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把这件事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一项任务，由他自己来做，同时指定在中宣部工作的两位有学识有才干的四川青年田家英和曾彦修做他的主要助手。他们两人的任务是在胡乔木指导下做出一些样品来，作为示范，由更多的人去完成。在1944年至1945年间，他让田、曾二人两次住到他的办公室附近，前后共约三个月时间，专事编写《中等国文》课本。在这三个月里，田、曾二人几乎天天向他汇报，听取指导。
《中等国文》课本至迟在1946年5月以“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的名义由张家口新华书店晋察冀分店、涉县华北新华书店等印行第一、二册。胡乔木写了《本书的七点说明》（以下简称《本书说明》），印在书的前面。从中可以看出胡乔木关于中学语文教学的思想，以及这本教材的新颖构想和独特创意。
对国文教学的目的和由此而来的这本教材的编辑方针，胡乔木作了如下说明：“本书确认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是对于汉语汉文的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的掌握。在这个方针下，本书打破向来国文教材偏重文艺或偏重政治的缺点，一方面对于常见的各种体裁的语文兼容并包，使学者了解凡应用语文（包括一切说、写、读）的地方都是学习国文的地方；他方面将应用语文的若干重要规律的说明也列为正式课文，使学者知道语文也是一门科学，除选读成文外，也可能和需要用一般科学的方法来学习。”从《本书说明》提出的两个“掌握”（基本规律和主要用途）可见，胡乔木对语文教学目的的认识是深刻而切实的；从《本书说明》提出的“凡应用语文的地方都是学习语文的地方”、“语文也是一门科学”这两个新颖的观点来看，胡乔木对语文和语文学习的性质的认识也是深刻而切实的。而由此提出的打破两种偏颇、选编两类课文的主张，是富有独创性的。
基于这样的方针和原则，提出说话、写作的基本要求“不是美丽而是合于实际和逻辑”。由此出发，“为了适应学者的实际需要和读写水平，本书并没有选很多‘名文’，却选了很多朴素平易的文字，在不足时还由编者写了若干篇以为补充。说明语文规律的课文，全部是编者写的。这些文章不但形式上与向来的文法教材不同，内容上也不全一样，特别是由实用出发而不由定义和公式出发。”这种做法，的确体现了“力求贯彻反对一切党八股，反对一切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原则”。但同时，这本教材“对于各类文学的作品，仍给予应有的注意；因此，文学的欣赏虽非本书的重点，但全书各册中文学与非文学的成分大体上仍保有适当的比率与安排”；选入这本教材的读文“除着眼于国文教学的价值即语文规律的价值外，同时着眼于政治的价值与一般知识的价值；这是任何一篇文章的三个方面，国文教学的基本目的虽在第一个方面，但对后两个方面决不允许忽视”，所以，“读文绝大多数是新民主主义的，但为了某些需要，偶然也选一两篇比较旧的东西（例如王尔德的《安乐王子》，《桃花扇》的《哀江南》，《三国演义》的《隆中对》），……相信这些不至有害。”在这方面，胡乔木提出两个“顾及”的要求：“既尽量顾及边区读者的直接需要，以免不切实用，也尽量顾及他们的间接需要，以免限制眼界。”主次、轻重的关系处理得比较恰当。
对于教材的编制体例，胡乔木说明：“全书分六册，每册三十课，每课约占二至三小时，每五课为一组（一个教学单元），每组的前四课（第一册是三课）是读文，末一课（第一册是两课）是语文规律的说明。每册每组都大致有一个中心，各课各组各册之间也多少有一种联系，如果按照这个次序教学，可以依着一定的进度达到一定的目的，改变向来国文教学中的无政府主义状态。”这种将“读文”与说明语文规律的课文组成单元，按单元系统编排的体例，是比较科学的，实属首创，影响深远。
据此书编者之一曾彦修回忆，《中等国文》中说明语文规律的课文，主要由田家英执笔；知识性的课文，如《生物的生殖》，还有其他几篇，是曾彦修编写的。“读文”主要由胡乔木选编。胡乔木要求，凡在国文课本中出现的任何文字，它首先的、起码的要求，应是范文，不然就决不能上语文教科书。
胡乔木十分注意处理好语文价值与政治价值、知识价值三者关系，六册书对教材内容（包括“读文”的内容）作了统一的计划安排。以前三册为例：“第一册——说与写的最初步知识，简单的‘应用文’。边区的各方面，华北解放区和抗日战争。最初步的群众观念，群众的英雄主义。学习态度。第二册——词和句。新民主主义的基本概念；解放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的比较；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和***主义。地理和生物的一些知识。第三册——词和句的进一步研究。民族主义、投降主义和国际主义。工作态度。历史与科学的一些知识。”
重视实际练习也是这部教材的一个显着特点。在每篇课文后面，“都附有教学参考、注释和习题三项”。《本书说明》着重指出：“习题一项特别希望教学者重视，因为根据本书编制的原则，各种实际练习所要求的时间和精力应该不少于全部课程所占时间的一半，而向来的作文只应该是其中的一种方法，并且这种方法必须经过根本的改革”，“关于听话、说话、读报、读书、笔记、摘要、改作、编辑等等，……都应该灵活地安排在计划之内，使国文的教学能够引起丰富的兴趣和收到充分的效果。”编者“从实用出发”的指导思想，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本书说明》最后指出，“本书的编辑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的原则和它的内容都需要经过群众的实践的考验，都需要经过群众的实践的修改。”表现了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态度。
由于战争的急剧发展，这套教材未及全部出齐，已出的三册也没有能够在群众教学实践基础上进行总结，但胡乔木所做的这个大胆尝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它对新中国语文教材编写和语文教学改革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编者们的创新精神和从实际出发的态度也给后人以宝贵启迪。有论者把胡乔木主编的《中等国文》列为“清末以来有代表性的六种中学语文教科书”之一，是客观公允的。
参与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早在1941年九月会议前后，毛泽东就花了很大精力抓党的高级干部的学习，抓研究党的历史，检讨过去中央路线的是非，并在秋天起草了《历史草案》，成为党的历史决议最初的稿本。后来，随着《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文献集的先后编出和党内高级干部的学习，加上经过两年多的整风运动和1943年九月会议对党的历史的深入检讨，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历史和路线是非的认识越来越清楚了。回过头来看1941年秋起草的《历史草案》，的确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和局限，需要重新起草一个关于党的历史问题的决议。
1943年9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开展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工作。会议决定，从10月份起，五个月内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及七大代表二三百人，讨论党史文件和《联共（布）党史》，参加人员由***、任弼时、康生商定。并决定，讨论可用全体会议、小组会议或个别漫谈等方式。10月5日召开的书记处会议通过关于参加党史学习人员名单和分组计划，决定胡乔木任总学委秘书。
1943年10月22日起，胡乔木列席检讨党的历史问题的中共中央学习小组会。这个小组会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王明、康生、朱德、张闻天、陈云、邓发、博古、王稼祥、林伯渠等出席。列席会议的还有李富春、彭真、杨尚昆、陈伯达。会议主要讨论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
中央学习组的讨论、检查为全党带了一个好头。代表各个不同方面的党中央领导人在学习党的历史文献、研究党的历史问题的基础上，带头反思党二十多年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更高的层次上研究和总结党的历史，为全党共同总结党的历史作了示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胡乔木列席了这次会议，对党的历史特别是抗战爆发以来的党内斗争，加深了认识和理解。
1943年11月，胡乔木参加了高级干部党的路线问题的学习。12月1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高级干部学习党的路线问题，决定从1943年11月起至1944年4月底学习半年。要学习《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两条路线》上下册等六种着作。学习中要展开争论，提出中心问题，开展自我批评，要联系实际材料，要有历史观点。28日，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指示。
1944年2月24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了七大的准备工作和党的历史问题。会议指出，学习路线时，对于历史上的思想问题要弄清楚，对结论必须力求宽大，目前是应该强调团结，以便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对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时期，也不采取一切否定的态度。凡做得对的，也应承认它。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5月20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就路线学习、时局和作风问题作了讲演，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结论，对自1941年九月会议开始的中央领导关于党的历史的讨论和1943年开始进行的全党高级干部两条路线问题的学习、讨论，作了一个总结。胡乔木聆听了毛泽东的两次讲演；后来，又参与把这两次讲演整理成《学习与时局》一文。
在4月15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胡乔木担任宣传委员会秘书，在凯丰病未好前代理部务。这是胡乔木第一次在中央宣传口担任领导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