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集体意志的讨论中，葛兰西实际上预设了一个哲学前提，即每个人都具有自由行动的意志，这种自由行动的意志虽然有着重要的差别，但它们之间又具有共同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共通感(common sense)，是大众共有的常识。葛兰西认为，哲学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自发哲学层面，这是日常生活中的哲学意识，即共通感，也可称为世界观，它包含在信仰、迷信、意见、看待事物的方式和行动方式的整个体系里，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哲学家。但这种意识总是受到日常生活的制约，它们是偶发的、非系统的、甚至是内在矛盾的。如果仅从这种意识出发，人们很少能超越他现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很难超越他的生存环境。或者说这种意识是外部世界强于我们身上，并在我们身上沉积下来，构成了我们行动的集体无意识层面。哲学的第二层面恰恰是对这种无意识世界观的批判，使它成为一个融会贯通的统一体，并把它提升到世界上最高层次的思想水平。要实现这一点，就需要对一切过去的哲学进行系统的批判，清扫这些哲学在大众哲学中留下的层层积淀。因此，哲学活动就不只是个人对于系统的、融贯一致的概念的研究，而要把哲学看成改变群众的心态、传播哲学新事物的一场文化上的战斗。对共通感进行批判，就是要达到对社会生活的自觉，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能谈得上文化霸权问题。
在这里，知识分子与政党的作用呈现出来了。如果哲学的批判恰恰是对共通感的批判，那么仅靠以共通感为生活基础的普通人是无法完成深层的哲学思考的，加之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都从属于某一经济政治团体，他们的意识往往是“经济的一团体的”意识，并不能够具有完全的“历史自主性”，因此从事哲学研究的知识分子就非常重要。人民群众如果不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把自己组织起来，就不能区别自身，就不可能真正独立；没有形成自觉意识的知识分子，也就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无法形成有组织的群体，无法形成明确而坚定的意志。葛兰西认为，实践哲学正是在这个方面，通过自己的哲学与政治实践活动，将人民大众的常识提升到自我意识层面，实现了对社会的自觉批判。但在葛兰西看来，知识分子只有在政党的组织下，才能真正地发挥作用，因此建立政党构成了文化霸权自觉意识建构中的重要环节，只有政党才能培育出完整的、全面的新知识分子。在政党的领导下，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是葛兰西关于革命策略的讨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4.知识分子与霸权的建构
葛兰西区分了两类知识分子，即传统知识分子与组织化的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指的是前工业社会的知识分子，具有如下特征：第一，在其人员构成上，传统知识分子主要由文人、哲学家、教士、艺术家、新闻记者等构成。这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并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经存在。恺撒通过授予文科博士和硕士公民权，将世界知识分子聚集到罗马，从而创立了相对固定的知识分子范畴。第二，传统知识分子与经济生活相距较远，具有“独立性”的外表，他们似乎只以知识与伦理精神的生产为业，并垄断着文化霸权，这使知识分子与大众严格地区别开来。第三，传统知识分子以权威作为自己合法性的基础。第四，所以传统的知识分子塑造了这样一种形象，即只有他们才体现了社会道义和伦理精神，只有当他们主导了社会生活时，才能造就美好的社会，这是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开始的文化意象。传统知识分子的这一特征，经过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中介，得以延续下来，并在雅各宾主义者身上得到体现，构成了后来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传统知识分子虽然在社会总体结构上属于前工业社会，但并不意味着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再存在。葛兰西认为，在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传统知识分子通过两种方式得以延续：第一是与现代社会的主要集团相结合，即与资产阶级相结合，成为新的统治阶级的一部分，这在英国、德国和俄国都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不发达的地方，存在着城市知识分子与乡村知识分子的区别，乡村知识分子构成了现代社会中的传统知识分子，他们与农民社会大众以及城镇小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还没有受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熏染，总想通过进入到国家行政机关，促进家庭的经济生活，提高家庭的身望。这种知识分子在意大利南方占有主导地位，克罗齐就是这种知识分子的代表。
与传统知识分子相对应的是组织化的知识分子的概念。组织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主要指的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发展产生出来的知识分子。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以权威为基础的知识分子转向现代知识分子，现代知识分子以知识的合理性为依托，反对权威，这种价值取向与现代经济生活的取向相一致，并渗透到现代经济生活中，其知识与现代经济生活相一致。组织化的知识分子概念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他们是具有专业特征的知识分子，渗透在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中，这种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社会联为一体，并成为相应的专业化人才，如工业技师、政治经济专家、新文化和新法律体系的组织者等等。在葛兰西的这个界定中，知识分子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不仅指读书、写作、传播文化的人文学者，而且也指经济生活中的企业家和劳动中的技术工作人员，如果再扩大一点，任何人都是知识分子。他认为在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之间做出区分是无意义的，因为即使是体力劳动者，在劳动中都是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在自己的职业之外进行智力活动，虽然他并不像职业知识分子那样，行使着政治、文化、道德功能。
第二，组织化的知识分子通过其专业分工，承担起组织整个社会的职能，并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如果不是所有的企业家，那么至少他们中的精英分子必须具有组织整个社会，包括组织所有复杂的服务机构甚至政府机构的能力，以便创造最有利于扩大其所在阶级的条件；或者说他们至少必须具有选择代理人（特殊雇员）的能力，这样就可以把业务之外的相互关系的组织活动委托给这些人。(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1，pp.5-6.)也就是说，在现代社会中，社会的统治已从权威阶级让位于组织化知识分子阶层，而这些知识分子由于与生产和管理过程结合在一起，他们永远保持着同所有阶层的联系，同时又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相一致，使社会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三，有机知识分子不再停留于言辞上的侃侃而谈，而是作为建设者、组织者和劝说者积极地参与实际生活，通过对常识的批判，形成新的完整的世界观，并通过自己的实践，来改造世界，知识分子的这一作用同市民社会联系在一起，这主要是通过霸权的作用实现的。
但在葛兰西那里，传统知识分子与组织化的知识分子的划分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传统知识分子可以被整合到新兴阶级集团之中，使之为自己服务。同样，组织化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随着历史情境的发展而发展自己，或者只是在言辞层面来适应历史发展，也会变成僵化的传统知识分子，走向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