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到北大
成为市委党校的教师后，年轻的汤一介仍然保持着努力钻研、积极向上的作风。为了工作，汤一介开始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选集》。特别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汤一介更是下功夫进行刻苦钻研。
在1951年到1956年期间，汤一介读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斯大林全集》一至十三卷（当时只出了十三卷）以及《列宁选集》两卷、《列宁主义问题》和出版的几卷《列宁全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等。在这些马列著作中，《联共（布）党史》是他读的遍数最多的。此外，汤一介还有一个很好的读书习惯，就是把自己认为重要的地方加上红线或者批语，这亦是青年汤一介读书用功勤奋的可贵之处。
在北京市委党校，汤一介最先给学生讲的是中共党史，课本即是胡乔木写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后来教《联共（布）党史》中的第九章至第十二章。1955年以后，汤一介又开始讲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是讲认识论部分。因此汤一介又开始下功夫钻研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反杜林论》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
汤一介在党校的讲课很受欢迎，因为他讲课条理很清楚，这一方面离不开他在北大的哲学基本训练，另一方面也离不开他在这个时期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下功夫学习和钻研。就如汤一介所说：“既然自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就应该认真阅读和下功夫钻研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1956年夏天，在哲学教研队伍里愈加出类拔萃的青年汤一介又一次被领导“相中”而决定调他去高级党校（即今中央党校）。与此同时，一直欣赏汤一介才华、并已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研究所负责人的胡世华教授也在积极要求把汤一介调过去。
但这时汤一介只想回到北京大学，因为这时患脑溢血的父亲汤用彤教授身体已有所好转，恢复研究工作的汤教授最希望儿子汤一介回到北京大学帮助他整理文稿。
这年10月，汤一介终于回到北京大学并开始积极帮助父亲整理编辑文稿。第二年6月，汤用彤教授的名著《魏晋玄学论稿》正式出版。此书的完成离不开汤一介的付出，但一向勤奋的汤一介仍觉得这一时期自己做的不多，因为只完成了帮助父亲编辑《魏晋玄学论稿》这一任务。
2、第一次人生风暴
这个时期，北京大学也开始了整风“反右”运动，让汤一介没有想到的是，在1958年初运动已经进入尾声时，他的妻子乐黛云竟被划成了“右派”。对于在上大学时就已参加革命入党并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乐黛云来说，这是她遭受的人生第一次冲击，也是她和汤一介共同经历的第一次人生风暴。
此时一直积极热情工作的乐黛云正担任北大中文系教员党支部书记。由于“反右”运动的开展，她和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们不得不停止了此前他们一直准备在北大校园创办的刊物《当代英雄》。
到了1958年2月，虽然这时全国的反右运动已经进入了尾声，但《当代英雄》的创办者们仍然因被称为“反党”的“同人刊物”而被揪出来当众批判，结果就是这些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们全部被划成“右派”。身为中文系教员党支部书记的乐黛云更因为是这些右派们的“头领”而被划成了潜伏最深的右派。
不久，北京大学对被划为第二类“极右派”的乐黛云做出了“戴上‘极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每月16元生活费，立即下乡监督劳动。”的结论。而这时的乐黛云又刚刚生下儿子汤双，看着怀中嗷嗷待哺的婴儿，坚强乐观的乐黛云无言以对。
面对惨遭不公正待遇的儿媳和刚刚出生不久的小孙子，一向廉洁自律、谦恭待人的汤用彤教授只得亲自出面找到北大领导。他向北大领导请求说，可否让乐黛云晚些时候再去乡下劳动改造，因为刚刚出生的孙子离不开母亲。
也许是考虑到汤用彤先生当时还在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的工作，也许是别的原因，总之，北京大学最后还是对乐黛云做出了“宽限”，允许她8月份再去农村接受劳动监督改造。
而汤一介听到妻子被划成“右派分子”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根本不可能”。从当年阅读《绞索套在脖子上的报告》开始，他就相信，乐黛云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样一个热爱党热爱祖国的人怎么可能是右派呢？
正直善良的汤一介认为是北大中文系搞错了，而这样把一个坚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干部打成右派，是对党和国家的不负责。于是他立刻给北大中文系党总支部打电话对他们说，乐黛云不可能是右派，是中文系党总支搞错了。
想不到北大中文系党总支却把汤一介的话通报给了哲学系党总支。结果哲学系领导就以汤一介与“右派分子乐黛云划不清界限”为由，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但是身背“处分”的汤一介并没有丝毫改变，他仍然在时时关心着处于逆境中的妻子。
乐黛云终于还是没有逃脱母子离别的厄运，8个月后，正在为小儿子汤双哺乳的乐黛云接到了北京大学让她“立即下乡，接受监督改造。”的通知。他们同时在通知里告诉乐黛云，她必须在第二天赶到北京远郊门头沟大西山的斋堂村，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如有违抗，后果自负！
乐黛云知道，她被特许恩准留在小儿子身边的日子就要结束了，毫无选择的乐黛云只得抛下襁褓中的小儿子，告别了善良而又无奈的公公婆婆，一个人孤独地走出家门。
被强迫离家的乐黛云都没有来得及和汤一介告别，因为这时汤一介正被下放到京郊大兴县搞“人民公社化”，一个星期才会回家一次。当汤一介风尘仆仆从郊区赶回到家里时，8个月大的小儿子竟然一个人孤零零地睡在小床上。汤一介难过地抱起幼小的儿子，心中更加思念远在门头沟大山里被监督改造的妻子。
从这以后，汤一介一直坚持给乐黛云写信，他鼓励妻子坚强乐观面对生活，他还告诉妻子，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坚信自己不是“右派”，并且永远都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为了表示自己支持妻子的坚定立场，汤一介每次写完信，都会认认真真在信封上写下“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以显示自己毫不隐晦坚信乐黛云不是右派的心迹。
这一切，无疑带给京郊大深山里的乐黛云莫大的鼓励，因为在那个年代，谁都知道“同志”两个字的意义有多重。自从被划成“右派”后，乐黛云就再也没有听见别人对她称过“同志”，因为她已是人人都必须批判和划清界限的“阶级敌人”。因此在这样的时刻，汤一介坚定支持陷入深渊的妻子，才更让妻子感动和难忘。
而对于汤一介这样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来说，在妻子遭受不白之冤时不仅对爱情忠贞不渝，而且直白坦诚地支持妻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这种毫无掩饰的鲜明立场，必然是“引火烧身”，甚至于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
那是在京郊大兴的农村，有一天汤一介托一个北大学生寄出一封他写给乐黛云的信，但想不到这样一件很平常的事却给汤一介带来了麻烦。原来，这个学生看到了汤一介在信封上写的“乐黛云同志收”的几个大字后，觉得这是汤一介的“革命立场”有问题。于是这位“革命立场”坚定的学生回到学校后，就立即向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委作了汇报。结果由于这位同学的“革命行动”，使得他的老师汤一介一受到了一通狂风暴雨般的狠批痛批。
虽然如此，遭到“痛批”的汤一介却丝毫没有改变立场。过后他仍然坚持给乐黛云写信，而且每次写信时，他仍然会在信封上清清楚楚地写上“乐黛云同志收”几个大字。因为他始终认为乐黛云根本不是右派，是北京大学中文系弄错了。汤一介从没有想过，他这种近乎执著的率真和坦诚只能为自己招来更多的麻烦和灾难。
果然在不久后的“反右倾”运动中，因为给右派妻子写信称为“乐黛云同志”的事，又让汤一介遭到了更为“声势浩大”的严厉批判。从汤一介第一次因为与“右派分子乐黛云划不清界限”而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开始，这已经是汤一介第三次给自己“引”来的灾难。
但汤一介却依然是初衷不改，似乎从没有想过与自己的妻子划清什么所谓界线。在乐黛云被监督改造长达4年的时间里，他始终坚持一星期为妻子发一封写着“乐黛云同志收”的亲笔信，这一封封满怀关爱鼓励的信件，不仅给了身临苦难的乐黛云极大的勇气，更见证了汤一介对妻子诚挚的爱情。
1962年底，乐黛云终于结束了在京郊门头沟大山里被“监督改造”的日子，重新踏进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当年襁褓中的小儿子汤双已经长大，懂事的女儿汤丹已经10岁。善良的公公婆婆已见衰老，汤一介的脸上更增添了几许沧桑。不管怎么说，一家人终于又在一起生活了。汤一介虽然从此再没有用笔书写“乐黛云同志”表露心迹，但是在他的心目中，乐黛云永远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
3、哲学路程
1958年到1964年，中国经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运动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特殊年代，汤一介这一时期的哲学路程也和当时的社会形势紧密连在一起。其主要体现在当时中国政治领域内中国共产党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反修防修”的斗争以及学术界对著名学者冯友兰教授提出的“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的“资产阶级学术观点”发起的批判。
由于中苏两党分歧和矛盾的公开化，在中国国内就正式开展了“反修防修”的政治斗争。这种形势下，正在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共产党员汤一介积极参加了批判修正主义的理论队伍，并且与另外3名同志一起以笔名“司马文”撰写文章批判修正主义。“司马文”就是“4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的意思。
中国国内学术界也同时开展了对当时的北大教授冯友兰先生的“抽象继承法”和“普遍性形式”批判的“学术讨论”。同时也有一个与汤一介他们的“司马文”特点非常近似的名为“撒仁兴”的写作小组也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撒仁兴”，即是取“三人行”之谐音的三人写作集体。汤一介他们的“司马文”自然也参加到了这个批评冯友兰的行列之中。
虽然那个时期的这类“学术讨论”受时代影响有它自身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参与讨论的学术工作者们必须引经据典，因此汤一介又继续阅读了一大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另外这时的汤一介已经开始为哲学系的心理学专业和哲学专业的学生教授中国哲学史，并先后培养出一批北大哲学系专业的毕业生。因此除了阅读大量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外，汤一介也开始系统地阅读中国古典书籍，从儒家经典到诸子百家书以及《汉魏丛书》、《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前四史、《晋书》、《南北史》等等。对于这些书籍，汤一介不仅全部翻看，而且精心做出了几千张的分类卡片。
这个时期的汤一介也撰写了一些文章，除了在参加北京学术界召开的关于孔子、老子、庄子的讨论会后写的文章被收入《老子哲学讨论集》、《孔子讨论文集》、《庄子哲学讨论集》外，汤一介又撰写了有关墨子、王弼、郭象、朱熹等中国古代哲学家的文章。
由于当年时代环境的影响，后来汤一介对这些文章都不太满意。只有他在“老子思想的阶级本质”一文提出的“老子哲学反映着没落奴隶主的要求，但是他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这一观点与当时流行的观点不同。当时社会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唯物主义是进步的，唯心主义是反动的”。
汤一介认为，能写出这样的观点，是他在学习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历史观之发展》和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中找到了根据。在当年汤一介的哲学研究中，这个观点应该说是一个突破，但后来的汤一介仍然认为，他当年敢于发表的这个观点仍然没有脱离时代的局限性。
纵观这一时期汤一介的哲学路程，无论是他大量地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和中国古典名著，还是他撰写的著作和观点，都尽显出汤一介对哲学的刻苦钻研和执著追求。
4、父子情深
1964年，汤一介的人生道路开始不平静，这一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他的父亲汤用彤先生因病不幸逝世。
汤用彤先生的逝世，使中国学术界失去了一个著名的国学大师，一个优秀的现代哲学史家和佛教史家。而对于一直和父亲感情很深的汤一介来说，更是在悲痛之中愈加怀念父亲。
在汤一介的心目中，父亲对自己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尤其是在人生经历，哲学梦想的追求中，父亲对传承“事不避难，义不逃责”家风的教诲，父亲的勤奋与学术成就，父亲的忧国忧民思想，都对自己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汤用彤先生1893年诞生在甘肃渭源县城。辛亥革命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堂，后赴美国哈佛研究院攻读哲学。汤用彤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佛教史、魏晋玄学及印度古代哲学史的研究。而他的著作《魏晋玄学论稿》和《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更是研究魏晋玄学与佛学不可不读的经典著作。
世纪50年代，汤用彤先生给汤一介、杨辛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