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多忠隆回国之后发表了访华报告。报告称，中国提出的三项措施是：（1） 日本政府必须派人把中国国旗重新悬挂起来；（2） 应以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论罪，处罚扯旗者；（3） 正式派代表到北京道歉。中日关系的三项原则是：（1） 岸信介内阁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2） 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3） 保证不再阻挠中日关系正常化。
石川忠雄、中鸪岭雄、池井优编：《战后资料·日中关系》，日本评论社，1970年版，第98—101页。
进入1959年，中国政府更加坚决地强调这一中日关系三原则。4月18日，周恩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及与政治三原则相同的问题以及中国必须采取的态度。
应该说，政治三原则中所涉及的问题都是事关中日国家关系的重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中日关系就很难向着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方向发展。其实，这三原则的核心就是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外政治关系中的棘手问题，不仅是日本，如何认识和处理与台湾的关系始终在中国与各国的关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承认并支持台湾就是敌视中国，这是中国政府的基本立场。1957年6月，岸信介首相访问台湾，并在国会声称，“由于国际信义的关系，要始终尊重台湾政府，这是日本的外交路线”，并且说，“为了日本的安全，台湾不落入共产党之手是绝对必要的”《人民日报》，1959年2月16日。，进一步明确了他的反共态度。这些都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敌视中国的言行。所以，岸信介政府在台湾问题上不改变政策，中日关系就很难发展。
显然，岸信介内阁不可能接受中国提出的政治三原则，因为岸信介本人和执政的自民党以及日本政府根本不承认他们的政策是敌视中国或阻止两国关系发展的。可见当时双方要在各自的立场上找到共同点并寻求改善目前事态的方法是有一定距离的。
关于政经不可分原则，是针对日本政府所主张的政经分离这一方针而言的。本来，政经分离并不是日本政府首先提出来的一种政策，而是日本经济界一些人的一种想法。其意思是说，在当时情况下，日本与中国从事经济交往，与政治无关。不管日本在政治上与中国关系如何，都应该与中国开展贸易。民间经济界的这种想法既符合当时日本民间希望与新中国展开经济交流的愿望，也得到了中国方面的认可。因为美国政府和吉田内阁最初不赞成这种做法，他们正在对中国实行禁运封锁，而中国则希望通过政经分离来打破西方国家的禁运封锁。
日本政府将政经分离作为一种对华政策的方针起源于何时尚不可考，但从吉田内阁到岸信介内阁，日本政府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基本上都是遵从了这一方针。从1952年4月日本与台湾当局缔结了《日台条约》之后，吉田内阁开始以政经分离作为处理对中国关系的一个方针。吉田茂的意思是，日本一方面在政治上坚持《日华和平条约》，与台湾保持稳定的政治外交关系，一方面在经济贸易方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往来。不过，日本与中国大陆的贸易均由日本民间团体负责，政府一般采取不干涉、不过问的态度。也可以说，日本在暂不考虑邦交正常化的前提下，开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贸易往来。
但随着中日民间经贸关系的顺利进展，台湾方面开始担心日本会政经不分而表示反对。1957年6月，岸信介访问台湾，重申日本在政治上完全倾向于台湾，无意与中国恢复正常关系，在此原则下，日本的民间团体与中国进行民间经济交流和人员往来。显然，中国政府不能接受这一意义上的政经分离，1959年3月，以浅沼稻次郎为团长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团访问中国，在双方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中国方面明确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能分开，政治和经济问题，必须同时商谈同时解决；而且在当前，政治问题必须居于优先地位”。这是中国关于“政经不可分”主张的最早提法。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54页。
同年9月，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访问中国时，中国领导人又再三强调政经不可分的原则。在发表的会谈公报中，周恩来重申：“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石桥湛山对此表示同意。在《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中，对这一原则又作了如下表述：“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把政治和经济分割开来作为处理问题的原则，是行不通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独立国家，可以一面听任另一个国家在政治上露骨地敌视自己，一面又同这一个国家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社论还指出，日本人士为中日友好而对中国的访问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性的行动，“这样一种政治性的行动，将能够为促进中日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提供有利的条件”。
《日本问题文件汇编》第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第72页。
同上书，第74页。
对中国提出的政经不可分原则，日本有些人是完全支持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示不理解。如日本内阁调查室客员调查员清国重利认为，“中共对日本坚称政经一体。但它却以极为宽松的态度对待日本以外的国家。只对日本讲严格，很难让日本人心服口服。……为增进国利民福，首先从事文化、经济的交流，应是公认的和平共存的真意。而在这一点上，中共却与世界的常识相反，只对日本强调政经一体，其真意为何？”
清国重利：《秘录战后史》（4），［日］学阳书房，1978年版，第17页。
从1958年5月10日中国政府宣布停止签发对日进出口许可证到1960年8月23日周恩来提出中日贸易三原则，中日之间的经济交流陷于停顿状态达2年半之久。中日关系的全面中断，给日本的中小企业或商社以不小的打击。对这些商社的困难，中国政府不能不予以必要的注意和关心。
1959年2月和3月，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事务局长岩井章、社会党书记长浅沼稻次郎相继访华，向中国有关方面反映日本中小企业的困难处境，希望中国设法变通有关政策，对个别企业予以照顾。中国政府虽仍然认为只要日本政府不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中日之间就不能恢复任何形式的经济交往。但中国政府又表示不能无视一贯积极支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的日本中小企业和商社的困境。周恩来表示，对于非常困难的中小企业，“如果有友人介绍并有不反对中国的适当的保证的话，考虑由民间就贸易问题进行个别的会商”。于是在非贸易途径方面出现了“照顾物资”这一形式。
日本劳动组合总评议会作为负责这一形式的窗口，组织有关商社与中国展开经济交流，中国方面则由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即通过中日两国的工会系统，中国向日本的中小企业供应一些物资。这种经济交流形式既非贸易，也非救济，而是名曰“照顾物资”，因而双方的贸易团体都没有出面，也就是说正式的经济交流还不能算是恢复。
1959年5月，两国工会代表在广州就首批“照顾物资”细节达成协议。同年7月和11月，第一次成交的20公吨生漆、100公吨栗子先后运抵横滨和神户港。此后这种“照顾物资”的交涉又在北京于1959年8月下旬、9月中旬和12月进行了三次，总共进行了四次这种“照顾物资”的交易。“照顾物资”交易的进行，可以被看作是中国为打开中日关系而采取的一个实际的步骤。
如前所述，长崎国旗事件发生之后，日本经济界以及中日民间经济交流团体一度对中国的强硬措施很不理解，但反思既往，他们终于认识到问题的症结是源于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因此，要打开中日关系的僵持局面，就必须发动国民运动，促使日本政府改变其对中国的政策。于是，日本国内掀起了一场打开中日关系的国民运动。
1958年5月13日，内山完造、小畑忠良、铃木一雄和中岛健藏等为恢复日中关系发表《告国民书》。17日，日本的18个团体联合召开恢复日中关系紧急国民大会。随后，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日中输出入组合等民间团体以及日中友好协会等，组成了促进实施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工商业者协议会和完全实施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国民运动实行委员会。5月20日，该协议会和该实行委员会在东京举行了有1200多人参加的打开日中关系紧急事态国民大会，其中有工商业者、地方议员，也有工人和学生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际贸易》，总第138号，1958年5月25日。
6月，运动的矛头直指日本政府。3日，关西中小企业日中贸易协议会要求政府赔偿中断日中贸易的损失。4日，要求恢复日中贸易的各团体和厂商，派代表向内阁官房长官爱知揆一面交5月20日国民大会决议书，要求政府支持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解决国旗事件。5日，日本钢铁工业联合会向政府提交抗议信，要求日本政府改变态度，无条件保证第四次日中贸易协定，促进日中贸易。17日，日本商工会议所召开会议，决议要求恢复日中贸易。19日，日中友好协会召开常务理事会，抗议政府对中国的政策等。
6月底7月初，日本国会内斗争加剧。6月25日，自民党首脑决定解散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翌日，国会议员促进日中贸易联盟召开不包括自民党议员的理事会，决定联盟继续存在。7月1日，浅沼稻次郎等6名议员向众议院提出了《关于消除日中两国间紧急状态的决议案》。7月2日，围绕重开中日贸易问题，众议院商工委员会举行会议，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山本熊一、日本输出入组合专务理事高见重义、日中贸易促进会专务理事铃木一雄、八幡制铁株式会社常务董事稻山嘉宽、日本硫安输出株式会社专务理事大仲斋太郎作为重要参考人到会陈述意见，希望政府停止静观、采取积极措施，重开日中贸易。同上书，总第142号，1958年7月5日。
8月6日，岸信介表示对中日关系当前仍要继续静观，为此，民间团体的国民运动更加高涨。8月11日，恢复日中经济关系厂商协议会成立并发表《日中经济紧急事态白皮书》，提出了重开日中贸易的方针，即彻底实施第四次贸易协定，就长崎国旗事件向中国道歉，缔结第四次日中渔业协定等。8月18日至22日，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日中输出入组合、日中渔业协议会、日中贸易促进会等组成的打开日中经济工商业者协议会组织汽车陈情团，从大阪出发，途经京都、岐阜、名古屋、滨松、静冈、横滨、川崎等地的政府机关和商工会议所，要求彻底实施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提出的口号有“景气从重开日中贸易始”、“立即重开友好和互惠的日中贸易”等。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国际贸易》，总第146号，1958年8月15日。汽车陈情团到达东京后，立即在东京都内举行了历时四个小时的游行，随后召开打开日中关系全国工商业者大会，会后向政府各有关部门提出了陈情书，内容包括保证第四次贸易协定的完全实施，缔结日中渔业协定并保证其实施等。
但是，岸信介政府并没有因国民运动而改变自己的对话政策，却从1958年10月开始，把其外交重心放在了对美国交涉，签订新日美安保条约上。1960年1月19日，《日本和美利坚合众国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即新安保条约签订，以取代1951年的旧安保条约。这样，日本民间经济团体要求重开日中贸易、打开日中关系的运动被反对安保条约的“安保斗争”的新高潮所淹没。
在岸信介内阁时期，中国对日本政府批判的激烈程度和次数之多是史无前例的。据统计，从1957年7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岸信介内阁的对华政策》至1960年7月15日岸信介宣布内阁总辞职为止，仅《人民日报》发表的直接批判岸信介政府的政策（主要是对外政策）的主要文章就有50篇之多。
李恩民：《中日民间经济外交1945—1972》，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页。
三日本自民党知华派代表人物的中国观
1. 石桥湛山的对华认识
石桥湛山1884年生于东京，出身佛教世家，从小受佛教文化影响，敬仰中国文化。石桥1907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哲学科，1908年任每日新闻社记者。1911年转入东洋经济新报社，历任总编辑，主编和社长，写过大量反对日本****侵略扩张的文章和经济评论。
石桥早年在任《东洋经济新报》主笔时，用“小日本主义”来反对日本军部的对外扩张路线。在日本军部不断扩大对华侵略时，石桥以《东洋经济新报》为阵地，反对干涉中国内政。早在1911年就明确提出了“小日本主义”。从1912年开始，他先后执笔撰写了《欠缺智虑的国民》、《放弃满洲论》等社论。他在社论中写到：“我们对发动甲午战争时没有一个人主张反对战争，为此我至今都感到遗憾。同样，在日俄战争前夕，也没有就反对战争展开充分的议论，这太让人遗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