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对鲁迅，对《八月的乡村》，采取同狄克完全不同的态度。1936年2月25日，在上海发行量很大的《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上，他用“乔木”的笔名，发表了一篇赞扬《八月的乡村》的书评。这是他第二次用“乔木”的笔名。此前不久，他在《每周文学》上发表对周文的短篇小说集《父子之间》的书评，用的就是“乔木”。那是“乔木”这个名字的第一次使用。
乔木指出：“《八月的乡村》的伟大成功，我想是在带给了中国文坛一个全新的场面。新的题材，新的人物，新的背景。”从这本书，“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人民革命军是怎样组成的，又是怎样的活动；里面的胡子，农民，知识分子是怎样的互相矛盾和一致；对于地主，对于商人，对于工人农民，对于敌人的部队，它们是取着怎样的政策，做出来的又是怎样的结果。凡是这些都是目前中国人民所急于明白的，而这本书都用生动热烈的笔调报告了出来。”乔木又指出：“这本书报告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基础。在神圣的民族战争当中，谁是先锋，谁是主力，谁是可能的友军，谁是必然的内奸。它已经画出了一个大体的轮廓。它用事实证明了这个基础不在知识的高下，不在性别，也不在年龄。它又暗示了中国民族革命的国际基础。此外，它又向读者说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无比的艰难，这艰难却不使读者害怕，只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出自由的必需的代价，认识出为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
乔木同意鲁迅对这部小说的缺点的批评——“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还诚恳地指出小说“对于满洲民族战争的多面性却并未能有充分的把握”，“本书主人翁的武装队伍也显得孤立”及人物描写上的一些不足；并希望这些意见“能够得到适宜的反响”，“证明中国的批评界毕竟没有敷衍了这么一部好书”。
二、关于“别字”问题的讨论
在由“别字”问题而涉及汉字改革的讨论中，胡乔木也是同鲁迅相呼应的。
从1933年10月鲁迅、曹聚仁同刘半农议论写别字，到1935年初一些文化人提倡推行手头字，经过了一年多时间。1935年3月有人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活字与死字》，重提旧事，引出鲁迅以“旅隼”的笔名在《芒种》半月刊上发表《从“别字”说开去》一文，指出：“文字的改革如长江大河的流行，无法遏止，假使能够遏止，那就成为死水，纵不干涸，也必腐败的。”鲁迅认为，“写别字的病根，是在方块字本身的，别字病将与方块字本身并存，除了改革这方块字本身之外，实在并没有救济的十全好方法。”
胡乔木写了一篇回应旅隼先生的文章：《向别字说回来》，肯定“《从“别字”说开去》，是一篇针对维持现状论的很有意思的文章”，认为其论点“是在一般文化政治的问题”。在文字改革的总方向上，当时胡乔木和鲁迅是基本一致的，就是要走拼音化的道路，但在对待提倡写别字的问题上，胡乔木更为激进，因而对旅隼表示的“既不反对也不热心”的态度不以为然。胡乔木当时是赞成用拉丁化新文字取代汉字的。他还发表了一个《全国拉丁化汇通方案》。在文字改革道路的探索上这种认识的偏颇，很长一段时间里占居了主流地位。
三、在展开“两个口号”论争之后
1936年6月，发生“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论争。这是抗日战争前夕，革命作家内部就如何建立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展开的一场论争。鲁迅6月间在病中连续发表《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说明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8月1日，左联负责人之一徐懋庸致鲁迅信，批评鲁迅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的阐释“是不对的”，指责鲁迅“最近半年来的言行，是无意地助长着恶劣的倾向的”，认为鲁迅“不屑与多数人合作”，“不看事而只看人”，“看人又看得不准”，“是最近半年来先生的错误的根由”。鲁迅认为这封信中“全是教训我和攻击别人的话”。8月3日至6日，鲁迅在冯雪峰的帮助下抱病写成长信《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鲁迅在信中表明：“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对于文艺界的统一战线，“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者也，或鸳鸯蝴蝶都无妨。”鲁迅表示，对两个口号，他“是并没有把它们看成两家的”，他主张“这两个口号的并存”。鲁迅此信发表后，在党的领导下，在茅盾、郭沫若等的支持下，“两个口号”的论争逐渐停了下来，促成了文艺界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其标志是1936年10月1日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各方面的作家21人签名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的发表。
在论争展开之后，胡乔木和周扬、邓洁、钱俊瑞一起讨论过，他和邓、钱都不赞成对鲁迅的那种态度。周扬表示，徐懋庸给鲁迅的信不是他让写的。胡乔木指出，徐懋庸的信反映了周扬的基本态度。他们三个人谁也说服不了周扬。后来，由邓洁出面去见了鲁迅，表明他们同周扬不同的立场。
暂避培明女中
1936年秋季开学，胡乔木化名胡定九，到培明女中当教师。培明女中的校长是盐城老乡，又是胡乔木的同学。那时白色恐怖严重，他利用这个关系在那里隐蔽下来。9、10月间，江苏临委成员丁华和书记邓洁相继被捕。胡乔木立即从原来在法租界一条弄堂里租住的亭子间搬走，住到新闸路南园培明女中二楼阅览室里，只在该校学生中活动，很少出门。他在学生中做了不少工作。
除了教英语、国文课和批改日记作文等外，胡乔木还组织学生出壁报、演话剧、开座谈会，对其中的先进分子进行培养。当时初二年级人称“一伙儿”的三个学生（费瑛、朱雅琴、蔡秀敏）先后入党，在培明女中建立了第一个学生地下党支部。
胡乔木在培明女中管理图书阅览室。开放的时候，他总是在门口坐着，观察学生在看些什么书刊。有了一定的了解以后，胡乔木就分别向一些同学推荐好书。过了一段时间，胡乔木基本掌握了到图书室来阅读和借阅书刊的同学的情况，便组织要求进步的同学成立读书会。通过读书学习，提高这些同学的觉悟和水平，同时团结了一批有活动能力的学生，使他们成为培明女中开展革命活动的骨干。参加读书会的顾锦心、谭营生等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6年秋冬，先后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鲁迅逝世，一是西安事变。这时，胡乔木在江苏临委管宣传。他抓住这两件事，及时发动和组织培明女中师生积极参与社会活动。
1936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胡乔木得知噩耗，不禁失声痛哭。他立即动员培明女中师生前往万国殡仪馆吊唁。培明女中暨附小师生列队从新闸路南园缓缓走到万国殡仪馆，在四周围着鲜花和观叶盆草的鲁迅遗体旁默默地绕行一圈。吊唁活动持续了三天，培明女中许多同学接连参加了三次。出殡那天，培明女中的师生队伍汇集到万人送葬的洪流中。培明女中送葬队伍前导大旗上“鲁迅先生葬仪”六个大字系胡乔木手书。大家唱着“哀悼鲁迅先生”的挽歌和《打回老家去》《五月的鲜花》等歌曲，喊着抗日救亡的口号，直送到万国公墓墓地。下葬时，将缀着沈钧儒手写“民族魂”三个黑丝绒大字的白缎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暮色中，哭声一片。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不少学生对捉蒋不理解。胡乔木通过座谈的形式分析西安事变的背景，说明在当前形势下只有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中华民族才能避免亡国灭种的惨祸。
离开教职后的写作与活动
鉴于上海环境恶劣，地下党组织难以立足，中共中央决定上海左翼文化战线的部分骨干撤往延安。1937年3月，组织上决定胡乔木调离上海前往延安。因此，1937年春季开学，胡乔木不再在培明女中任教，但离开上海之前，胡乔木仍住在培明女中，也没有放下手里的工作。
1937年3月10日，胡乔木在《希望》半月刊创刊号（第1卷第1期）上发表了署名乔木的文章——《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以“一个读者给作家们的一封信”的形式，通过对当时文坛上两种倾向（或因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而把文学的范围看得太狭，或对政治冷淡）的分析，呼吁作家“联合一致”。胡乔木写这篇文章的直接动因是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编者炯之（沈从文）的同名文章引起的争论。乔木指出：“这一场论争是代表了今日文坛上两个倾向的矛盾，我并且以为，这种矛盾不但必需消除，而且是完全可能消除的。”他“相信作家间真的需要一种新运动”，经过这场新运动，“希望中国文坛的空气能够因此澄清或走向澄清”，“产生一种真实而悠久的联合”。而“这个运动就是对于文学的再认识，对于别人和自己的再认识”。
这篇文章，应该说是新文学运动史上的一篇重要的文艺论文。
1937年3月25日，胡乔木在《希望》第2期上又发表了新诗《挑野菜》。诗的标题下面引四句“乡童谣”：“打了春，赤脚奔，挑野菜，摘茅针。”似有一股带着泥土味的春的气息扑面而来。全诗8节32行，开头由家乡童谣引发对少年生活的回忆，描绘了一幅春风丽日下平静的农村图画：“挑野菜哟。瞧天！春来第一个好太阳，坐在土上你闻得见香。挑野菜哟。挑野菜哟。这一篮儿哪能算多？今晚上妈说要煮一锅。挑野菜哟。”
接着而来的几声亲切话语，几个亲昵动作，把少男少女的青春活力和天真无邪的爱慕之情，活脱脱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挑野菜哟。你且别忙回家，好妹妹，听我跟你讲话，歇一会。挑野菜哟。挑野菜哟。喏喏，靠近来搂住我的头……你知道昨天……我怎么能够！挑野菜哟。挑野菜哟。没有什么，别瞧我的脸，是草花里虫儿飞进我的眼。挑野菜哟。”
面对此情此景，正当人们要发出“生活是多么美好”的赞叹时，波澜陡起，传来了另外两个挑野菜的异乡人的对话：“挑野菜哟。回老家？唉，你的心肠真好！还不一样？我往哪里逃？挑野菜哟。”一下打破了田园诗的平静，使诗跳动着抗日救亡的时代脉搏。最后一节“野菜尽挑没有个完，菜心虽苦它比我的甜”两句，宣泄了对贫穷苦难生活的怨恨。这诗是颇能激起读者哀民爱国的感情的。
这首诗的节奏、韵律也很讲究。全诗8节，每节4行。1、4两行是“挑野菜哟”的复唱，2、3两行每行十字上下，诗形整齐中有错落。复唱之外的16行诗，句子看似散文一般，却有严格的节奏和韵律。每行四个音顿（拍），每顿三四个字；轻重音安排有序，每行都是重轻轻重也就是扬抑抑扬的节律。韵式是每节内两句押韵，大多用响亮的开口韵，且多数是单音节词煞尾。每节换韵，却又不一换到底，在变中有不变。大体上是隔节叶韵：第5节与第3节相押，第8节与第6节相押。整首诗的韵脚是：aa，bb，cc，dd，cc；ee，ff，ee。这样，形成中间和末尾有两次由韵的和谐撞击引起的共鸣，使全诗的音韵在不断变换中又有呼应。朗读起来节律鲜明，抑扬顿挫，有变化之妙而无散乱之感。
《挑野菜》是胡乔木创造新格律诗体的一次相当成功的尝试，是他继承中国古典诗词和民歌的传统，又吸收英诗的营养，悉心研究，精心创作的成果。从这里出发，胡乔木朝着创造新格律诗体的目标前进，走了一辈子。
1937年3月上旬，培明女中的积极分子为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在静安寺附近一所房子的小花园里，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游园活动，邀请胡乔木参加。游园时，大家一起唱歌、朗诵、做游戏，玩得很开心。胡乔木还应她们之请讲了三八节的由来和今天纪念三八节的意义。
这是胡乔木同培明女中学生最后一次集体活动。过不多久，他就接到调往延安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