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试图定义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将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视为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内核，并借此来克服第二国际对经验科学或实证科学的迷恋。卢卡奇的这种尝试其实是想强调思想和存在的辩证统一，并且这里的辩证统一是过程的统一和总体。很显然，这是一种黑格尔式的辩证法理解。在这种历史辩证法看来，历史是一个永恒变化的主客体统一的过程。在这个主客体统一的过程总体中的特定阶段上，阶级都扮演着辩证的双重角色。它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原因，又是其结果；同时，它既是历史辩证过程的反映，又是其动力。只有现实总体进程中的阶级才能在行动中冲破社会现实并将其改变。
在反思与批判第二国际的过程中，卢卡奇明确指出，那种试图从自然科学角度（自然辩证法）来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做法是错误的，违背了马克思的本意。卢卡奇含蓄地指出，恩格斯应该为这种错误负责。在卢卡奇看来，辩证法应仅仅限于历史和社会领域当中，而恩格斯却“跟着黑格尔把这种辩证法扩展和应用于自然界”，把辩证法变成了一种脱离了人和社会的、以片面的、僵硬的外在因果性为主要内容的、从而也丧失了革命因素的东西。卢卡奇强调，辩证法作为一种与人的活动不可分离的批判的革命方法，有其不可更改的前提，此即社会存在而非与人无关的自然。由此，卢卡奇的观点实际上开启了对辩证法基础的讨论。其中，自然与历史的关系是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卢卡奇的解决方案是：先把自然与社会割裂开来，然后再把自然纳入到社会之中加以讨论，由此确立了历史的优先地位。
那么，卢卡奇如何定义“历史”的内涵呢？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理解“历史性”这一概念。历史性是《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卢卡奇看来，第二国际为了凸显“科学”却流于对“事实”的解释，既无法看到事实本质的历史性质，也无助于客观现实的改造。然而，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中心目标正是在于改变现实。由此看来，历史性是我们理解辩证法的关键。当然，卢卡奇的兴趣并不在于对历史性这一概念进行专门定义，他所感兴趣的恰恰在于通过黑格尔来透视马克思在《资本论》等文本中阐发的历史思想。依据卢卡奇的理解，马克思超越黑格尔的地方在于将人的一切现象都彻底地变成历史问题并具体地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基础，由此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倾向推到了它的逻辑顶点。那么，马克思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在卢卡奇看来，马克思在正确地继承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方面（即过程思想）的同时，彻底清除了其体系的“永恒价值”的“传奇性残余”。对现实本身的理解凸显了他们之间的关键性分歧。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将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视为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这就把存在本身视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继而，卢卡奇在此实现了一个巨大的逻辑跳跃，他强调：人应当意识到自己作为社会的存在物，同时也是社会过程的主体和客体。那么，这里的逻辑跳跃是怎样实现的呢？我们知道，黑格尔本来意义上的辩证法所研究的正是主客之间的相互作用，而卢卡奇则通过把作为社会存在物的人视为同时身兼社会过程的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身份，突出强调了辩证法的对象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正是他反对自然辩证法的原因。在这里，卢卡奇所做的这种逻辑置换，旨在凸显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的历史主体地位，借此强调无产阶级既是自己认识的主体又是客体的这一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政治结论。除此之外，在辩证法的实质内核上，卢卡奇并未将马克思与黑格尔真正区分开来。因此，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大多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肯定他们二者的辩证法之间的一致性。卢卡奇甚至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成功实现了的思维与存在的辩证统一，已经是过程的统一和总体。并且，这一点恰恰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哲学的本质。正是因为这个观点，卢卡奇被后来的研究者视为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至此，我们不难发现，卢卡奇的历史性并没有多大的独创性。作为辩证法的研究对象，历史性的概念被卢卡奇定性为“历史过程的总体”，亦即主客体统一的具体方式。这实际上并不是对马克思历史哲学的科学解释，它主要源自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唯物主义”式的解释。具体到《历史与阶级意识》的文本中，卢卡奇的历史性概念具有两重要义。
首先，“生成”是历史规定的核心。卢卡奇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要义是通过辩证的过程将客体本身的对象性形式变为一个“流动的过程”。这里所谓的“流动的过程”在一般意义上就是产生和消失的过程，它表现为历史的主题，也是早期辩证法所具有的基本思想之一。问题在于，卢卡奇为何要如此突出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呢？从理论上来看，卢卡奇意在凸显马克思辩证法的历史特性和革命的、批判的特质，并强调它是对固定化思维的唯一检验方法和防止手段。当然，卢卡奇更多的是站在黑格尔的“过程的统一和总体”这个思想上来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在他的理解当中，历史的本质在于现实表现为永恒的生成过程。必须强调的是，卢卡奇在这里强调的“生成”既不是那种纯粹变化的抽象过程，也不是内容空洞的时间流逝，其实质内核乃社会历史的现实进程中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依据黑格尔的说法，生成乃存在的真理，而过程即事物的真理。在这种真理中，历史发展的倾向构成比经验事实更高的现实。由此可见，在青年卢卡奇的视域中，历史的本质在于生成性，即其不断向前的发展过程。
其次，历史的真正本质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青年卢卡奇历史性概念的深层内容规定。历史的本质在黑格尔那里呈现为观念历史发展的动态逻辑结构，而在马克思那里则呈现为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特定历史“生成”，即历史性暂时性的生产方式。在这里，通过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的深入理解，青年卢卡奇较准确地把握住了问题的关键。在他看来，历史的本质在于其历史性，具体而言是人的历史性生存的形式，即一定的社会关系和历史性结构。历史并非是一个混沌的生成过程，它的本质在永恒的变化与生成，任何固定化都会沦为幻想；历史恰恰就是人的具体生存形式不断彻底变化的历史。可见，在卢卡奇的视域里，历史的本质恰恰在于社会历史中的各种结构形式的变化，这些结构形式决定了人的生活和外部生活的客观属性，而人只有借助这些结构形式才与他当时的环境世界发生关系。因此，历史是社会形式的历史，是那些把人们组成社会的形式所经受的变化的历史，这些形式发端于实际的经济关系，控制着人与人之间的全部关系（并因而也控制着人同自身、同自然等等的关系）。从这里看出，社会关系是卢卡奇哲学中最终的东西。
3.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
在青年卢卡奇的思想体系中，“自然”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概念范畴。他有一个基本判断：自然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就是说，在社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什么被看作是自然，这种自然同人的关系是怎样的，而且人对自然的阐明又是以何种形式进行的，因此自然按照形式和内容、范围和对象性应意味着什么，这一切始终都是受社会制约的。（［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18—319页。）在他看来，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宇宙是一个“社会的宇宙”，离开了人与社会，自然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换句话说，自然界并没有绝对的独立存在的意义。在社会发展的任何特定阶段上，所有被认为是自然的存在其实都是与人相关的。人在其生活中所遭遇的自然无论是以何种形式或内容呈现，其范围与客观性都是由社会来决定的。因此，卢卡奇认定，“自然”就是一个社会范畴。当然，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但它有一个理论前提：必须把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视为历史的前提；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是必须把历史理解为人与自然相互关系即物质生产活动的产物。遗憾的是，为了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自然主义，卢卡奇抛弃了这个至关重要的前提，从而将人与自然对立了起来。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所面对的历史或社会现实其实都是由他们亲手缔造的现实，然而，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包装下，所有的现实都以自然规律的面目呈现。借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得到了辩护。例如，康德的“自在之物”概念将自在的自然绝对化了。资产阶级的这种自然主义的意识形态辩护，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物化结构在理论上的反映。为了掩盖社会历史的变迁特征，资产阶级以自然的名义把他们原本内生于社会结构的价值观念凝固化了。这在事实上也表明，资产阶级本身只是历史进程的客体而非主体。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卢卡奇坚持要将自然与历史（人）界划开来，并将自然从历史当中剔除出去。
在这里，青年卢卡奇难免要遭遇这样的一个逻辑困境：一方面历史呈现为人们依据其目的和需求不断改造自然的过程，另一方面，自然却总是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从而构成了社会的边界。当然，卢卡奇也清楚地意识到，在历史研究中，我们不能撇开自然来讨论人；并且，在谈论解放（自由）的可能性时，我们必须牢牢抓住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一前提。用更准确的话来说，历史研究应该着力于探讨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不断变换是如何为解放与自由创造现实的条件的。因此，为了将自然观念历史化，青年卢卡奇又提出了三种自然概念。具体来说，在卢卡奇看来，资产阶级社会中存在着以下三种自然概念：其一，作为“事件和规律的总和”的自然概念；其二，自然法学家所理解的包含着规律与价值双重含义的自然概念；其三，由一些艺术哲学家和文学家提出的作为“真正的人的存在”的自然概念。
首先，我们来看青年卢卡奇列举的第一种自然概念。这是一种作为“自然规律总和”的自然概念，主要代表为数学和物理学等自然科学。虽然从一般意义上来看，这种自然概念可以追溯至整个自然科学的起点，但在卢卡奇看来，这种自然概念在资产阶级时代的真正起源乃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这种类型的自然概念从开普勒和伽利略开始，最终在康德那里得到最清晰的定义。在此，青年卢卡奇特别指出，资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亲手缔造了一个与自己根本对立的“自然”并听任其“规律”的摆布，由此呈现为如下的事实状态：人们在活动中结成的所有关系（作为社会行为的客体）越来越多地按照自然科学概念结构的抽象因素所缔造的客观形式呈现出来，与此同时，社会的行为主体也越来越多地沦为社会过程的纯旁观者或纯实验员，听任所谓的“自然”规律的摆布。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装潢下，那些纯粹的自然关系或被神秘化为自然关系的社会形式，在人们面前却表现为固定的、完整的、不可改变的实体。现实中的人们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是利用它们的规律，或者了解它们的结构，但决不能推翻它们。这种意识形态的实质是，人们利用规律的意识亦即他们对事件进程所做的反应的意识。拿资产阶级经济学来说，社会在他们的描述当中表现为由“看不见的手”调节的机械化形式，因而在实际上压抑了人的主体性。
青年卢卡奇的第二种自然概念其实是作为心境、作为被社会“败坏的”人的榜样的自然。这种自然概念的代表为卢梭和康德的伦理学。这是与第一种自然相反的抽象规定。在青年卢卡奇看来，这种抽象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的客观经济关系的拜物教外表掩盖了它作为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并且使它变为一种以其宿命论的规律环绕着人的第二自然。很显然，这种自然概念与现代人的生存体验紧密相关。因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发展呈现为一种矛盾的形式，社会形式的发展使人日渐丧失其为人的本质，人越是占有文明就越不可能是人。在这一背景中，那种反对不断增长的机械化、丧失灵魂、物化的内在倾向的自然概念随即涌现。当然，这种自然概念其实是与文明、人为结构相对立的历史过去。
青年卢卡奇的第三种自然概念并不是现实，而是一种理想，即作为自由的自然。在他看来，这种自然概念只存在于艺术之中。它的存在让人们看到了他们克服物化的努力与希望。它传达的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它是真正人的存在，意味着人的真正的本质，这是一种摆脱了社会生活中令人机械化的形式的本质。也就是说，作为自身完美的总体的人内在地克服了或正在克服理论和实践、理性和感性、形式和内容的分裂。很显然，这种自然也是青年卢卡奇自己美学思想的基础。因为在他看来，只有在成为美学之后，生活的内容才能不被扼杀。但是，这种美好的理想必须由无产阶级这个创造性主体才能实现，而资产阶级无论如何是无法实现的。沿着这一理论视角，卢卡奇指出了现代艺术的内在悖结，进而开辟了艺术异化与日常生活异化等研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