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到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27年间，中日两国处于无邦交的敌对状态。此间，国际社会长期呈现着以东西方对立为主要标志的冷战态势，日本由一个几近崩溃的战败国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成为西方世界的重要成员，中国则出现政权更迭，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国民党政权，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并在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艰难曲折的大胆探索。
在这样一个纷繁而复杂多变的历史背景下，分属于两大阵营的中国和日本，长期处于“既近又远”的隔绝对立状态。如何把握和展现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认识”，怎样客观、公正地评价日本的“对华行动选择”，是本书必须面对的一个不小的难题。为此，本书做了如下梳理。
首先，就国家关系而言，在时间段限上按照日本的政权更迭划分为三个阶段：战后初期至1950年代末，以吉田茂政权和岸信介政权为主要标志，中日关系敌对态势逐渐形成并走向恶化（第一、二、三章）；1960年代的池田勇人政权和佐藤荣作政权时期，在政治关系继续敌对的形势下，民间往来和经贸关系有所发展（第四、五章）；1970年代初期的田中角荣内阁，一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的对华政策开始从敌视走向正视（第六章）。
从内容上讲，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应是“日本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本书在相关章节里都较为详尽地论述了日本各届政府的对华政策及其形成的来龙去脉。鉴于政财界关键人物的中国观对政策形成的重大影响，本书对几个主要政府首脑及“知华派”各界人物的中国观也做了专题论述。
毋容置疑，“台湾问题”是这一时期中日政治关系中的最大症结所在，甚至一言以蔽之，中日敌对态势的形成和延续，盖出于“台湾问题”的纠结。所以“台湾问题”是本书“始于焉终于焉”的终极议题。可以说，没有“台湾问题”的掣肘，也就不会有长达20余年的中日敌对态势的存在。从这一意义上说，就政治关系而论，这一时期日本的对华关系，皆纠缠于“台湾问题”的存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因素可以影响双方的相互认知，决定关系的“冷热”和“亲疏”，但不会成为国家间邦交正常化的障碍。
中日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从外交意义上讲，关键因素是“台湾问题”的纠结，但更本质的东西还是国家利益使然。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外交的最高原则永远是国家利益。当客观形势“重新洗牌”的时候，作为执政的日本自民党政权，理所当然地首先必须权衡国家的利弊得失，其他因素就都不重要了，以往声称绝对不可改变的东西也就不得不“与时俱进”地让位。这就是日本政府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从敌视走向正视的漫长道路上看似复杂实则简单的真正原因所在。正因为如此，随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中国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提升，“识时务”的田中角荣终于力排众议，弃台湾而选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终结了日本敌华的历史。
田中角荣作为日本的首相，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归根结底是出于其国家利益的考虑，同时，作为政治家，也是想把这一业绩载入史册，犹如鸠山一郎首相当年决心解决日苏邦交正常化一样。因此，作为中国人，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可以肯定田中角荣的远见卓识和魄力，但不能因此而说他是“亲华派”，也不必把他视为有恩于我的“特殊朋友”。
鉴于本书的题中之义并非中日关系史，不能仅局限于论述政府间的关系，而应尽可能全方位地展示出这一时期日本各行各界、各类代表人物的“对华认识”。所以，本书也属意对日本文化、学术、经贸等民间各界代表人物的中国观做了较大幅度的评介。他们大多为“知华派”人士，有的终生从事中国研究，有的为经济利益所计，长年从事日中贸易，有的出于政治考虑，认定日本必须与中国为友，始终不渝地从事着日中友好事业。总之，尽管其缘由各异，但都为无邦交时代的中日民间交流有所贡献，可谓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掘井人”。但由于篇幅所限，碍难面面俱到，难免有以偏概全，挂一漏万之嫌。
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除短暂时期外，始终维持并不断发展了民间贸易往来，可以说这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一大特色。其原因很简单，在“一衣带水”的两国之间，互惠互利的经贸往来，对双方来说都是明智之举。
日本作为多党制民主体制国家，虽然“一党独大”的自民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但在野党在政治上的制约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在中日关系方面，以社会党为首的在野党在国内制约自民党政权对华政策的同时，长期发挥着促进、中介、调和等作用，为中日关系正常化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
日本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是一种“兄弟政党”的关系，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对华认识”范畴。由于日共党内斗争、国际形势以及中国国内因素等原因，两党关系处于时好时坏甚至一度交恶的微妙而错综复杂的状态。作为自民党政权的制约力量之一，日本共产党在中日关系方面，虽然有时显得无所适从，但总体上还是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应予肯定。至于两党关系本身的是与非，则不在本书的探讨之列。
在本书所涉及的27年期间，1949年之前的4年多时间，中国尚处于国民党统治时期，这段历史在战后中日关系史上往往被忽略。的确，在此期间，战败后的日本，还处在被美国占领下的“无外交时代”，中国则“内战”正酣，中日之间似乎确实没有多少话可说，这方面的资料也少，为此，本书选取了“日本侨俘遣返问题”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收编日本兵”两个片段，以缀其间，虽然显得不够全面。
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作者常常浮在脑海的一个想法是，既然丛书是以时间为序，界定1945至1972年为本书的时间段限，那么就应反映出这一时代日本“对华认识与行动选择”的时代特色。换言之，就应体现这一时代的“动态感”。作为“主体”的日本，经历了战败、被占领、独立与复兴、经济高速成长等阶段，作为“客体”的中国，不言而喻，这20多年间，更是经历了历史罕见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决不是一成不变的。“客体”中国的变化，理所当然地会引起“主体”日本认识上和对策上的改变。基于这一认识，作者有意识地扼要介绍了中国当时的历史背景、重大事件以及内外政策等，以利于读者更加清晰地了解日本为什么会有这样或那样的认识与行动选择。
本书的写作由三位作者完成。王振锁负责第一、二、三章以及全书的整体把握和通稿，乔林生负责第四、五章，乌兰图雅负责第六章。作为丛书之一，本书的写作过程是在丛书主编杨栋梁教授的组织指导下完成的，曾多次举办各种类型的研讨，以期内容和体例的完善和统一。但鉴于时间、资料和作者的能力所限，本书从内容到结构，自知尚有诸多不足之处，敬请有关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教。
作者2010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