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法界巨擘:倪徵奥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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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母校执教鞭(2)

在上海地院时,倪徵只是个推事,并无行政职务,他只负责审案。在重庆地院,可就不那么单纯了。他上任之前,重庆地院为避日军轰炸,在附近的乡下设立了临时办公处。他上任时,虽然大部分已迁回城里,但最大且最为复杂的民事庭和大量的档案卷宗等仍然放在乡下。身为院长,倪徵不得不城里、乡下两头奔波。法院编制不断扩充,但原办公房屋被其他机关占去了一半,法院几无栖身之处,又无经费、土地可供扩建,各部门不得不挤缩在一起,条件艰苦,人员又时有怨言。这些都需要院长从中协调。

最让倪徵头疼,也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人脉和人情。重庆是战时首都,高官权贵、富商巨贾集中于此。法院的许多案子,总是免不了被人情所干扰。比如,有一次,一位立法院的职员的儿子因车祸身亡。这原本是一件普通的交通肇事案。然而,该职员却拿着立法院院长的信找到法院,要求见倪徵院长,请求将肇事司机处以死刑,根本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因为按照法律条文,司机只是驾车不慎,属过失而已,无论如何也不构成死刑。倪徵一再要求他通过律师,按照正常程序申诉,但他却仍然纠缠不清。对这样的人,这样的无理要求,倪徵只能不见、不理。

至于一些高官对某些案子指手画脚,或者明为提出建议,实为命令法院按照他们的希望进行判决的情况就更加数不胜数,也让倪徵疲于应付。时间的延续,也累积了别人对倪徵的正直的不满。但是,他又不是个喜欢阿谀奉承的人。他知道他的行为是会得罪人的,但他一贯的为人又不允许他违背自己的良心和处事原则。那段时间,他感觉心累。

与此同时,法院内部的人事纠纷等等,也需要他这个院长操心。比如,共住一处房屋的两家人家,为生活琐事争吵不休,也要闹到院长那里,逼着院长明断是非。再比如,从各地迁来重庆的亲朋好友,以及拐着弯儿找来的亲朋好友的亲朋好友,推荐的、自荐的,要求在法院谋个职位。院长办公室常常人满为患,令人烦不胜烦。

倪徵是个安静的人,也是个追求安静的人,他哪里受得了如此嘈杂、混乱又庸俗的生活环境。他是个内向的人,平常话不多,他又哪里受得了絮絮叨叨、口沫飞溅的生活状况。他是个研究者,不是个调解人;他是个学者,不是个杂工。而在他看来,所谓院长,不过是个事无巨细的杂工而已。他不能胜任,他只有辞职。

如果说就任重庆地院院长这段时间,有什么可以值得回味的话,倪徵一定会说,那就是他参与审判了取消领事裁判权之后的第一个涉外案件。原本像重庆地院这样的较大的法院,院长是不兼办案件的,但因为那个案子的特殊性,所以院长亲自出庭。除此,倪徵对重庆地院院长之职一无留恋。

辞职也花了一些功夫和时间,直到1944年秋,才终获批准。此时,倪徵在院长的位子上,已经“熬”了一年半多。

离开重庆地院,倪徵如愿回到位于歇马乡小湾的司法行政部任参事之职。“真是如释重负,越发感觉蜀乡风味有独特之处。”事后,倪徵这样说。置身于空气清新的山野之中,无论是在假日登山,还是夜宿山中小庙,无不让倪徵感到神清气爽,自觉犹如闲云野鹤,逍遥自在极了。

参事一职,主要负责法律咨询工作。就倪徵的背景,他被要求主管外事。这样的研究工作,又是涉外的,自然是很适合他的。

有过这次的当官经历,倪徵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再去进行第二次尝试了。

3.不肯去台湾

倪徵还有一个不愿意当官的理由,那就更不能说了,特别是在谢冠生的面前,那就是对国民党政府、国民党官员认识后的大失望。

就东京审判而言,如此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大事,政府却淡然处之,起初以为“那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不予重视,只应盟军总部的要求,派梅汝璈去当法官,派向哲浚去当检察官,却什么准备也没有。当审判进入异常困难阶段,倪徵他们在国内艰苦地找寻证据,又准备北上东北时,政府却忙于与共产党作战,根本无暇顾及审判之事。

从东京回国,倪徵和向哲浚即去南京司法行政部,向谢冠生报告审判全部过程和最后结果。虽然国内媒体已经报道了审判结果,但按照程序,如此重大事件理应由负责人向哲浚作出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并应同时向外交部提出报告。然而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已被解放军包围,淮海战役已经打响,南京人心惶惶,政府没有心思去接受东京审判的报告。幸好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还比较关心,外交部却早已无人负责此事了。书面报告,当然就免了,能够有谢冠生听听口头报告,已属难得了。

这些都令倪徵失望。当然,他的失望并非是因为政府对他们个人努力的漠视,更是由此而产生的对政府执政能力的怀疑。

有很长时间,倪徵都是在司法行政部这样的政府机关工作,而且还当过重庆地院院长,见惯了国民党官员中的贪官污吏。抗战胜利后,他虽然去英美考察,又去东京参加审判,一直未在国内,但也听说了“接收大员”的种种恶行。他们气焰嚣张,到处掠夺,被人们称为“五子登科”(即房子、车子、女子、金子、票子)。解放战争后期,政府发行金圆券,导致物价飞涨,民不聊生。

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中华大地,一片混乱。官员们只顾忙着自己的出路,搬运自家的物资。倪徵从东京回国之前,曾用两大木箱装运了数以百计的法庭审判记录本、书状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分别寄往上海高等法院和南京司法行政部。然而,如此不可复制、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料,却统统丢失,没有留下一页一纸。

失望,失望,大失望之下,倪徵怎么可能会去做官。他说他已应东吴之聘,也并非完全是借口,他的确很想回学校教书。相对而言,学校还算是一方净土,教师还是较为干净纯洁的职业。他热爱学校,热爱教师这个称呼,热爱教书这份职业。

说来也奇怪,除了倪徵、向哲浚,其他参加东京审判的工作人员,也无一回到南京或去台湾。如法官梅汝璈,原被任命继任谢冠生的司法行政部部长之职,但他辞而不就,从东京直接前往香港。解放后从香港北上北京,出任新中国外交部顾问。法官秘书杨寿林回上海,在外国语学院教书。检察组成员中,高文彬到上海海运学院当教授。周锡卿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当教授。张培德历任几处外国语学院教授。裘劭恒曾任人大常委法律委员会顾问及上海外贸学院院长。刘子健自东京直接去了美国,任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和东亚研究所所长。后来补充的四位检察顾问,倪徵回东吴,吴学义回中央大学,鄂森、桂裕重拾律师职业。

随着国共两党胜负渐渐分明,把许多人推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1949年初,面临去或留的抉择,倪徵不免有些犹豫。从内心深处来说,他不想去台湾,他对国民党不信任。但是,他对共产党毕竟不了解。当时,有关共产党的不利传闻,时常会刮进他的耳朵,撞击着他的耳膜。比如,说苏北一带解放区内,因斗争土豪劣绅,许多好人也被连累。又说共产党得势后,必定会清算曾经在国民党政府中供职的人员,特别要清理旧司法体制下的司法人员等等。

倪徵的许多亲朋故友,竭力劝说他走,原因是他在国民党时期虽没有做过高官,受过厚禄,但也毕竟在旧司法界度过了十五六个春秋。再说,他的一些亲友,也都是国民党中的显赫人物。他们不但力劝,更积极地为倪徵一家四口买好了去台湾的船票。

亲朋们的劝说,的确并非没有道理,但倪徵却有他自己的想法。虽然他对共产党不了解,但他对自己的历史、对自己的思想、对自己这么多年来所做过的工作,是清楚的。首先,他一直以“清官”自励,他也的确是清官。无论在江苏二分院、上海特区地方法院,还是在重庆地方法院,他没有徇私枉法、贪污受贿行为。其次,在收回领事裁判权,对东京审判这些涉外法律事务中,他对国家和民族是有贡献的。再者,他不但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甚至对共产党人是同情的。

从倪徵的性格来说,他不是个动辄思变的人。自他1906年出生,也经历过几番时代变迁:清政府覆灭,辛亥革命,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社会的每次动荡并非涉及每一个人。作为普通人,无论哪朝哪代,生活如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他们要做的,只是去适应而已。

他的想法、他的决定,得到了夫人张凤桢的理解,也得到了老岳父的支持。

在那样一个人心惶惶、思变又怕变的极其复杂环境下,尽管像倪徵一样已经做好留下准备的民主人士还有不少,但是大家的心情仍不免有些忐忑。他们需要有一个倾诉和交流的场所,释放自己的心情,也希望借助外界力量坚定自己的信念。于是,东吴的一些校友,常在陕西南路的一个小公寓里聚会,还神秘地设计了一个名为“稷社”的暗号。这个点子是倪徵的东吴同学李文杰和王艮仲想出来的。经李文杰的介绍,倪徵也不时光顾这个“秀才清谈之所”,与大家交流对时局的看法和对未来的憧憬。

倪徵为了避免他的不走可能引来当局对他的怀疑与可能招致的迫害,他对外的说法是,老岳父年龄大了,舍不得离开家乡;老岳父的健康状况不佳,暂时不易远行,只能留在原地等等。很巧妙,也很自然地,他们一家人在上海迎来了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