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进北大先修班
1946年夏，历经周折，汤用彤教授终于偕家人从昆明取道重庆回到北平。此时的汤用彤教授虽没有他的儿子汤一介那样“激情澎湃”，却是毅然放下手中一直急待完成的《隋唐佛教史》，接受了傅斯年先生力邀他返回北平协助北京大学复校工作的邀请。回到北京的汤用彤教授很快投入到了北大复校的工作中。与此同时，立志努力读书的汤一介也终于正式成为北大先修班的学生而走进北京大学。
比起几年前在云南和重庆南开中学时曾经调皮逃学、离家出走，欲奔往延安的那个近乎“叛逆”的中学生，19岁的汤一介已经是一个成熟稳重、风华正茂的青年。在同学们的眼中，他性格内向、热爱学习、努力向上，是一个积极准备升入北大的好学生。
先修班的学习是紧张的，汤一介在学习完先修班的课程后，依然继续阅读大量的外国文学名著。他的阅读范围则更扩大到文学理论、美学、哲学等方面的书籍。最初他从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开始，接着阅读的是朱光潜先生编著的《谈美》和《谈文学》。
这以后汤一介又找到了朱光潜先生翻译的克罗齐的《美学原理》一口气读完。这本来自西方的美学丛书一下引起了他的学习兴趣，从此他的知识面又丰富了许多。紧接着，汤一介又开始阅读《圣经》中四福音书的那一部分，受《圣经》的影响，汤一介又继续读了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ty of God）。
由此可见，一向热爱阅读的汤一介在学习之外仍然大量阅读文学和哲学著作。不同的是，此时的汤一介的阅读兴趣已经从中国的哲学和文学转到了西方的哲学和文学。而西方哲学中有关人道主义的观点也在逐渐影响着汤一介对人生的探讨和研究。
在这些西方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完成《论善》之后，汤一介又写出了《论死》、《论人为什么活着》等文章。这些作品虽是青年时期的汤一介探讨人生意义的早期哲学研究的文章，但文章的主题却是年轻的汤一介在哲学研究上的一个更加深邃的探讨。可以说对当时的年轻人是很有冲击力的，只可惜汤一介这些早年的习作全丢失了。只有邓广铭教授的女儿邓可蕴、也是后来在几十年中一直把汤一介视为兄长和老师的好朋友，她不仅认真读过汤一介的这些作品，而且把作品中大段的内容抄写在自己的日记本上。
当年在汤一介居住的东厂胡同大院中，邓可蕴还是一个比他小好几岁的初中学生，几十年后，汤一介曾问起邓可蕴是否还保存有她当时的日记，可是由于经历的年代太久和社会变故等原因，邓可蕴当年的日记本早就丢失了。
这个时期的汤一介也写过一些散文，幸运的是，其中有两篇分别题为《流浪者》和《月亮的颂歌》的文章曾刊登在当时的《平明日报》上，而且其中那篇题为《月亮的颂歌》的散文得以保存下来。散文有3段，第一段写的是“有月亮的日子”，第二段写的是“没有月亮的日子”，第三段的小标题是“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散文的第三段内容是这样的：
“春天骤雨的声音，
在闪烁的青草上，
惊醒了花朵，
它们永远是
快乐、清新、鲜美，
而你的声音是远过于这些。”
我唱了雪莱的这首小诗，好像走在提琴的弦上，弦振动，摇撼了我的心灵。
大海里的水忘情地奔腾，不知道为的是什么？但。看见了灯塔的弧光，也就探得了人生的意义。诗人说人生如梦幻，这简直是嘎嘎乌鸦的叫声，与自然多么不和谐。可我却想说，人生是灯光一闪，这毕竟能留下一点痕迹，在那些“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我许下这个愿：
“去看那看不见的事物，去听那听不到的声音，把灵魂呈献给不存在的东西吧！”
这也许是为着留下一点痕迹罢了！
现在我真想把“不知道是什么日子的日子”改为“不知道有没有月亮的日子”，把“这也许只是为留下一点痕迹罢了”改为“这也许是为着留下无痕迹的痕迹罢了”。
先修班的一年，无疑是青年汤一介不断学习和取得收获的一年。
2、《文拓》复刊
如果说北大先修班在学习和思想上都带给了汤一介巨大的收获，那么在重庆南开中学遭到“被迫停刊”的《文拓》在北大校园复刊，则是汤一介在北大先修班最难忘和愉快的经历。
当年北大先修班《文拓》成员，前排右二为汤一介。
北大先修班就设在当时国会街北京大学的第四院，即原来的“国会议院”。来到北大第四院不久的汤一介即萌生了复办南开《文拓》的意愿。而他的想法也立刻得到了和他一起进入先修班的黎先智及原来重庆南开中学几个同学的支持。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曾在千里之外被迫沉寂的《文拓》终于在北大校园复刊了。
复刊的《文拓》仍以散文为主，并恢复了副刊《仙人掌》，既取仙人掌有刺之意，又不失《文拓》历来之犀利文风。而汤一介此时则写出了篇幅较长的《美学研究之种种》在《文拓》以连载方式登出。
北大四院的《文拓》还常常举办各类年轻人喜爱的活动。比如请教堂的神父辅导英语会话，举办西方古典唱片音乐欣赏晚会，在北大四院礼堂举办400多人参加的音乐会，为同学们举办诗歌朗诵会等。《文拓》举办的这些活动非常受欢迎，特别是汤一介在诗歌朗诵会上为大家朗诵的《哭亡女苏菲》，更是深深打动了台下的听众，以至于朗诵会后，很多同学都找到汤一介向他要这首诗。
北大四院的《文拓》还有一个很有影响的活动就是请来名人学者和教授为大家作报告。这其中包括：西语系的冯至教授为同学们讲歌德，徐炳昶教授讲中国古代社会，废名教授讲阿赖耶识，许德珩教授讲社会学及空想社会主义等。学者们的精彩演讲以及“名人效应”更为北大校园的《文拓》丰富有趣的活动增添了无限的光彩。
受国内形势的影响，当时的北大学生也有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派，这也使没有明显立场的《文拓》受到两面夹击。因此，《文拓》虽无限“闪光”，却也有“校园内国民党方面学生的攻击和共产党学生的看不起”之“不如意”。
随着北京大学学生运动的日渐高涨，汤一介和《文拓》的成员终于改变了“不明显”的立场，他们后来全都坚定地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样，《文拓》也随之在北大第四院自动停刊了。但是，《文拓》又一次闪耀的光彩以及和《文拓》共同在北大四院走过的岁月却深深留在了汤一介的记忆中。
3 积极投身政治活动
在北大先修班对哲学研究新的探讨和突破以及《文拓》的复刊，是汤一介的收获。而“积极投身政治活动”则是这个时期青年汤一介在成长道路上的最大改变。在这之前，受国家形势和父亲的影响，成长中的汤一介虽已对国家和人民负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但他仍然对政治不关心。而直接导致汤一介改变政治立场的，即是当年震惊全国的“沈崇事件”。
1946年12月，北平女学生沈崇在东单广场遭到了美国士兵的强奸。这一屈辱事件立刻震动了全国。一向对政治不关心的青年汤一介更是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因为沈崇就是北大先修班的学生。
“沈崇事件”立即引起了北平城大规模反美活动的爆发，走上街头游行的人们一致要求严惩肇事的美国士兵。汤一介也走出校园，加入了北京大学反美游行的队伍。
情绪高涨的北大学生在大规模的游行后，又来到东单广场开始静坐示威。在一片“美国人滚出中国”、“打倒美国佬”和“严惩凶手”的口号中，汤一介看到一个同学正在教大家用美国国歌改编成的歌，歌名就叫“滚出去洋禽兽”。在口号和歌声中，汤一介更加激情振奋。从此，汤一介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开始关心政治，并积极参加了一系列罢课游行的学生运动。
1947年冬天，在国内革命形势日渐高涨的影响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的汤一介被选入北大学生自治会。不久他又和黎先智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他们每星期聚会一次，在一起阅读《反杜林论》等进步书籍。后来“腊月社”把聚会地点搬到了汤一介在东厂胡同大院的家里。却不想由于读书、开会的活动频繁，引起了国民党特务的注意。这件事被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知道后，就让他的秘书通知了汤用彤教授。得到消息的汤一介立即和北大学生偷偷把有可能引起麻烦的书籍装在两个麻袋里从东厂胡同大院的小门运到红楼去了。
从一个不关心政治的读书青年到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到置身其中积极参加政治活动，政治思想逐渐走向成熟的汤一介已经把自己的学习、理想和祖国的未来紧密连在一起。
4、北大哲学系的勤奋青年
1947年暑假后，汤一介正式升入北京大学哲学系。从此开始了他刻苦拼搏、辛勤耕耘的哲学研究之路。
比起几年前就已阅读中国古典哲学并“想要好好地来了解这样一个哲学世界”的少年，走进北大校园的汤一介在阅读和对哲学的探索方面都已更加丰富。此时已经阅读了大量英国文学作品的汤一介受钱学熙教授的影响，又对英国文学批评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通过阅读，他更认识到，要学好西方哲学和英国文学批评史，首先必须学习哲学。
这以后，努力学习的汤一介仍然在大量地阅读，读书重点则几乎完全转向了哲学。他先后读完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以及父亲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等。对这些中国哲学家的名著，汤一介还认真记下了读书笔记，撰写了文章。
这些笔记和文章，汤一介至今还保存着一部分，于今而言，它们无疑是宝贵而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哲学家汤一介在60多年前步入哲学研究最初历程的真实印记。
这个时期汤一介对西方哲学的喜爱和研究也更为突出，最具代表的则是他撰写的两篇文章。在其中一篇题为《对维也纳学派分析命题的一点怀疑》文章中，汤一介对洪谦先生否定“玄学”和冯友兰先生认为“玄学对实际无所肯定”的观点都给予了批评。冯友兰和洪谦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教授，因此不得不说，无论是当年那个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大学生的直言，还是他的哲学观点和理论水平，都是令人佩服的。
而北大哲学系著名教授贺麟先生对汤一介另一篇文章《论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给予的评价是：“认为柏莱德烈所谓内在关系仍为外在关系，甚有道理。对内在关系的说法，亦可成一说，但需更深究之。”贺麟先生的评语虽字数不多，却充满了对他的学生汤一介的赞同和鼓励。更让我们看到，青年汤一介的哲学才华已经初显锋芒。
有关对西方哲学方面的学习，汤一介曾这样回忆：“相比之下，我仍然对西方哲学似乎更有兴趣……另外哲学系还有两门课‘英国经验主义’和‘欧洲大陆理性主义’，这两门课对我了解西方哲学的方法有很大帮助，由于要读英文本的著作，不仅使我对西方哲学的名词概念比较熟悉了，而且大体上知道西方哲学的传统问题。”
不难看出，当年北大哲学系一年级的大学生能够写出西方哲学关于“内在关系”与“外在关系”的精辟论述，是与他对西方哲学的深入学习和研究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汤一介还选修了大量外系的课程，如俞大缜先生用英文讲课的“英国文学史”，朱光潜先生的“英诗”，冯至先生的德语快班，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古代建筑史”等。特别是中文系杨振声先生的“西方文学名著选读”，从荷马的史诗、希腊悲剧、但丁的《神曲》，一直到莎士比亚的戏剧，这些全部英文版本的著作，汤一介考了85分，得了全班第一名。
这同样让我们看到，初显哲学才华锋芒和学习天赋的青年汤一介，虽然刚刚走入北大哲学系一年级，却已开辟了一个更为广阔的学习天地。
1948年暑假后，升入哲学系二年级的汤一介来到了北京城东的沙滩上课，汤一介也从此结束了北大四院的生活。
5、道家、佛家思想冲击下的彷徨
这个时期的青年汤一介，虽已走进北京大学，踏上了哲学研究的道路，但受当时混乱动荡的国内局势影响，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汤一介仍看不到国家的前途。在失望中，他愈加悲观。而在这种悲观的情绪中，一直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汤一介无形中又受到中国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冲击。
对于这个时期道家思想的影响，汤一介认为，理想和抱负的破灭让他看到，现实与理想追求相差甚远，这也使得知识分子具有的两种矛盾性格在自己身上更为凸显。一般知识分子都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顺应自然的避世逍遥思想，而且随着环境和个人的机遇而体现不一。因而这个时期看不到国家前途的汤一介非常喜欢阅读具有道家思想的陶渊明的诗。尤其是《形、影、神赠答诗》中“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诗句，汤一介认为，陶渊明的这种思想对自己“一生的人生态度和‘生死观念’都或多或少、或隐或现地有着影响”。
在《庄子》一书中记载的关于“生死变化”的故事中，庄子认为生不过是气之聚，死不过是气之散，都是一种自然现象，没有什么可悲伤的，对生死问题应该取“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的态度。而像“生死”这样的变化，可以说是人生中最大的变化，如果能对这种最大的变化不以为意，那么就可以得到精神上的自由。所以在《逍遥游》一篇中，庄子认为，人不必去管那些自身以外的事，这样才可以逍遥游放于自得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