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尾精的中国认识如何呢？首先，他批评了对中国认识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轻蔑侮慢，一种是恐惧疑虑。他说：从来我国人论清国形势者，多以其为顽迷昧理、衰朽不足以兴，常以轻蔑侮慢之心待之。既而清国政府与俄国争接壤之伊犁，迫使俄国返还已经夺取了的伊犁；与法国构难于安南，亦遂其志；加之与我国屡屡争朝鲜而能占其利益与实惠；外交之政策往往中其肯綮。同时于国内设电信、造汽船，以谋交通运输之便；筑炮台、制舰队，于内地各处广起武器制造，国防之实亦渐举；特别是近来汲汲于布铁道、兴工业，应用文明之利器，呈现逐步发达进步之势。由此，过去之顽迷昧理、衰朽不足以兴而加以轻侮者，亦变为大国之情势不易测知，幡然而至以恐疑之念对之。过去之所谓顽迷衰朽而轻侮者，固然不过是皮相妄断，而后来所谓不易测而恐之疑之者，也是不通其实情、不详其内势所致。故宜不该轻侮之时轻侮之，不该恐疑之日恐疑，眩于其形而不识其神，见其果而不究其因。这就是我国人对支那的观察多不得其正鹄之原因。同上书，第20—22页。荒尾精对中国的整体认识是什么呢？他说：“现在的清政府根干已经腐朽而不可复培，而其枝叶尚存一时之春，处处有残红之类点缀。其命脉远在三十年前已经枯竭，仅仅是苟延残喘到今日而已。”同上书，第22页。之所以说清政府的根干已经腐朽，是因为他看到清政府原来是胡人君临中土，其政体政略固守祖法、墨守祖宗旧套而不知进行根本的变革，他认为清政府在太平天国之前就已经具备了亡国之实，政治上社会上的各种弊病不仅本来就积存很深了，加上二十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又蘖生了种种流弊，其余毒遗留到骚乱平定之后，使之雪上加霜，所以说其根干已经腐朽。即便如此，他认为：“只要清政府以非常之英断和下大决心而从事一大革新，网罗人杰而任其经纶，中兴之伟业固不难成，如果其经营实实在在地见其功效，其国家之强盛，不出三十年而雄视宇内，亦非至难之业。”荒尾精：《对清意见》，第25—26页。可见，他对中国的前途还是抱有一定的信心的。但是他也看到，国家的发展命脉如果不寄托在整个社会制度的完善与革新上，而寄托在几个功臣的人望上，终究不会维持长久。他指出：盖长发贼勘定以后之天下，非清朝之天下，功臣之天下也。清朝赖此等功臣之力以建再造之业，又赖此等功臣之力保宗社于既倒。而此等功臣所怀抱之根本大革新的经纶虽不能实行，但只要清朝存立，不忍促其革命。且有难以默止清朝之倚寄礼遇者，进而当收拾经营之任，因此在其根干已朽之日得以保持其枝叶。……清朝本身之威灵权力均已消灭殆尽，而仅凭其元勋名士之德望材力而维持其形骸。
现在第一流的大人名士已经都逝去，其处于第二三流者亦几乎凋谢殆尽，而能保其余生者独剩一耄耋李鸿章。如问其现在国情如何，过去已经枯朽的根干，即将腐败崩塌，过去繁茂的枝叶即将枯槁落尽。尽管李鸿章外交内治如何老练，如何富于权谋术数，终将知道无可奈何。一朝大风卷土而起，枯木扑地槁叶散空，只在转瞬之间也。同上书，第62—64页。在满清政府走向末途之际，在西力东渐、英法俄德诸列强对东方虎视眈眈之际，二十年如一日以兴亚为志向的荒尾精，在日本的对清作战节节胜利、举国皆为此胜利而欢呼之际，他指出：一朝清国有遭虎吞狼食之祸乎？我东洋之天地将沉入何种惨境？我东洋之民生将陷入何种穷途？余于此大声疾呼而告我东方之志士仁人：清国之兴亡决非清国一国之兴亡，欲挽回亚洲衰运使之振兴者，必须奋起而拯救此古老的大帝国，清国之志士不用说，朝鲜之志士、印度暹罗之志士，我国之诸名士也要幸而倾注心力于此大业之翼赞！东方亚细亚危急存亡之机，迫在一发之间。荒尾精：《对清意见》，第80页。他将中国的命运与亚洲的命运联系起来，呼吁亚洲的有志之士起来拯救中国。这也是他作为兴亚先驱者对西力东渐的一种自然的回应。他进而主张：欧亚两陆，处于东西而异其文华，黄白二色，其种族本来就不同。所谓西力东渐者，不就是直接意味着此二者之竞争吗？这样，朝鲜之贫弱，既是为朝鲜而忧之，也不可不为我国而深忧之。清国之老朽，既是为清国而悲之，也不可不为我国而悲痛之。苟欲使我国内张纲纪，外加威信，使宇内万邦永远瞻仰皇祖皇宗之懿德，必先以救此贫弱，扶此老朽，三国鼎峙，辅车相依，进而挽回东亚之衰运，恢弘其声势，膺惩西欧之虎狼，杜绝其觊觎为急务。此诚为国家百年之长计，亦为眼下一日也不可忽视之急务。印度不是已经遭覆亡之祸了吗？东方之故国旧邦，渐次成为豺狼之食饵，现在除了我帝国之外，仅剩支那朝鲜二国。其贫弱之极而未绝灭，其老朽之极而未倒毙，尚通一线一脉之气息，维持宗庙社稷于至危极难之境，盖亦为有天意之未厌弃东方亚细亚者存焉乎？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从天者成，背天者败。须深鉴也。
然宜如何为之？曰：莫善于顺天意。何谓顺天意？曰：无他。救护彼贫弱者使之富强而已。厘革彼老朽者使之刚强而已。此事实为我帝国之天职也、顺天之责任也。我国起义兵而扶植朝鲜独立，非为全此天职乎？我国出问罪之师而惩清朝之骄暴，不为尽此天务乎？邪不压正，老不敌壮，天意之所归、理势之所趋，一旦战局告终，清国知我真意之所在，努力使朝鲜独立富贵之举，乃为东洋和平与兴隆之第一步，清国不管如何鲁钝，岂不可豁然解悟？诚如是，彼岂啻不仇视我，当助我赞襄东方之大业。我不独完成朝鲜扶植之志，进而鼓舞振作清国，使其得以图一大革新，到那时，彼果能以非常之大决心、大勇断扫荡百般积弊，据大陆之中枢而收财用兵马之实，清理法政教学之源泉，开造士用材之路，以国光国威之扩张而至典章文物之兴隆，骎骎乎动宇内之耳目，可以期待也。荒尾精：《对清意见》，第82—85页。综上所述，荒尾精的中国认识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在西力东渐的世界大势之下，中国、韩国的命运是与日本的命运、与亚洲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他主张“清国之老朽，既是为清国而悲之，也不可不为我国而悲痛之”。“清国之兴亡决非清国一国之兴亡，欲挽回亚洲衰运使之振兴者，必须奋起而拯救此古老的大帝国。”第二，中国虽然根干已经枯朽，但是枝叶尚繁茂，“其老朽之极而未倒毙，尚通一线一脉之气息”，还有药可救，还有一线生机。这是天意尚未厌弃亚洲。第三，日本要顺应此天意，即帮助中国和韩国，拯救和扶植它们，使之富强和强大起来，共同对付欧洲列强，这是日本的天职。而这次中日战争正是日本履行这种天职的表现，所以日本所出的兵被看做是“义兵”，这场战争当然也就是“义战”了。既然“正义”在日本方面，那么他相信“邪不压正”，胜利一定是属于日本的。
他的考虑还不止于此。他还考虑到日本“以侠义之心”促成了中国的革新并使中国富强起来，这对日本的地位是否有不利的影响的问题。即所谓“唇齿相依，鼎足相扶，以此挽回东亚之大势，排斥西欧之侵略，作为我国的天职，这是之所以启掖清国富强之本旨。然而中国已趋富强，会试图起而反噬吗？这样我国不啻持唇齿鼎足之势展东方振兴之志，就如同要抑制英俄之强横却反而在一苇海水的对岸设置了一个几倍于英俄的强敌。谋求东洋的兴隆，反而招致骚乱与危亡。这岂不是放眼大局考虑国家百年长计者所要深谋远虑的重要问题？”荒尾精：《对清意见》，第89页。
为此他对几种欲占领、割据中国领土的方案荒尾精列举了以下几种方案：“或曰：支那之版图过于阔大，宜分割为五六分，我亦占领其一，以为日后之地。”“或曰：宜占领山东直隶两省，又或曰：应略取江苏浙江之沃土。”“或曰：应该占领台湾。又曰：应该割据琼州。”见《对清意见》，第91、92、93页。都进行了批判，认为这些都是一时之计，而非百年长计，似有“偏倚于一时一部分的利害而迂于永世大局之得失之憾”。荒尾精：《对清意见》，第93页。他希望建立一种“振兴清国而不使增长其骄慢，以此可以救护清、韩，而不使我之天职失坠；以此可以实现唇齿鼎足之势而开兴亚伟业之基”同上书，第94页。大经纶，他呼吁日本的有志之士和东方的志士仁人深谋远虑，为此出谋划策。他在《对清意见》的最后提出了战后结盟时三个不可缺少的条件：第一为使朝鲜独立安全，巩固东洋之和平，让清国履行签订盟约的条款，我国应该在渤海预置某一最重要的军港。
第二为了维持东洋的和平，在与我国媾和成立的同时，与清国政府协议，以适当的方法向清国鄙都人民说明我宣战之大旨，要使其领会我国之真意。
第三为了增进日清两国的福利，期待东洋的和平与兴隆，一扫我国从来在通商上所受的不便不利之处，与欧美各国相比，签订更加优待亲切的通商条约。同上书，第104—106页。以上三条，并无明显的割地赔款的要求，第一、二条是防御性的，第三条是他所一直重视的经济上的要求，要在经济上得到比欧美各国更优惠的政策。这些与当时许多直接要求割地赔款的方案相比，应该说是比较温和的。特别是第二条，他担心中国民众不理解日本发起这次战争的“真意”，“漫然以为我兴无名不义之师”而以“仇讐怨恨之心”来对待日本，则“两国民的感情永远暌离乖戾，遂无融合一致之期”。他强调：“即便不能遽然获得彼等之敬爱，也要使得在战后不留下侮蔑仇怨之念。”荒尾精：《对清意见》，第100、101页。既然相信“出问罪之师而惩清朝之骄暴”是日本在尽自己的“天职”，为什么还怕中国人对此存“仇怨之念”呢？
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中间戴礼帽的为荒尾精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
1890年12月，他在给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学生的信中写道：“我逢人必曰：今日我国经济之消长只在于日清通商政略方针的对错上。因此，欲论今日之经济，要先详细了解日清贸易如何。”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卷，东京：原书房，1966年，第406页。再从他不辞艰险地对中国国情作详细的侦查的态度来看，他的中国认识中的确存在许多客观的、理性的成分。上述第三条要求，看上去是要加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而且他也的确一直强调：“东方振兴之先，在于掌握其通商权。”在甲午战争之后，他同时强调收回商权的方式是“通过通商的革新，不是急切地而是在和平中恢复商权”荒尾精：《对清通商意见 第一》，京都：荒尾精发行，1895年，第1、2页。日清贸易研究所编的《清国通商总览》“绪言”（1891年12月）中也强调要在中日贸易中“夺回清商的贸易垄断权”、“大力恢复我商权，培养扩张国权之财本”。。正是本着这种谨慎的态度，他指出：“熟览《马关条约》中所示通商上之大纲，往往有与吾人平生所期待的不同见解。其中假令与我无利而其害亦不大者，且置而不论。若其条款中有全然与我国家利益背道而驰，在内阻碍我工商贸易之发展，将我之富源外府委于他人，远而言之，直接扰乱支那的经济，间接地给东方的前途酿成不测之祸，这样吾人岂可漫然看过？”荒尾精：《对清通商意见 第一》，荒尾精发行，1895年，第3页。为了提醒当局者的反思和相应行业者的注意，他举出《马关条约》第六条第四款：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又得将各项机器任便装运进口，只交所订进口税。
日本臣民在中国制造一切货物，其于内地运送税、内地税、钞课、杂派，以及在中国内地沾及寄存栈房之益，即照日本臣民运入中国之货物一体办理，至应享优例豁除，亦莫不相同。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16页。荒尾精：《对清通商意见 第一》，荒尾精发行，1895年，第5页。对此，他从“第一 我对清工业如何”、“第二 我生丝茶业如何”、“第三 支那之将来如何”四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的结论是：“由此约款似乎我国制造工业在清国得到了自由，字面上诚然可喜，而事实上完全相反。只不过是为欧美商人在支那开放了兴业投资之道，使日清两国共受其弊。”“从来羡慕欧美人的（在华）恩惠而不得，该条约一转而使彼等羡慕我了，条约之表面诚然如此，其里面实际上呈现正好相反的结果。以牺牲我对清工业为代价，使我对清贸易归于衰退，并且为我国产贸易品制造了强敌，而招来欧美人垄断其利益，因而构筑了侵略割据之基础。而且在支那的现在未来，使政治当局者造成千年难忘的怨恨，最终只不过是扰乱了日清两国的国家经济，酿成了东方前途之大忧。”荒尾精：《对清通商意见 第一》，荒尾精发行，1895年，第26、27—28页。抱有这种忧患之心的人，在当时或许也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