了中央行政体制的组织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央行政体制的格局走向。1973年8月24日至28日召开的中共十大，对于当时中央行政体制及其后周恩来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中共十大形成的政治格局中，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的力量和江青为首的“四人帮”的力量，以及以华国锋等新一派的政治力量形成了中国政坛较为复杂的局面。中共九大后，在与林彪集团的较量中，江青集团的力量不断上升，197０年11月，中共中央做出《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设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由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中央组织宣传组的成立在限制和削弱林彪集团影响力的同时，也使得江青集团操纵了舆论宣传甚至组织人事的权力，从而大大增强了他们在中央的地位。在中共十大上，江青和姚文元继续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张春桥上升为政治局常委；康生从九大政治局常委上升为排位第四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王洪文更是从九大中央委员，直升为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四人帮”的权力达到了“巅峰”。
与中共九大相比，中共十大上党内健康力量有所恢复和上升。除了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力量有所增强外，原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如邓小平、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等一批曾遭受打击和排斥的老干部，重新当选为十大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这反映了“林彪事件”后，周恩来排除种种障碍，尽力“解放”干部、落实干部政策的成果。另外，此时经毛泽东同意，中央已撤销了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负责军委日常工作，夺回了被林彪集团把持的军权，也避免了日后江青集团试图插手军队的图谋，同时增强了党内健康力量在政治格局中的实力。
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和领导，主要是通过政府来实现的。党内格局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中央行政体制的运行和发展。处于权力“鼎盛”时期的江青集团必然要觊觎国家的最高行政权力。从十大形成的政治格局可以看出，老一辈革命家被江青集团视作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最大障碍。因此，周恩来对国家政治秩序的整顿和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调整，也就必然会遭到江青集团的遏制、阻挠和破坏。
但是，一些老干部的复出、党内健康力量的恢复，尤其是曾经被定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邓小平的复出，本身就具有否定“文革”的性质。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江青集团的政治基础，也为周恩来重新整合中央行政体制奠定了组织基础。
从当时两种政治力量实力的对比来看，江青集团掌握着党内较为核心的宣传舆论大权，而且以极左的面目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支持，在政治格局中处于一定的优势地位。但是，靠动乱中夺权起家的江青集团成员，与代表党内健康力量的老一辈革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历、革命资格、斗争经验、实际政绩和政治影响力等方面都无法比拟。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有着几十年革命经历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长期肩负着国家管理的职责，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实力。特别是在军队中、在人民群众中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力。而中共十大后，“天下大乱”的局面已有了较大改观，社会秩序趋于稳定，行政领导体制亦逐渐恢复正常，一些并到军队领导的国务院部委又复归国务院统一领导。如一度划归军事部门领导的测绘、气象、电信等部门，又归为国务院管辖。这就为“文革”后期周恩来对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提供了较好的客观环境。
当然，在当时中国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下，政治格局的变动及格局内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受制于毛泽东的政治控制。周恩来对于中央行政体制的重新整合，需要排除江青集团干扰和破坏的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必须争取和获得毛泽东的认可和支持。这既是在政治格局内不断增强实力对比的需要，更是确保中央行政体制重新整合能够顺利进行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