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
3180400000012

第12章 青年卢卡奇: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重释(4)

由此,我们便可以理解卢卡奇为什么批评形式理性主义的认识方法是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的意识形式了。因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成了客观的拜物教形式的存在。这种拜物教使人们停留于直接性的假象。这些由拜物教产生的直接性概念使资本主义社会具有了超历史的性质,遮蔽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历时性和暂时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卢卡奇确实抓住了马克思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因此,卢卡奇自己也强调,辩证的“理论按其本质说无非是革命过程本身的思想表现。这个过程的每个阶段在它当中被记录下来,因此它可以被概括和传播,被使用和发展。由于理论无非是记录下每一个必要的步骤并使之被意识到,它同时成为下一个步骤的必要前提”([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9页。)。可见,总体性思想确实可以导向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

3.青年卢卡奇总体性思想的简要评价

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是否真的切合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他将总体性原则看做马克思的思想,是正确的。因为马克思确实也吸收了黑格尔的思想,将总体性作为辩证联系的观点来看待,马克思也将其作为揭示事物内部辩证联系,并上升到具体的整体的方法。但从另一方面看,卢卡奇的总体性思想和马克思的思想又是有着重要区别的。马克思在解释生产方式的历史之时,既将社会关系的异己性(如物化、异化社会)看做历史的产物,又强调要消除这一历史的特征不仅需要主体的自觉性,更需要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前提。从这一点来看,卢卡奇并没有将总体性的探讨置于工业文明的发展之中,而是将这种理论批判指向了生产力本身。这是他受到后人批判的地方。实际上,在卢卡奇那里,总体性只能算是他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逻辑上的依据,通过这个逻辑依据,社会的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张力将在社会的发展中不断加大,越来越紧张。现实的意义的耀眼光辉使过程的意义深埋在日常生活之中,总体性便具有了现象的时空特征。所以,卢卡奇认为,资本主义的繁荣在整个历史过程中有一种可怕的死亡之舞的色彩,它走在一条命定的俄狄浦斯之路上。

这种总体性的思想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后人们发扬光大,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原则,不断深化,成为核心问题。同时代的柯尔施也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将社会的发展看做活的总体来理解和把握的,是一种将社会革命作为活的总体性来把握和实践的理论。而葛兰西则在自己的“总体革命”理论中明确反对将历史的运动归结为线性决定论,而主张建立一种反对将经济作为单一的主导因素的革命学说。在这种革命观中,历史的发展是一个总体的过程,一切社会因素都包含了其他的东西,而总体则是一个等质的圆。所以,革命必将包含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等等社会的所有方面。这种总体的革命理论在马尔库塞那里则发展为一种总体的社会主义理论。

而对总体性原则研究得最为细致的当属萨特,他对总体性和总体化这两个概念进行了严格的划分。他认为总体性不是一种活动,而是由不同组成部分综合构成的一种统一体,是过去行为留下的一种痕迹,带有某种惰性,这种惰性损耗了总体性的可见的综合统一,使总体性变得易于破坏。与这种消极的总体性不同的,是将现实综合统一起来的正面的实践活动,即总体化的过程。这种总体化,是一种实践的辩证法,强调创造中的综合的运动,是一股永不止息的历史之流,会将那些个别的、在方向和时间顺序上有先后的现象全部吞没。可以说,这便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总体性逻辑的最精妙的概括。

第三节物化与物化意识

物化与物化意识是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重点探讨的核心问题。由于同时深受马克思的《资本论》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与韦伯的生产物化思想的双重影响,青年卢卡奇的物化批判理论明显异质于马克思的经典异化理论。从主要内容上来看,卢卡奇的物化批判并不局限于生产过程,而是将之推进到了整个社会生活层面中,因而不仅指认了社会生活中的物化现象,同时还将分析的矛头直指相应的物化意识。在卢卡奇的笔下,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呈现为一种从生产到制度再到思想的全面物化样态。这也为后来的萨特、列斐伏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全面异化了的社会生活打开了逻辑入口。

1.《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物化思想

青年卢卡奇的物化思想是以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为基础的。在他看来,“商品拜物教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即现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有的问题”([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4页。)。青年卢卡奇在《物化和无产阶级意识》一文中指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过程中呈现出一种物的特征,具有了一种魔幻般的客观属性,这就是物化现象。而所谓的商品拜物教则指的是人对人自己生产的商品顶礼膜拜,被物所控制。这种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在此之前,乃至到了资本主义的初始阶段,人们还是可以在经济关系中看到人的性质。只有在商品作为社会的总体的普遍的范畴出现之时,商品关系在社会中才具有了统治的地位,到这个阶段,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都能看到物化现象的出现。在书中,青年卢卡奇将资本主义的物化现象分为如下几类:

第一,生产劳动的物化。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起源于对自然的支配,而这种支配正是以数学理性和现代技术为媒介的。以自然为支配对象,现代技术的发展打造了一个具有自律性的工业体系。其中,人的活动成为这一自律性的工业体系的附属。尤其在泰勒制推广之后,劳动过程的分割与重新连接将人整合至机器大生产的连动过程中。机器活动越来越与人类的具体劳动相对立,并成为人的劳动的主宰者。以机器生产为主体的现代生产造成了一个全面的物化事实,使生产过程成为一种独立的自律性存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本身的活动、人的劳动都成了一种客观的、独立于人的东西,成为一种借助于与人相对应的自发运动而控制了人的某种东西。人的活动变成一种商品,服从于社会中某种非人的、符合自然规律的客观性。按照外在于人的活动方式进行活动,劳动变成一种离开人的物化的客观性过程。

第二,劳动者的物化。生产过程中的物化必然导致劳动者的物化。劳动者成为机器大生产中的一个有机性的可再生的工具。由于劳动的物化,使得劳动者本身蜕变为物质过程的附属品,物化为一种被动的物的因素。在这个过程中,人不管是在其客观存在中,还是在人与自身劳动的关系上,都不再是生产的主人,而只是一个机械系统中的一个机械部件而已。与机器系统越来越具有其自身运转的合理性相比,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主体特质和活动特质都丧失了其合理性。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动都必须围绕机器运转的合理性展开。劳动者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在于维护和保障机器活动的合理性和持续性运转。

第三,人与人关系的物化。马克思的拜物教分析显示,在普遍化的商品交换过程中,作为直接使用对象的物被罩上了商品的面纱。物的存在不再是因其本身的特质,而是通过商品运转并借由货币来表明自己的存在。卢卡奇试图接着马克思的拜物教故事往下说。在他看来,物的商品存在形式掩盖了一切物性存在的直接物性特质,当物只有在交换中才能显示自己的存在时,它们也就获得了另一种客观性,一种新的物性。这种新的物性,其实质正是一种建筑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合理化计算上的商品特性。受此左右,原先的物性存在被消灭了,而人与物的真实关系也就被消灭了,进而以物为中介的人与人的关系都成为一种物化的关系。总之,随着生产结构中物化的发生,原来那种较为清楚明白地显示出人的关系的自然关系,就表现为一种物与物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劳动并交换关系就蒙上了一层物的纱帘。人的社会关系最终都变成了一种物的关系。

第四,人的意识也物化了。青年卢卡奇指出,在越来越高的经济层次上,资本主义制度不断地生产和再生产出自身,物化结构随之一步一步地、越来越深入地、致命性地、具有决定作用地进入到人的意识之中去了。随着对劳动过程的现代“心理”分析(泰勒制),这种合理的机械化一直推行到工人的“灵魂”里:甚至他的心理特性也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同这种人格相对立地被客体化,以便能够被结合到合理的专门系统里去,并在这里归入计算的概念。([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49页。)劳动者在劳动的过程中逐渐丧失了自己的意识。所有的事情都被用一种十分形式化、标准化的方法来进行处理,劳动者的精神变得越来越机械化,并逐步与自身的人格相分离,成了一种物品和商品。人所具有的所有知识、生趣和表现力都变成了一种自行运转的抽象机器的性质,而不再属于自身。当人只能按照机器的原则来生产时,人也只能采取和合理化生产过程相一致的直观的态度来面对劳动过程,并将这种态度物化到自己的心理结构中去。这是一种现代资本主义生产必将带来的心理结构的物化。只有当劳动过程的合理化深入到人的意识结构当中去时,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合理性才真正地得到人们的认可。

总而言之,在青年卢卡奇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生活中,一切都被商品关系物化了。人本身具有的特质和能力都不再和人的有机统一相关联,反而成了被人所占有、所出卖的物品,与外界的其他无生命的物没有区别。在这样的世界中,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人所能发挥出来的所有能力,都臣服于物化的形式之下了。

2.物化批判思想的逻辑支撑及其影响

上述的描述足以显示青年卢卡奇的物化理论与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在理论表层上的家族相似性。实际上,在表述自己的物化理论时,卢卡奇并没有读到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所以没有直接接触到这两本著作中的异化和物化理论。所以,他的物化理论与马克思并非完全一致的,也不是直接承自马克思的。不能直接将他的物化理论看做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说明这一点,有利于说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异化理论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指向到底是什么。这就直接涉及对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和物化理论的辨析问题了。

事实上,青年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提出物化理论时,他是从马克思成熟时期的经济学出发的,也参考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论,但是真正在理论上对其产生实质性的影响的,却是马克思·韦伯的“物化”理论。

按照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在韦伯那里,他通过对工具理性的肯定性论述建构起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整体框架。他的合理性思想和法理型社会机制成为资产阶级主流学术的公认的基础。从韦伯的著述来看,他也区分了马克思所说的产生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对象化”和“异化”,与马克思不同的是,他用价值中立的观点,只肯定了对象化的形式合理性,而将主体的目的合理性祛魅了。但是,只有目的合理性才会关注人,而形式合理性是工具理性,只关注生产和社会本身的客观进程,在这个进程中,人的主体性是有害的、无足轻重的,应该被加以量化和计算的。而这,也恰恰是工业社会的要求。所以,马克思那种从应有出发,带着价值悬设的异化理论,是不符合韦伯的理论指向的。韦伯的物化理论是不带有价值评价色彩的,是非批判的、肯定性的。卢卡奇虽然大量吸收了韦伯的思想,但是立场却与其恰恰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