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巴黎前，吴冠中原是打算不回国了，因国内搞美术没有出路，美术界的当权人物观点又极保守，视西方现代艺术如毒蛇猛兽。因此，他想在巴黎扬名，飞黄腾达。当时有人劝吴冠中不要进学校，不要学生身份，要以画家姿态出现。他想来日方长，先学透，一面也参展春季、秋季等沙龙，慢慢创造自己独特的风格。看了那么多当代画，未被征服，感到自己的绘画风格如同孕妇怀着胎，可能是异样的中、西结合之胎，但这胎10个月是远远不能成熟的，不渴求早产。吴冠中陶醉在五光十色的现代作品中，但父老乡亲同胞们都不了解这些艺术，他担心自己日后创作出来的作品也将与祖国人民绝缘吗？他回忆起在独石桥小学给女生画的那幅麻子像。原来他曾在独石桥小学代课挣钱。小学共六七个教师，女教师都希望他给自己画像，吴冠中却选了一个有特色的女生给她画像，用点彩派手法，画得像而美，但那个女生一看，“哇”的叫了起来，说画了个大麻子！于是谁也不要他画了。他感到落寞，茫然。可能是怀乡情结，故而特别重视梵高的书信中语：“你是麦子，你的位置在麦田里，种到故乡的土里去，将于此生根发芽，别在巴黎人行道上枯萎掉。”吴冠中似乎感到自己将在故土长成大树，在巴黎亦可能开花，但绝非松柏，松柏只卫护故国。当苏弗尔皮教授预备为他签署延长公费时，吴冠中吐露了自己的想法，他完全同意这观点，并主张上溯到17世纪以前的中国传统。离开巴黎，吴冠中仍舍不得，但梁园虽好毕竟不是久留之地。矛盾不易解决，或去或留的决定经过多次反复。
熊秉明清晰地记得：1950年2月25日，他和吴冠中、王熙民在巴黎大学城就“艺术创作和回国的问题”彻夜激辩，大家一直争论到次日早晨7点，熊秉明能够肯定的是：“未来是没有把握的，没有任何既定的可靠的道路可循，只能凭每个人的直觉和预感、勇气和信心去做决定”，“各有不同的命运，说离开故土便缺少营养，是不一定的，正像回到故土也不一定就结得出果实。”
但是，吴冠中最后于1950年暑假离开了巴黎，选择投向吸引海外游子的新中国，他自己心目中的新中国。
当时回国的留学生甚多，这些先行者们当时似乎是探险者。在这之前一年，吴冠中曾给吴大羽老师写过一封信，倾诉心情。
羽师：
我试验着更深度的沉默。但是国内紊乱接着紊乱，使我日益关怀着你们的行止和安危。
在欧洲留学一年多以来，我考验了自己，照见了自己。往日的想法完全是糊涂的，在绘艺的学习上，因为自己的寡陋，总有意无意崇拜着西洋。今天，我对西洋现代美术的爱好与崇拜之心念全动摇了。我不愿以我的生命来选一朵花的职业。诚如我师所说：茶酒咖啡尝腻了，便继之以臭水毒药。何况茶酒咖啡尚非祖国人民当前之渴求。如果绘画再只是仅求一点视觉的清快，装点了一角室壁的空虚，它应该更千倍地被人轻视！因为园里的一株绿树，盆里的一朵鲜花，也能给以同样的效果，它有什么伟大崇高的地方？何必糟蹋如许人力物力？我绝不是说要用绘画来作文学的注脚、一个事件的图解。但它应该能够真真切切，一针一滴血，一鞭一道痕地深印当时当地人们的心底，令本来想掉眼泪而掉不下的人们掉下了眼泪。我总觉得只有鲁迅先生一人是在文字里做到了这功能。颜色和声音的传递感情，是否不及文字的简快易喻？
十年，盲目地，我一步步追，一步步爬，在寻找一个连自己也不太清楚的目标，付出了多少艰苦！一个穷僻农村里的孩子，爬到了这个西洋寻求欢乐的社会的中心地巴黎，到处看、听。一年半来，我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群与我不相干，这些快活发亮的人面于我很隔膜。灯红酒绿的狂舞对我太生疏。我的心，生活在真空里。阴雨于我无妨，因即使美丽的阳光照到我身上，我也感觉不到丝毫温暖。这里的所谓画人制造欢乐，花添到锦上。我一天比一天不愿学这种快乐的伪造术了。为共同生活的人们不懂的语言，不是外国语便是死的语言。我不愿自己的工作与共同生活的人们漠不相关。祖国的苦难憔悴的人面都伸到我的桌前！我的父母、师友、邻居、成千上万的同胞都在睁着眼睛看我！我一想起自己在学习这类近乎变态性欲发泄的西洋现代艺术，今天这样的一个我，应该更懂得补鞋匠工作的意义，因他的工作尚且与周围的人们发生关联。踏破铁鞋无觅处，艺术的学习不在欧洲，不在巴黎，不在大师们的画室；在祖国，在故乡，在家园，在自己的心底。赶快回去，从头做起。先时，犹如别人的想法，我要在这里学上好几年，三年之内决不回国。觉迷途其未远，今年暑假二年期满我是决定回国了。原已向法政府进行延长第三年的公费手续也中止了。（编者注：后来还是延长至第三年。）因为再留下去只是生命的浪费。我的心非常波动，似乎有什么东西将生下来。苦日子已过了半世，再苦的生活也不会在乎了。总得要以我们的生命来铸造出一些什么！无论被驱在祖国的哪一角落，我将爱惜那卑微的一份，步步真诚地做，不会再憧憬于巴黎的画坛了。暑假后即使国内情况更糟，我仍愿回来。火坑大家一齐跳。我似乎尝到了当年鲁迅先生抛弃医学的学习，决心回国从事文艺工作的勇气。……
生冠中谨上2月15日
吴冠中决定回国，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留学生们还闹出一场回国风波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巴黎学生会立刻挂出了五星红旗，民国驻法使馆来干涉，扬言要押送这些学生去台湾，威胁扣发旅费。40名公费生索性全部住进使馆大厅，请愿红旗要挂，路费要发，使馆里乱成一团，请正在出访的陈源教授来劝说，而学生们根本瞧不起这位被鲁迅讽为“写闲话的西滢”的陈西滢。留学生们胜利了，有些人拿到路费便提前回国了。巴黎的华侨开庆祝大会，使馆的官员们识大局，也起义与会，驻法使馆的钱泰成了光杆的国民党末代大使。
1950年暑假，吴冠中买了从马赛到香港的法国马赛曲号船票，自己提前从巴黎出发，到阿尔（Arle）访梵高的黄房子及其附近写生过的风物，并在小旅店的小房间住了几宿，那房间的简陋，颇似梵高作品的原型。接着又到埃克斯访塞尚故居。维多利亚山是塞尚永远的模特儿，吴冠中绕山而行，移步换景探索老画家的视野与构想。在此遇到同学左景权，便同宿相叙，惜别依依。左景权是历史学家，左宗堂的后代，当时不曾回国，至今仍在巴黎，久无联系，垂垂老矣，据说孤寂晚景，令人感伤。
中国学生出国往返买的都是四等舱。四等舱，肮脏，塞在船头尖顶，风浪来时这里颠得最疯狂，那些吊住上、下床的铁链条摇晃得哐当哐当响。白天，学生都爬上甲板，在甲板上租一把躺椅，舒舒服服躺着看海洋，江山卧游，每经各国码头港口时，泊二、三日，均可登岸观光，这样神往的行程，现在当属于豪华旅游了，一般人恐已不易享受到。舟行一月，闲着，吴冠中当时还作了一些速写和诗。
马赛曲号去东京，抵香港，学生们登陆，住九龙。应邀访问了青年画家李流丹家，李流丹出示他的木刻作品，给吴冠中印象不错，它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在香港的饭店吃到了吴冠中炒菠菜，味美，在巴黎无炒蔬菜，只有生菜或菜泥。然后北上，先到广州，无亲切感，因听不懂广东话，如初到外国，反不如在巴黎自由。吴冠中乘火车去北京报到，路经无锡，下车，宿店。翌晨搭去宜兴的轮船，船经家乡码头楝树港，下船，走回家只一华里，这是吴冠中少年时代频频往返的老路，路边的树、草和稻，若是有情当相抱。父亲和妻子竟没有来接，别人似乎也不相识。吴冠中默默回家。途中见小田埂上远远走来一矮小老人，夹两把雨伞前来，那的确是他的老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