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在九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记录
1941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延安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王明、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胡乔木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列席会议，并为中央做一些工作。9月8日，中央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政治局学习小组，除研究马恩列斯着作外，同时研究六大以来的中央文件，着重研究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一段，由王稼祥任副组长，负责组织这一研究。
1941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通称“九月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会议一开始，毛泽东作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根源及克服办法的主题报告。一些受王明影响而犯过错误的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王明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坚持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是正确的，还攻击《新民主主义论》和抗战以来党中央的路线方针。
胡乔木和王首道担任九月会议记录。在九月会议期间，胡乔木还参加了一些中央的重要工作。参加这次会议对胡乔木了解党的历史和把握毛泽东思想，对从理论与实际结合上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和唯物论，非常重要；对胡乔木后来参与起草党的历史决议也非常有益。
五、撰写长篇社论《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
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关于《解放日报》作出一项决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解放日报》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尖锐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解释党的政策，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
就在1941年9月16日这一天，《解放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撰写的长篇社论：《为什么要向主观主义宣布坚决无情的战争》。这篇重要社论，是胡乔木深刻领会1941年7月1日中央作出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8月1日中央作出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九月会议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精神而写成的。它传达了九月会议的主要精神，体现了《解放日报》扩版的意图。社论强调，“反对主观主义需要一个坚决无情的斗争”，并指出，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乃是全民族的思想革命的动员令，乃是中国的唯物主义向唯心主义宣告决战的纪念碑”。
胡乔木撰写的这篇社论，从党的历史到党所面临的现实，全面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为延安整风作了重要的思想和舆论准备。文中多处引用毛泽东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上的讲话和《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着作，把它们作为党内反对主观主义的经典之作加以宣传，产生了显着的效果。
六、参与高级学习组的工作
在九月会议期间，胡乔木还协助毛泽东修改了《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这个经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通过后中央发出的决定，指出成立高级学习组的目的是“为提高党内高级干部的理论水平与政治水平”，强调高级学习组“以理论与实践统一为方法”，规定“第一期为半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二十年历史两个题目，然后再研究马、恩、列、斯与中国革命的其他问题，以达克服错误思想（主观主义及形式主义），发展革命理论的目的”。决定还指出：“延安及各地高级学习组统归中央学习组（以中央委员为范围，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管理指导，按时指定材料，总结经验，解答问题。”毛泽东指示：《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乔木改正文字后发延安”。
此后，胡乔木参加了高级学习组（又称中央研究组）的活动和工作。
七、列席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
1941年10月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对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强词夺理、拒不认错的王明进行帮助，王明、任弼时、王稼祥、张闻天、康生、陈云、凯丰出席了会议。胡乔木和王首道列席会议。
10月13日，胡乔木继续列席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组织清算党的过去历史委员会，以毛泽东为首，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参加，由王稼祥起草文件；组织审查过去被打击干部委员会，以陈云为首，高岗、谭政、陈正人、彭真参加。10月24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委托任弼时、李富春、胡乔木审定在延安的百名有一定政治条件和文化水平的党的高级干部名单，组成延安高级学习组，先学习理论，由中央学习组领导。11月3日举行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批准任弼时、李富春、胡乔木提出的延安高级学习组134人名单，确定他们为政治学习组组员；委托他们三人审定提出参加马恩列斯思想方法学习组的名单；通知各学习组组员，今年12月底以前读完《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季米特洛夫报告及六大以来文件选集，明年1月进至深入学习阶段。
1942年3月18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中央高级学习组与白区工作总结委员会共同开始研究中共党史，按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三个时期进行研究，一面请现在延安的每个时期党的负责人报告情况，一面从各方面收集党史资料。首先由胡乔木、陶铸编一本适合中级干部阅读的党史文件选集，交中央书记处批准。
3月27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讨论中央学习组新的学习计划。决定：中央高级学习组通读《六大以来》一书告一段落，从下周起开始进行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首先请毛泽东报告中共发展三个时期的轮廓；本年内中央各部门首先注重党的路线学习，目的是弄通党的路线与思想方法，然后再进行各种专门业务的精研。会议重新决定中央学习组名单；成立党史资料编辑委员会，由康生、彭真和胡乔木、陶铸、陈伯达、范文澜、陆定一任委员，康生任主任。
4月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宣传部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简称《四三决定》），标志着整风运动从党的高级干部扩大到广大干部中进行。
八、参与编辑《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1941年8月29日的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作出决定：编辑马恩列斯反对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言论，由毛泽东等11人组成编辑委员会。为加强中央对全党思想上的领导，由中央同志组成思想方法学习小组，毛泽东任组长。胡乔木是编委会和学习组的成员。9月26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将研究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作为高级学习组第一期用半年时间研究的两个题目之一。接着，毛泽东在9月29日给中央研究组和高级研究组各同志的信中提出：“关于理论方面，暂时以研究思想方法论为主”，并指定学习四个材料。
1941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思想方法问题》的报告，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11月3日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后，经任弼时、李富春、胡乔木提名，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组。此后，为了向全党干部提供学习、研究思想方法论的材料，胡乔木等在毛泽东指导下参加《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的编纂工作。1942年4月22日，这本书由解放社在延安出版。
“本书编辑委员会”在《例言》中说：“本书是在我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号召下编纂起来的，目的是要帮助同志们掌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科学共产主义的思想方法，来整顿我党的学风、党风和文风，为中国革命的胜利而战斗。为要说明本书编纂的动机及其精神，我们把毛泽东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作为代序。”全书约19万字，分4章，列出22个论题（论点），摘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有关论述。4章的标题是：第一章，绪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特点；第二章，理论与实践；第三章，历史科学的创造；第四章，国际经验、民族特点、革命传统。篇末将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列入附录。
九、参与《解放日报》的改版
《解放日报》自1941年5月16日在延安创刊以后，方向是正确的，成绩不小，但也存在明显的不足。
194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日报》工作。毛泽东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
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博古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
3月1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决定组织党报委员会，胡乔木为委员之一。
在三月政治局会议讨论改造《解放日报》草案之前，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胡乔木依据毛泽东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的《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精神，比较深刻地批判了党内的教条主义。
《解放日报》正式改版后的第五天，4月5日，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社论《整顿三风必须正确进行》。指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三股阴风，在我们党内作怪了多年，它给与我们党和中国人民以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整顿它需要正确地进行斗争。正确的方法有几种：一是“对事的态度，正确的斗争方法，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二是“对人也主张实事求是，有的放矢”；三是“不但要与别人的错误作斗争，而且还要深刻地检讨自己”；四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整顿三风”“是我党思想上的革命，这是极细腻的思想斗争，决非轻浮草率所能了事”。
紧接着，4月6日，胡乔木又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批评从何着手》的社论。指出：“党中央去年七八月关于增强党性和调查研究的决定，毛泽东同志最近关于整顿三风的演说，乃是全党范围的自我批评”。他强调，要克服党的工作中的缺点“需要在党的每个部分和每个党员中间”，“进行自我批评，并且按照自我批评实行有效的改正”。他表示，“我们不但希望全党成为一个充满自我批评的机器，而且希望能有更多的为原则而战斗的自我批评家出现”。
胡乔木撰写的这几篇社论，充分体现了“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改版宗旨，也表现了胡乔木和《解放日报》克服原有弱点，在整顿三风中充当“鼓手和先锋”的努力。
除此而外，胡乔木还为《解放日报》写了不少社论。从标题可以看出，内容非常广泛，中心还是整风运动和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
《贯彻精兵简政》（1942年4月9日）
《反对教育工作中的急性病》（1942年4月17日）
《整顿三风中的两条战线斗争》（1942年5月9日）
《宣传唯物论》（1942年6月10日）
《精兵简政——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1942年8月23日）
《列宁活着呢》（1943年1月21日）
《从春节宣传看文艺的新方向》（1943年4月25日）
《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1943年5月5日）
《请重庆看罗马》（1943年8月21日）
《根据地普通教育的改革问题》（1944年4月7日）
《论普通教育中的学制与课程》（1944年5月27日）
《边区政府准备热烈庆祝国庆节》（1944年10月4日）
《今天和辛亥》（1944年10月10日）
《此次文教大会的意义何在？》（1944年11月23日）
《解放日报》改版以后，胡乔木同报纸的关系更加密切。《解放日报》等新闻媒体的发展和党的新闻干部队伍的建设，成为胡乔木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此，他发表了好几篇文章。
1942年7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写的社论《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希望新闻工作者“用新的对报纸的观念来代替那些旧的观念”，少做“官样文章”，多一些“好的论文”，特别是“好的新闻和通讯”，“把我们的报纸办得更好些，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