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治四年辛未五月
御名国玺
奉敕右大臣从一位藤原朝臣实美花押外务省调查部编纂：《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东京：日本国际协会发行，1938年，第177—178页。伊达宗城像
据柳原前光的《使清日记》柳原前光的《使清日记》中1871年5月18日至7月28日，录入外务省调查部编纂《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东京：日本国际协会发行，1938年，第181—200页；7月29日至12月10日，录入上述《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24—236页。5月18日伊达宗城钦差大臣一行从横滨乘坐美国邮轮出发，26日到达上海。27日命品川忠道到奥利地领事馆，寻求奥利地与中国的条约，得到1869年7月26日奥利地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为中国与奥利地签订的《通商条约》与《通商章程》、《海关税则》。6月2日从上海出发，6日到天津。安顿好之后，9日，日本钦差一行整装去会见李鸿章等，互致问候，李鸿章特意询问日本使节迟来的原因，并表示自己虽然受命为全权大臣，但是由于公务繁忙加之疏于贸易事务，特奏请江苏按察使应宝时应宝时（1821—1890），字敏斋，永康芝英人。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恩科举人。屡应会试不第。咸丰初，考取国子监学正，先后居南京、上海，留心洋务。因协助曾国藩、李鸿章参加镇压太平军之功任上海道尹。创办龙门书院，延聘名师育士；又立普育善堂，收容贫苦老幼。升江苏按察使兼署布政事，任内施政惠民，死后赠内阁学士衔，准上海建祠以祀。著有《射雕词》2卷传世。（上文李鸿章之函稿应敏斋即应宝时）为帮办，天津海关道陈钦参与其事，因此今后有关条约具体事务由应宝时等负责。翌日，李鸿章、应宝时、陈钦等回访。李鸿章曰：“贵国与弊邦接近，人文夙开，风俗相似，修好通信实两国之庆。如西洋各国，订条约虽及数年，因为言语不通、风俗亦异，因此彼我不能全情好。如贵邦，则过五年，交谊将更厚，真可欢喜。”其意颇谦恭周密。12日，两国钦差等到山西会馆互看全权大臣凭据，并会餐。之后，中方条约事务委员、长芦候补盐大使邱濬恪与日方外交官笔谈，当时情状可见一斑。邱云：今早李中堂回署后向应、陈两位大人及小弟云：东国衣冠文物，令人钦仰。此番诸大人来此，情交备至。昨已告知总理衙门，今早接回信。回信云：东国向系文明之邦，与中国又系同文之国，况地壤接连仅一海，实为比邻之邦。今番通好通信，礼节详明，情殷意笃，自必倍加亲睦，力矫西人旧例，以见我两国之交谊迥与他国不同也。李中堂特委小弟来将此意告知诸位大人。
少丞云：今日拜晤中堂及应陈两位大人，既面承盛意，今又承先生笔语，深知贵国款待之殷，感曷可云。
大丞问：当今贵朝有两皇太后，别有东西两官之称，闻垂帘听政，两皇太后系何人女，请教。
邱云：……
大丞又问：贵邦官制专效前代，制度沿革之也。执大政者归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等，而其下有内阁学士，不知内阁学士之权亚协办大学士否？
邱云：国初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辅政，自设立军机之后，国家大事皆归军机处大臣。若大学士协办大学士有军机大臣官衔者，则全掌政柄。无此衔者则辅之内阁学士等官，即随同大学士协办大学士办事者也，亦系京堂大员。
大丞又问：方今军机处大臣为谁乎？
邱云：宝鉴、文祥，此两位执政柄，而奏其事者以恭亲王为之也。
长少丞问：一省之中有州有府有县有路，州之与县似不相统辖。府则包州县者，今几州几县以一府乎？路有厅，厅亦辖州县数处，或省下有不置路者，而路亦似不必系省。其大小内外分割统属之概如何？若京师顺天府，想必有知府以管地方事务。不知京城亦归知府之辖乎？抑京城别属政府，知府只知京城以外之事耶？
邱云：……
又问总理衙门官员。
邱答：宝鉴、文祥，而以恭亲王总其成。
又问候补者何故。
邱叹曰：天津中有候补三百员。
问：何其多？
邱云：国家升平之时，未开捐纳之例，候补者极少。自用兵以来，开捐纳一例，候补官满天下。多金者得进，少财者不得进。如弟系同治元年进士出身，至今碌碌风尘，为金少故也云云。
长曰：弟在上海读《墨余录》，始知捐纳之一例，为盛世一弊也。弊邦无此事，可称大幸。先生之叹，弟亦深怅怅也。
邱曰：古今同概，惟可为知者道。
长曰：候补之员亦有官禄乎？
邱曰：没有。某幸承李中堂办理津海关税务，故仅得糊口也。
长问：贵邦人有谱名官名之别，如何？
邱答：官名即居官之名，谱名即居家之名。现在皆有官名谱名，仍用官名。
又问：然则乳名乎？
曰：然。
曰：官谱之别，古人亦有之乎？
曰：无。《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192—193页。6月15日，权大丞津田真道、权正郑永宁带《日本国清国条约书》草稿（模拟中国与普鲁士的通商条约而作成）到应宝时公馆，会陈钦于其席间，陈云：“某等亦分作约书，为修好条规、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明日到贵馆呈上，以便会同酌议。”6月16日，应宝时、陈钦回访，出示条约书草案：《中国日本国修好条规》十八条、《中国大日本国通商章程》三十款、《中国海关税则》。日方大臣、大丞、权大丞、少丞、权正、大佑等接之，应、陈当面对日方的草案“完全照抄西约”提出异议，曰：阅昨日尊稿，乃完全照抄西约，只是单方面的态势，与我政府之所望大相径庭。我国与贵国隔一带之海，嗣后宜相互往来以厚邻谊。既然为唇齿之邦，不可与西洋各国之只有彼来而无我往者同。且昨秋以来，自贵国亦有通信之谊，我政府亦含格外之恳亲，可以相互订立永久不拔之条规，依此旨意，以我李中堂为首，日来再三熟议筹酌，作成此约，专待贵国钦差来临。本来两国通用之条约，如比邻往来之贵国可行始然，但现在两国均有西人来通商之故，如海关税则通商章程，照各国固有之例，使其商民等遵守，否则难以内外一致。因而有关交际之事项载于修好条规，属于贸易之条例载于通商章程。如此虽然分册，但其中之条理大概引用西约，故体异而义同。惟因我国与贵国同文同俗，只是改换其横文，稍稍上下添削其龌龊鄙俚之文句，作字面上的改动而已。希望贵大臣及诸位熟览，如觉得其中有不妥当之处，犹承高评，共同酌议。必用此稿案以定约，以表两国邻谊之特异，此为我政府一同所冀望也。《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39—240页。对此，日方表示熟览校阅中方方案之后近日再赴公馆商议。17日，日方大臣等一同阅读会议中方条约方案。日方认为中方方案完全异于泰西之例，觉得条款中难以接受的很多，决定翌日与应陈二氏会晤要谈这些意见。此意见由伊达宗城等形成如下文书：昨接尊稿约底，展阅再三，深悉台意专欲特异于西例，以示两国别开生面之义，实出贵国优待邻邦之隆情。既知所感激，又不能无所周处，故敢布腹心。夫修好通商之款，虽由两国主权订立，其休戚必与别国相关，此弊邦之所以留心注意于此行者也。日前伊钦差发东都时，各国公使有来送行者，诘以此行将与清国结盟连衡等说，伊钦差应之曰：但看他日约成，便知其实。一笑而别。是以拟议须照贵国准予西人成例一体定约，庶不生嫌疑。去年柳原等来津，欲奉本国信函面递总理王大臣。则云：不可遽令来京致与泰西各国历届成案不符，是知邻好之不足以破西人格也。今观来稿，将其条款错综套脱，令人大费解说，方知事例大约与西人同。而其不同者，亦复不少。与伊钦差拟议所望，大相径庭矣。又其每款所有两国应如何行云云，及海关税则，有不可彼此一体照行者，何则两国各有安置远人得宜成案，专定来者遵行，以昭划一。故除其中两国同例可遵外，不可求诸贵国，亦不可加诸己国以紊常例耳。天下之人，聚此一国，必明条约以敦交际。则此条规，即天下人之大道。一人得而行者，千万人亦得而行。凡西人之所望于我，我之所拒于彼，必援别国条例为辞。故交际之道，只可划一，不可特异闻例，自破条规，以招彼之觊觎也。今两国欲于天下人中，特立好看字面之约，何益于事？且其条规章程，断断不可轻重之于西例。欲重之也，西人妒而分之；欲轻之也，西人侮而诋之。况今两国，均有西客旁观出入颇生枝节。两国所议之约，或有参差，非惟不能通行，且谓使者不力，亦何面目归国反命乎？如我两国真诚至好，不重在条规，而重在交际，今贵国将条约必欲立异，仅改字面，徒使西人怀疑含妒，恐非两国之福。贵国于西人事，以不治而治，阅历已久，自有老谋深识，明烛其故，何待他人喋喋而论？当今之计，惟有互相切磋琢磨，内求强富，外御其侮而已。诚能心照意援，如其条约章程，不若姑徒（疑为“徙”之误植）西人跟迹，不露声色，以稳其心之为愈也。惟冀谅察，仍依原呈约稿，改删一二字面，或有应加数款，即可添入其中，以便早日酌议定妥是望。《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240—241页。双方所呈方案，与各自的期望都“大相径庭”。中方强调中日之间的特殊关系，应该签订互惠的条约，日方则强调西方各国的因素，主张中日条约诸款应该与西方的条约划一，藉以由此获得西方列强已经在中国获得的各种权益。
6月18日，日方大丞、权正到应氏公馆，中方委员江苏候补同知张秀芝、江苏候补知府褚兰生陪坐。大丞拿出上述意见书，有如下对话：大丞云：……毕竟现在两国订立条约，其根据，即我国来贵国之时，应承袭贵国所与泰西各国之成例，而贵国人民来我国时亦不能不如此。对其他外国有所轻重，甚为不当。因此前日所赠条规，流于新规，不仅于双方不合适之处不少，而且因此近乎破坏外国之从前成规，故以我方所提出的邻交和约为本、加以评议，而应该加入修好条规中的部分，在此基础上增补酌议。……
应云：……然贵国所送之约书，只是以贵国人来我国为主，但是在条约相互签订完成之后，我国人民在贵国经商者，亦可以拥有各国同样的权利吗？
权正云：经商之事为我国官府所爱护，但不能说可以获得与各国同样的权利。
应、褚、张云：这是什么原因？相互签订条约之后，不能获得与各国同样的权利，其理不通。
大丞云：相互签订条约是没有问题，而且没有像此前的所谓未签订条约。这次我国钦差大臣到贵国签订条约，只得专就我国民到贵国营业为主；贵国人民来我国通商，严格设立规则，则由贵国之全权来我邦相待签订条约。因此，与西洋各国在我国严格订立条约相比不同。
应、褚、张云：这才了解了所论之旨趣。《大日本外交文书》第4卷，第196页。应宝时的提问可以说击中了问题的关键，日本不允许中国在日本拥有与西方各国同样的权利，却要求其在中国获得与西方各国同样的在中国的权利，这在中国方面显然是不平等的。6月21日，雷雨交加。褚兰生、邱濬恪二位造访日本使节，述应宝时、陈钦之意，并拿出应、陈的回函。日方大丞、权正与褚、邱谈及见此函“愕然”，且“觉得书函中勃然有一团愤气”，“再论恐怕有伤两国和气”。应、陈二位的回函如下：昨接来函，以条规须照西约，不欲别开生面，恐启西国猜疑。似于送去条规尚未逐细体会，试为执事略言之。贵国特派大臣前来，原为通两国之好。若以迹类连衡，虑招西人之忌，则伊大人不来中国，痕迹全无，更可周旋西人，岂非上策，何计不出此？乃于到津后，始鳃鳃过虑耶？日前送去条规，以贵国素晓汉文，非泰西各国可比，故议论悉求允当，词意必极周详。然亦并无奥义深文，何至遽费解说？真耶伪耶，殆托词耳。又条规两国并说，不与西约一律，良以贵国与中国相去较近，非但贵国市舶络绎前来，即中国贾帆，亦联翩东渡，迥异泰西辽远有来无往。故措词均用综括，以昭平允。其海关税则，彼此有互异者，固已载入章程，未尝强不同者使之同也。去岁执事来津，曾言贵国遣使之意，不重在通商，故条规即以修好为名，以期不拂贵国雅意。中国原无成见，不过因人以诚求，我即以诚应耳。来函乃谓特立好看字面，并云断断不可轻重于西例。果尔，则是同文之国，亦须抄袭俚俗字面，乃为有益耶？旦不知送去条规，较西约何者重何者轻？希即一一指明，用开第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