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江西省鄱阳湖边的鲤鱼洲，曾经是有名的血吸虫病肆虐的土地。当地很多农民在多年前就因为可怕的血吸虫病纷纷逃离了鲤鱼洲。后来设立的劳改农场也因为鲤鱼洲的险恶环境搬走了。因此，对于几千人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工来说，来到鲤鱼洲除了劳动改造外，还要在战天斗地中迎战可怕的血吸虫。
虽然鄱阳湖畔的鲤鱼洲生活环境艰苦，一家三口人夜夜与水牛为伴，但再没有了几年来戴着黑牌子挨批斗、写检查劳动改造的日子。因此汤一介时刻要求自己，一定要真心地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和劳动人民结合，真正地回到人民群众的队伍中。
从此，哲学家汤一介在艰苦的鲤鱼洲五七干校开始了中国几千年来一个普通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艰辛劳作。虽然下稻田插秧和平整水田的劳动对于从小家境富裕、生活无忧，一直埋头做学问的汤一介是一场近乎“磨难”的体力锻炼，汤一介却一直认为鲤鱼洲干校让自己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亲自感受到在稻田里插一天秧苗后那种难以忍受的腰腿疼痛，才能感受到经过一整天站在淤泥中平整水田后的疲劳至极。这是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也只有在这里，才能体会到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辛劳困苦。
汤一介不怕苦不怕累，真心地在劳动中改造自己，也给工宣队和军宣队留下了“认真改造”的好印象。一年后，在鲤鱼洲干校的北京大学招收了一批工农兵学员。一致认为汤一介改造最彻底，表现最好的哲学系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领导决定，派汤一介为这些工农兵学员当教员。
于是在鄱阳湖畔鲤鱼洲北京大学的五七干校，汤一介开始为这些当年从工人、农民、解放军部队基层招收的工农兵学员做教师。那个年代，他们也曾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这一段和工农兵大学生一起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和学习的日子，给汤一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而他曾这样回忆：“……并和这些从工、农、兵中来的学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斗私批修。在我与工军宣队的同志们和工农兵学员在鲤鱼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我感到他们的朴素、诚恳、吃苦耐劳和坦白的胸襟，对我是很大的教育。我到现在也还认为，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值得庆幸的。”
不久，汤一介的儿子汤双突然得了扁桃腺炎，鉴于鲤鱼洲有限的医疗条件，汤一介只得请假带着汤双回到北京治疗。而这时北京大学校园内也招收了工农兵学员，这样汤一介就被留在了北大校园。
紧接着，鲤鱼洲干校的北京大学教职员工接到了立即返回北京的通知。于是，鄱阳湖畔的所有北京大学人员立即收拾行囊，就像两年前他们匆匆离开北京一样，此时又匆匆离开了鄱阳湖畔的鲤鱼洲，告别了他们曾经挥洒汗水的稻田和他们亲手盖建的房屋，踏上了北归回京的路程。
7、夫妻患难真情
历经磨难，汤一介终于走过了这段非常岁月，而更让他难忘的是和妻子乐黛云在血雨腥风中的患难真情。不管是运动初期的惨遭批斗，还是一遍遍地写检查，乐黛云和汤一介始终相依相携、紧紧相随，夫妻共同走过了风风雨雨。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很多夫妻或迫于压力，或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有划清界限的，也有揭发批判甚至离婚的。乐黛云因为曾经的“摘帽右派”身份也一直在接受红卫兵“造反派”的监督劳动改造，但她义无反顾抱定了和汤一介站在一起共渡难关的决心，如此的高尚情操，给了汤一介极大的鼓舞和力量。
每天晚上在哲学系的大楼里，已经被“监督改造劳动”了一天的汤一介仍然在接受“触及灵魂”的革命审问或者是写检查。而在外面瑟瑟的寒风中，乐黛云则始终坐在石坎上等候。从吃完晚饭把汤一介送到哲学系大楼前亲眼看着他走进去，一直到深夜汤一介被“放”出来，乐黛云就这样静静地在外面守候。
汤一介与乐黛云在北大。
自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她已经被迫见到了太多的批斗大会和鞭打老教授的情景，特别是有一天的傍晚，刚刚劳动回来的乐黛云忽然看见季羡林先生和周一良先生挂着大黑牌子，身背食堂炒菜的中号黑铁锅，走在北大校园中，在敲锣打鼓声和口号声中，两位老教授就这样被一帮红卫兵小将推搡着押走了。
这一幕，始终留在乐黛云的脑海中，她不知道这样的厄运什么时候就会降临到汤一介的头上，因而在那几个月，乐黛云每一天的晚上都是这样度过。一个人坐在楼外面的石坎上，没有眼泪，没有悲哀。陪伴她的，只有漆黑一片的校园和瑟瑟阴冷的秋风。
每当深夜汤一介拖着疲惫的身影走出哲学系大楼的时候，都会看见坐在哲学楼外面石坎上乐黛云的身影。看到汤一介的乐黛云就会立刻站起身迎上去和他一同走回家。这一幕让汤一介感动，更让他刚刚被鞭挞的内心深处涌起一股温暖。
后来汤一介曾这样回忆：“……而在后来的日子里，她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无论是什么情况，她都没有从我身边走开。那种情感，对于我而言，一言以蔽之，是一种很深切的爱护。”乐黛云则回忆说：“在‘文革’那么一个非常的时期，我们俩依然抱定了在一起的决心，不像很多夫妻，都离婚了，这一点，于我于他，都是很宝贵的，都是很值得珍惜的一种真挚的感情。”
8、伟大的母亲
不久，汤一介年迈的母亲病倒了。还没有抚平心中创痕的汤一介只觉得有一股对母亲难以割舍的忧伤自心头升起。
汤一介和母亲感情很深，在他的心目中，母亲不仅是中国母亲的典型代表，更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回想母亲把自己抚养长大，几十年和母亲在一起生活的岁月似乎仍然历历在目……
汤一介的母亲张敬平出身于湖北黄冈阳逻镇的名门望族，她的父亲张鸿翔曾为翰林院编修，她的大哥张大昕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后当选为参议会议员。在这样家庭长大的张敬平虽不曾进学堂读书，却自幼聪明懂事，而且仪表端庄、知书达礼。
世纪60年代，汤用彤先生和夫人在燕南园。
走进汤家的张敬平恪守中国妇女“相夫教子”的美德，是孩子们的好母亲，更是人们眼中美丽、贤德的汤夫人。
在动乱的战争年代，年轻的汤夫人不畏艰难，毅然带领儿女辗转千里远赴云南与汤教授团聚。在云南，汤用彤教授一家不仅历经战乱的居无定所和颠沛流离，更经历了在战争年代教授开不出薪水的艰苦和贫困。出生在富贵人家的汤夫人虽是第一次面对生活的艰难和窘迫，却是沉着冷静，毫不畏惧。她先拿出自己的首饰变卖贴补家用，首饰卖光了，就亲自去市场卖衣服。而正是汤夫人这样的勤于持家，才使得一家人度过了艰苦的战争年代。
在北平，汤夫人和丈夫、儿子一同迎来了新中国的解放，更看到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的时刻，正在北大哲学系二年级读书的汤一介以满腔热血毅然报名参加志愿军。汤夫人虽曾在战争年代遭受了失去长子和爱女的伤痛，在国难危机时却毫不犹豫地支持她的儿子上战场。当一位《新民晚报》记者采访汤夫人时，曾这样问她：“你能同意你的儿子上前线吗？”汤夫人异常坚决地对他说：“别人的儿子上前线，我的儿子当然也应该上前线。”
这些出自一向深居简出，以“相夫教子”为传统美德的汤夫人之口的激情话语，不仅让她的儿子汤一介感到骄傲，更鼓舞了千千万万个送儿子奔赴战场的中国母亲。
为了表示自己支持抗美援朝的爱国之心，汤夫人又响应国家号召，把手中保存的黄金捐献了。从勤俭持家的贤妻良母到积极爱国的中国女性，集中国伟大女性传统于一身的汤夫人和祖国一起走进了新时代。因此，汤一介曾这样回忆母亲：“……这时政府号召捐献买飞机，母亲就把她保存的金子捐献了。这些都是因为抗战胜利了，共产党把外国势力赶跑了，官吏们和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使得像我母亲这样的女性，爱国也不愿落后了。”
燕南园58号是汤家在北京大学的住所，汤夫人在这里度过了近30年的人生岁月，更为汤家三代人筑起了一个充满温馨和关爱的家。不管是谁回到家中，燕南园永远是一片温馨和孩子们的欢笑声。特别是远在深山劳动改造的儿媳乐黛云休假回家时，汤夫人更要准备丰盛的饭菜为乐黛云补养身体，让漂泊在外的儿媳和家人一起分享燕南园家庭的温暖。
汤夫人把她伟大的母爱和无限的温情献给了燕南园，也在燕南园走完了她人生的最后岁月。遭受了汤用彤教授去世的打击和“文革”风暴磨难的汤夫人在1980年病逝。
母亲的去世，让汤一介最为悲痛和自责的是，当时自己没有能力让母亲有一个平静安详的晚年，想起这些，更让汤一介感到内心深悔。
乐黛云曾深情回忆汤夫人：“婆婆是个温文尔雅的人，她很美丽，读过很多古典文学作品和新小说，《红楼梦》和《金粉世家》都看了五六遍。她特别爱国，她把自己保存的金子和首饰全捐献出来，听说和北大教授的其他家属一起，整整捐了一架飞机。她从来不对我提任何要求，帮我们带孩子，分担家务事，让我们安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