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快，胡乔木又在《中国青年》第1卷第6-7期上，发表《严重注意投降妥协的言论》一文，深刻揭露抗战中的妥协投降路线。1940年初，胡乔木在《中国青年》第2卷第5期发表给一位同志的信——《关于新教育的二三事》，对于青年教育中的“理论与实际的一致”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列举了对这一问题的六种主要解释。特别指出当时教育中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主要原因。胡乔木在信中提出的问题，实际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这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立的必须把马列主义理论和国际经验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思想路线，是完全一致的，也是这一思想路线在新教育领域的具体运用，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9月，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反对边区“三大害”即“迷信、不识字、不讲卫生”的号召，胡乔木在《中国青年》第2卷第11期发表《反迷信提纲》一文。文章从“什么是迷信”着笔，详细地解释“迷信从何而来？何以今天还没有消灭？”说明“迷信究竟为什么不对？”以及“迷信今天有什么坏处？”并提出“迷信要怎样才能打得倒”的具体方法。胡乔木在文中提出了开展耐心的灵活的宣传教育、以身作则、政府与群众团体通力合作、不搞过火做法等消除迷信的方法。文章循循善诱，既有很强的逻辑性，又通俗易懂，成为当时一篇很好的宣传反迷信的文章。
1939年8月，胡乔木终于有了时间，完成一直准备去做，但又一直没有时间去做的工作——到湖南传达、贯彻中央青委工作会议的精神。
抗战爆发后不久，华北、华中、东南沿海以及湖南长沙等地的机关、学校等为避战乱，纷纷迁往湘西。胡乔木此番前往湖南，主要目的地就是去湘西。他从延安出发，辗转来到湖南长沙，再经常德、沅陵到达湖南大学所在的湘西辰溪县。这时已经是9月份了。
胡乔木见到前来向他汇报的中共湘西青委负责青年工作的王铁铮。在王铁铮陪同下，第二天胡乔木就去了在龙头瑙的湖南大学，联络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在校外一个僻静的地方开会，宣讲全国抗战形势和中央青委的指示精神。
在辰溪期间，胡乔木还去过桃源女中和一些工厂。不久，他又在王铁铮等陪同下，步行两天，到了离辰溪170华里的安江。
胡乔木在安江主持开了两天会议，首先听取湖南青委的工作汇报，然后传达了中央青委的会议精神。胡乔木记忆力惊人。他没有带文件，但中央青委会议的精神讲得非常清楚，很有条理。胡乔木告诉到会的人们，现在，党领导的青年运动面临着历史性的转变，即由共产主义青年团运动性质，转到抗日的全民族的青年运动的性质；由少数无产阶级青年先锋队的组织，转到更加广泛的包括各个阶级、阶层爱国青年群众的组织，以实现全国青年大团结，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战略目标。中央青委会议决定，在此总方针之下，要区别不同地区（我后方、战区和敌后方），规定不同的工作方针和不同的工作形式。在我后方，主要是协助政府推行抗战新政，配合前方需要，进行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和生产、劳军等工作。在战区，主要动员群众协助军队作战，准备游击战争。在敌后方，主要是积蓄力量，协助开展游击战争，扩大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建立民主政权。工作方式，要由秘密的狭小的方式，转向公开的、群众性的、多样的方式。要注意青年工作者的职业化、社会化，取得公开合法的掩护；要注意青年工作方式的青年化、多样化，如歌咏、戏剧、野营、训练班、演讲会、俱乐部等方式，以广泛适应青年的特点。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方针，是要帮助它发展成为广大青年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以利于用公开合法形式组织广大的无组织的青年。对其弱点和缺点，要采取善意批评的态度，要运用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青救会、民先队等团体仍应发展。还可以通过基督教青年会和地方人士等关系来做扩大青年团结的工作。
此后，胡乔木还到邵阳等地，继续传达中央青委会议精神。
参加延安的文化活动
1939年冬，胡乔木从湖南回到延安后，激情满怀地创作了《青年颂》，并请作曲家李焕之谱曲。《青年颂》成为当时在延安广为传唱的一支歌。歌词中“人们唱历史上的英雄豪杰，我们唱自己一代青年。谁能比我们的快乐洋洋，雨后的繁花笑满了青山，谁能比我们大无畏的勇敢。”“提起枪我们跨上快马，迎着暴风雨急奔前线。我们的呐喊震撼山谷，我们战斗着不知道疲倦，我们的力量翻转地球，把今天的世界变作明天！”等名句，鼓舞着这一代青年为“烧尽人间的锁链”而奋斗。
1940年1月，为了更系统地训练青年干部，巩固与扩大青年运动，中共中央决定在安吴堡青训班的基础上创办泽东青年干部学校。2月，初步确定了教育方针和组织机构，陈云兼任校长，冯文彬任副校长，黄华任教育长。5月3日，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王明、邓发、吴玉章等领导人莅临祝贺。胡乔木由于担任中央青委的宣传部长并主编《中国青年》杂志，工作繁忙，没有直接参与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的领导工作。但是，由于和青训班的感情特别深厚，他还是为泽东青年干部学校写了校歌，并再次邀冼星海作曲。在学校5月3日的开学典礼上，师生们合唱了这首表达“愿将热血灌溉人间，结成自由春花一片”誓愿的校歌。
这一时期，胡乔木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还在延安创作了《青春曲》，歌唱“可爱的青春发着亮光，我们的生命像大船在海上前航。英明的舵师给我们掌舵，指挥着我们去冲破险恶的风波”。这首歌再次请李焕之谱曲，在青年中广泛传唱。
年轻的胡乔木精力充沛，充满激情。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还把热情倾注到当时延安开展的读书活动上。活动的主要载体是延安中山图书馆。
延安中山图书馆始建于1937年5月，毛泽东题写了馆名。1938年图书馆曾遭日本飞机轰炸，一度停止开放。1939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将其恢复扩建为公共图书馆，由中央青委领导，并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兼任馆长。1940年2月14日，林伯渠召集第二次理事会，推举胡乔木和周扬、艾思奇、王林等人为常务理事。此后，胡乔木和李昌、于光远、武衡等先后担任过图书馆主任。
图书馆馆址在中央青委所在地大砭沟的沟里一公里多的阳坡上。大砭沟有中央青委机关、文化俱乐部、青年俱乐部等，经常是歌声嘹亮，文化活动频繁，诗人学者来来往往，人们称其为文化沟。1940年至1941年，延安开展读书活动，中山图书馆是读书活动最便利的场所。当时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参加了读书活动。张闻天领导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学习小组，陈云领导了《政治经济学》学习小组，于光远领导了《自然辩证法》学习小组，胡乔木则领导了《资本论》学习小组。
胡乔木也很关注《轻骑队》。《轻骑队》是1941年4月中央青委的一些同志在大砭沟创办的一个大墙报，在延安轰动一时。大砭沟是延安的闹市区之一，青委机关就在沟里。《轻骑队》的编辑在沟口广场上用木棍搭了个架子，用旧报纸糊成一堵墙，把用毛笔写的大字报贴在上面。文章短小精悍，形式多样，生动活泼，对延安生活有所针砭。这《轻骑队》的名字来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出版的刊物《列宁青年》，那个刊物上有一个专栏，专门揭露缺点，开展批评，名为“轻骑队”。墙报每两周一期，每期七八篇稿子。第一任主编是萧平。胡乔木在《轻骑队》的第1期上发表过一篇纪念白求恩的文章。后来胡乔木调到毛泽东那里去做秘书了，还是每期《轻骑队》一贴出，必定专程过延河去看。
1942年4月，《轻骑队》创刊一周年。《轻骑队》编委会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答谢文章。文中将朱总司令的名字和王实味的名字放在一起。其时王实味因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野百合花》而被批判。把他的名字同总司令的名字放在一起，被看成是政治错误。于是，胡乔木就责成有关人员写了一个检讨式的声明，表示：《轻骑队》检讨一年来的工作，认为编辑方针有错误，并决定加以改变。后来，《轻骑队》又写一长篇检查，胡乔木将它拿给毛泽东过目。毛泽东亲手为这篇检查加了标题：《我们的自我批评》，发表在《解放日报》4月23日第4版上。《轻骑队》编委会在这篇自我批评中，检讨“编辑方针有错误”，“没有能坚持以照顾全局的与人为善的同志精神来进行批评，因而我们的批评就往往成为片面的，甚至与被批评者完全对立的，因而也就不但不能达到我们积极的巩固的团结的初衷，而且实际上助长了同志间的离心倾向，有时还产生了涣散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