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日本四面环海，在一瞬千里的军舰的战争中，日本是进攻容易而防守至难的国家。因此要使日本万世独立，必须要在大陆拥有领土。大陆方面日本可以攻取的只有清韩二国。世间书生虽然空论违背正理而出无名之师，而书生所夸耀的无上的西洋诸国之文明却正是如此。即便在西洋，宣扬力图停止战争、不应该战斗争夺的，也只限于学者即空论者。政治家实务家决不会这样。战争而忘记本国利益、为他国而谋求仁惠，不是背叛本国而忠于他国了吗？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3卷，东京：慧文社，2007年，第516页。就是说，像朝鲜这样的弱小国家，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都只有被吞并的命运。日本在这样的世界应该何以自处呢？他的观点十分明确，也道破了百年来日本大陆政策的奥秘，即所谓：“要使日本万世独立，必须要在大陆拥有领土。大陆方面日本可以攻取的只有清韩二国。”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只能通过战争，所以他不仅希望战争尽快爆发，同时也为战争在“公法”上寻找“合理性”。他说：“支那政府正因为是将满洲作为本国，才认为朝鲜是藩屏，而今如果任日本之意则对支那不利。这样的话争论没完没了。争论没完没了就会发生战争，战争才能确立日本的国家根基。世上书生的空论则说对无休止的论争不可兴无名之师，真是愚蠢之至。不是无休止的争论的话不能兴师。争吵中如果是非曲直都判然明显，只要一方谢罪了，就不会争吵了。各自争执才有斗争。我希望没完没了的争论尽快发展成为战争。”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3卷，第518页。他根据自己所理解的所谓“均势之义”，即为了国家的独立，有充分防御的权利。他举例说：“所谓均势，就是如果俄罗斯攻取了支那一半，我亦应该取其半而不亚于俄罗斯。”他认为这种做法“在均势上说完全没有什么不合理的”。他以此类推，指出：根据此理，现在支那要将朝鲜作为属邦，因为这不利于保全日本的独立，破坏此事是保全本国独立的正当的权利。而如那些空论家所言，使朝鲜文明化，那才是公法所不允许的，因为在公法中严格禁止干涉他国之事情。朝鲜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我国都没有干涉他国的道理。这是不必要的关照。只是为了保全我国的独立而应该伸张充足的权利。这是公法所许可的。这是公法上的奥义。岛善高编：《副岛种臣全集》第3卷，第517—518页。副岛种臣自许为日本精通公法的第一人，他所理解的“公法的奥义”，就是只要有碍于日本的独立，有损于日本的利益，就可以充分地伸张自己的权利。他认为日本的这种权利不仅可以伸张到朝鲜，更应该伸张到中国。他迫不及待地告诫说：“现在攻取支那的话，因为有土地就有财富，自然可以偿还今日之费用，也可以保持万世富强独立。虽然有人说现在出征支那所需三千万元的准备金还不足，这应该是陆军卿所可以鼓动的。”并强调：“从支那略取土地而建立富强之基础，这是经济上的高招。如果倡导因循之议论，今年不战明年不征的话，日本三十年的命脉啊（先生手颤目睁、起腰咬牙，声音激越。其慷慨使在座者皆泣）！我无论到何处都决心兴起日本万世之业。”并以“我愿意与我们忠勇义烈而请求从军的壮士一起为了国家而抛尸清朝之土地”同上书，第521—522页。表示自己的决心。
以外交手腕“施尽狡狯手段”戚其章：《甲午战争新讲》，中华书局，2009年，第9页。促使甲午战争开战的陆奥宗光（1844—1897）与上述副岛种臣的思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对待中国及朝鲜问题上都表现出明显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特色。对甲午战争及“陆奥外交”、研究学界关于《蹇蹇录》已经有许多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参见戚其章《中日甲午战争史研究的世纪回顾》，《历史研究》2000年第1期。收入《历史研究》编辑部编《〈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选（20世纪中国历史学回顾上、中、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戚其章最近出版的《甲午战争新讲》是一本图文并茂的普及性著作。日本学者著作的中译本有米庆余译《日清战争》（藤村道生著，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中塚明著《歴史の偽造をただす》、《〈蹇蹇録〉の世界》两本著作合编而成，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等。这里仅摘录一些《蹇蹇录》中有关中国认识的文字，以示其“开战外交”的由来与特色。
《蹇蹇录》手稿（据《伯爵陆奥宗光遗稿》）
中塚明校注岩波文库版
《蹇蹇录》扉页
从文明的发展与变迁来看待中日关系，在当时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认识中国的方法，陆奥宗光也不例外。他对中日关系的历史与现状进行了简明扼要的阐述，指出：中日两国自从作为友好邻邦相互交往以来，已有悠久历史。不论政治、典章、文学、技艺、道德和宗教等一切文明因素，几乎无一不出自同一渊源；而且在往昔，我国受中国文明的诱导实非浅显，因此中国自然形成了先进国的地位，而我国则为后进国。然而，近来欧洲各国的势力逐渐伸展到东方，所谓西方的文明因素也流播到远东地区，特别是我国，从维新以来至今已有二十七年，政府和人民，努力效法西方文明，完成各种改革，进步突飞猛进，几乎完全改变了旧日本的面貌，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日本，而使当时欧美先进各国为之惊叹。然而，中国却依然墨守成规，丝毫未适应内外形势，努力改变旧习，因而两国虽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现一种奇异现象：即一方积极采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虽然也曾有过我国汉学者常称中国为中华或大国、不顾自国的屈辱而一味崇慕中国的时代，可是现在则我国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日后势必发生一大争论。而且不论外表上的争论出于何种形式，其争论原因必然是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加之双方疆土毗邻，国力不相上下，久已存在的功利之心和猜忌心，日积月累，已酿成两国的憎恶和嫉妒，以致两国之间不应怀疑的也要怀疑，不应侮谩的也要侮谩，表面上虽未露出任何争论，但是祸机潜伏，爆发于何时何地未可逆料。如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现在已无详述的必要。但自明治15年（1882年）以来，中日两国争执的焦点，已经完全集中于朝鲜。以后只要一涉及朝鲜问题，双方便怒目相向。就以此次事件来说，双方从一开始就企图乘朝鲜内乱的机会，在朝鲜扩大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是无法掩盖的事实。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岩波书店，1983年，第58—60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7—28页。以下译文有些地方据原文稍有变化，不特别指出。就是说，他承认在过去中国是先进国而日本是后进国，日本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中国文明的诱导。但是随着西方文明的东渐，特别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努力效法西洋文明，进行社会改革，取得了突飞猛进的成果，改变了旧日本的面貌，然而中国依然墨守成规，力图保守东方积习，这样中日之间的冲突便在所难免。这种冲突首先是国民感情上的，即他所谓日本“轻视中国为顽固愚昧的老大之邦，中国则讥讽我国为轻浮躁进妄自模拟欧洲文明皮毛的一个蕞尔岛夷，两者感情势若冰炭，不能相容”，这种冲突或争论的原因，他归结为“西欧新文明与东亚旧文明的冲突”。而且，他认为这种感情上的冲突日积月累，必然会引起两国利益之争。他觉察到中日之间危机四伏，随时可能爆发，而中日争执的焦点就集中在朝鲜。如何通过朝鲜问题来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便是作为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的当务之急。
陆奥宗光是如何看待朝鲜问题的呢？又是如何通过朝鲜问题来一举解决中日之间的争端的呢？设法挑起甲午战争就成了他的得意之作。他的意图在《蹇蹇录》中毫不隐晦地表露出来：自从我政府公开宣布将以独立承担改革朝鲜内政的决心后，我国朝野舆论，翕然一致，认为：“朝鲜为我国邻邦，我国纵然遭遇一些困难，为了邻邦的友谊，也应加以援助，这是作为一个仁义之邦的帝国所义不容辞的。”后来当两国出于交战状态时，认为我国是抑强扶弱，大兴仁义之师，我国置成败于度外，俨然把这种外交问题，看作是与其说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毋宁说是出于道义上的要求。但是，主张这种论调的人，如果推究一下他们的内心深处，不难看出他们表面上以改革朝鲜为名，实际上企图逐渐扩展我国的版图。即使不是这个企图，也是想以朝鲜成为我国的保护国，使其永远屈服于我国权力之下；或是实际上想使朝鲜进行相应的改革，使其略具一个独立国的形式，以备将来与我国与中国或俄国有事时，作为缓冲；另外也有轻率地建议由我国立即召开各国会议，使朝鲜成为像欧洲大陆的比利时及瑞士那样由各国保证的中立国。不过，这一切只是个人之间的闲谈，而公开发表于社会的，则不外乎是被称为庸俗的舆论，即所谓抑强扶弱的义侠论而已。对于改革朝鲜内政，我最初就认为除了政治上的需要外，是没有其他用意的；同时也绝不认为有以义侠精神大兴十字军的必要。因此，我认为改革朝鲜内政，主要是为了满足我国的利益，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根本没有牺牲我国权益的必要。而且以此次事件来论，所谓朝鲜内政的改革，毕竟不过是为打开中日两国难以解决的僵局而筹划出来的一项政策，后因事态变化，以致形成不得不由我国单独承担的局面。所以我从开始时就对朝鲜内政之改革并不特别重视；而且对于朝鲜这样的国家能否进行合乎理想的改革尚抱怀疑。但改革朝鲜内政现在既已成为一种外交上的重大问题，我国政府总不能不加以试行，至于我国朝野的议论究竟基于何种原因，已不必深问，总之，有此协同一致，不论对内对外，皆属便利。因此，我便想借此好题目，或把一度恶化的中日关系重加协调；或终于不能协调，索性促其彻底决裂，总之，想利用这一问题使阴霾笼罩的天气，或者一变为暴风骤雨，或者成为明朗晴天，像风雨表那样表现出来。陆奥宗光：《蹇蹇录》（中塚明校注），第61—63页。伊舍石译、谷长青校：《蹇蹇录》，第28—29页。原译文“改革朝鲜内政现在既已成为外交上的一个具体问题”，其中“一个具体问题”原文为“一種の活問題”，此处改译为“……成为一种外交上的重大问题”。中塚明曾指出：“陆奥宗光大概和日本的其他领导人一样，有这样一种朝鲜观：‘为了日本的安全’，为所欲为地干涉朝鲜内政，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转引自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中塚明著《蹇蹇录的世界》），第295页。这种朝鲜观与上述副岛种臣的所谓“公法的奥义”如出一辙。这里，陆奥宗光完全撕下了文明或仁义的面纱，对朝鲜问题，他赤裸裸地直言那不过是“政治上的需要”和利益的驱使。他实际上对朝鲜内政之改革本身并没有兴趣，而且他非常蔑视朝鲜他在《蹇蹇录》中还写道：“对朝鲜这样积弊如此严重尚不省悟，因此自身并不感到有改革的必要的国家，由他国劝告其改革，恰如用年久失修的堤坝，堵防滔天的洪水，难免刚刚堵住这里，那里又决口泛滥。”中塚明校注本第64页，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30页。在甲午战争爆发之后的8月26日，日本政府要求朝鲜政府签订《大日本大朝鲜两国盟约》，其目的，陆奥宗光在《蹇蹇录》的草稿原文中道破，即“暂且把它系于我们的手中，使之不敢旁顾，但表面上使之处于独立国家的地位，这是当前的上策”。中塚明：《蹇蹇录的世界》，见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第182页。所谓使朝鲜独立，这不过是日本政府所做的表面文章。甚至怀疑在朝鲜这样的国家是否能够进行合乎理想的改革。那么，其意欲何在呢？为了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所谓“朝鲜内政改革”不过是他筹划的一种外交手段而已。他希望通过这种手段来调整中日关系，即或者重新协调，或者促使其彻底决裂。实际上，陆奥宗光一直在为开战作准备。比如在日本政府决定向朝鲜出兵的1894年6月2日晚，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参谋本部次长川上操六和外务次官林董三人，在外务大臣府邸，就出兵后的预测进行了商谈，当时“商议的不是如何和平解决事件，而是如何发起战争取得胜利”《林董伯自叙传 回顾录》，见《後は昔の記他——林董回顧録》（由井正臣校注），平凡社，1970年，第75页。转引自于时化译《还历史的本来面目——日清战争是怎样发生的》（中塚明著《蹇蹇录的世界》），第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