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在日本国内市场不振，欧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钢铁市场萎缩的情况下，中方从1975年到1976年的不到半年内，连续向日本追加了400万吨钢材的订货，被称为“重振日本市场状况的神风”。在钢铁贸易的基础上，稻山说服日本有关部门，中日双方又于1976年签署了为期10年的石油长期贸易合同。担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钢铁联盟会长、国际石油株式会社总经理的稻山，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还推动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援建了中国的宝钢。据中国原石油工业部部长唐克回忆，“在稻山的组织和推动下，日本石油界参与了中国海域的石油勘探和开发。从中国的渤海湾到中国南海和北部湾，日方参与合作的区块日益增多。在合作过程中，每当出现曲折时，稻山先生总是亲自过问，从中斡旋，使合作顺利进展。”毋庸置疑，稻山嘉宽是一位开拓当代中日贸易关系的先驱，也是当之无愧的中日关系的“掘井人”之一。
唐克：《钢铁、石油、围棋、友谊——悼念稻山嘉宽先生》，“稻山嘉宽回忆录”编辑委员会编《稻山嘉宽回忆录》，大日本印刷株式会社，1988年版，第681页。
3．冈崎嘉平太的亚洲睦邻论
有的经济界人士积极拓宽中日贸易的渠道，既是根源于对过去历史的认识和反省，很大程度上更是面向未来，为了尽快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改善两国的政治关系，谋求地区的长治久安。与日本政界和政府有着密切关系的冈崎嘉平太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冈崎嘉平太（1897—1989）1897年4月出生于冈山县，冈山中学毕业后，1916年考入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1922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成为一名银行职员。1939年出任日伪上海“华兴商业银行”理事。1942年11月，日本成立大东亚省后，他回国出任参事官。翌年5月，转任日本驻汪伪政权大使馆参赞，再赴中国。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冈崎留在上海负责处理战败事务，与当地负责接受日军投降的汤恩伯将军斡旋，帮助在华日本人遣返。1946年5月，冈崎回国后辞去外交官职务，投身实业界，1949年出任池贝铁工总经理，1951年就任丸善石油公司总经理，1961年担任全日空总经理。同时，1954年担任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常任委员。
冈崎在中学时代就开始与中国留学生接触，加之战前在华活动的经历，使其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培养了对中国的亲近感。同时，他亲眼目睹了战争期间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也见证了战争结束后中国政府善待日本军民并顺利遣返的过程，从而产生了深刻的自责心理和反省意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冈崎一时曾产生过悲观的想法，认为“也许不能同共产党的中国友好。”但1951年左右，他通过与来访的新华社干部接触，感到中国的共产主义与苏联是不同的，遂下决心再次研究中国问题。他认为：
“我不是学者，但喜欢读历史。从经验对照进行观察中国共产主义是中国式的，不是照搬苏联式的共产主义，而是经过改造的、适合中国的历史和民族性的中国式的共产主义。……
为了研究新中国，最重要的是必须亲眼看一看中国。也有必要同中国的要人见面，听听他们的谈话。”冈崎嘉平太著，陈耐轩、骆为龙译：《寄语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6页。
有鉴于此，战后弃政从商的冈崎，积极主张发展中日贸易，以改善中日两国关系。1958年众议院大选前，冈崎遇到松村谦三时表明：
“我很早以前就认为必须同中国友好，并应尽早开始同中国进行贸易。为了跟共产党各国进行贸易，我认为有必要拉住政府，让其给予合作”，“日本不和中国建交能行吗？我想必须想方设法建交”。
同上书，第158页；冈崎嘉平太传刊行会编《冈崎嘉平太传——信为经，爱为纬》，行政株式会社，1992年版，第350页。
在随后的会谈中，松村对冈崎说：“你能不能为我想一个常常去能跟中国要人见面的方法。”1960年池田内阁成立。1962年6月，在池田首相的授意下，冈崎提出了LT贸易的原型“冈崎构想”，其背景就是“响应从根本上促进中日关系的松村构想（从农业部门的中日经济合作开始，逐渐扩展到一般性的经济合作关系，渐次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同年10月20日，冈崎在即将访华前夕，会见了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伊关佑二郎，就中日问题阐述了自己的看法。冈崎认为：
① 自己的一贯主张是，日本的对华关系比较特殊，不同于英美等国的对华关系；坚信日本民族必须与汉族维持睦邻关系，这是一种宿命。
中国科：《冈崎构想及其问题》，1962年8月6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CD号16，编号045986。
② 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去相互正确认识、理解对方。在这一点上，军部曾经犯下大错，以致误国。自己在上海亲眼目睹，他们依据片面情报，独断专行，不听其他正确意见。于是，造成相当程度上缺乏对对方的认识和理解。自己切望今后日本对中共不要再犯类似错误。
③ 我不是不知道共产主义的危险性，但是不能坐待中共崩溃，甚至数十年束手无为。当前需要正确把握共产主义中国的实际状况和动向，在此基础上制定大政方针，并付诸实施。
④ 从这种意义上，我高度评价松村和高崎的访华。这几年来，访华的日本人总体倾向是或者左倾，或者迎合中方。重开的中日贸易中的友好商社，也是些变态的团体。为了打破这种局面，确立先前的构想，我坚持自己的立场，考虑与中共直接做些生意，于是就此拜托了松村。所有这些都是出自于为了正确认识、理解中共的考虑。如今通过松村访华，前路业已开辟，继而就此对高碕访华亦寄予期待。这绝非只为了扩大贸易。自己决心加入高碕一行，就是出于以上考虑。
中国科：《冈崎嘉平太关于高崎访华等的见解》，1962年10月20日，［日］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缩微胶卷E’0212。
1962年10月26日，冈崎嘉平太以日方代表团副团长的身份随高碕达之助访华，这是他战后首次访问中国。周恩来在会谈中指出：“自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侵略了我国。特别是东北事变（九一八事变）以后，长期侵占了我国大片土地，给我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我们认为这是深仇大恨。但是，这充满仇恨的80年与中日友好的两千年的历史相比，还是短暂的。我们正在努力忘掉这种积怨。今后要加强同日本的友好，要共同努力来提高亚洲的文化、经济水平。……”冈崎嘉平太著，陈耐轩、骆为龙译：《寄语二十一世纪》，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74页。这一发言让冈崎深受感动。冈崎表明，这一想法与他学生时代曾经有过的主张、愿望是相同的。青年时代的冈崎就是一位“亚洲主义者”，希望亚洲各国紧密团结，不进行争斗与战争，共创现代文明。
冈崎嘉平太：《备忘录贸易期满之前所感》，［日］《世界》1971年第1期，第205—210页。
1965年4月，冈崎作为国会参考人出席了日本众议院工商委员会的会议，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指出：周恩来总理会见我们时说过这样的话。不只是周总理，战败时……负责接管的汤恩伯上将也这样说。而且，蒋主席也是这种想法。绝不怨恨日本，打算与日本握手，振兴亚洲……
不论对方是什么制度，或是何种想法，重要的是，我们要提高自身所处的亚洲的文明，消除贫困。中国共产党建政后，最初我很担心，但是，正在研究的时候，有了访华的机会，会见了周总理。他说了同样的话。所以，关于亚洲问题，国民政府的领导层也好，当前共产主义的北京政府也好，想法都是一样的。我感觉这是身居亚洲的人士的真实愿望。
关于贸易问题，南汉宸、周总理、廖承志都曾说过，如果可能，尽量从日本买，特别是成套设备。……但是，我确信对方不是那种吝啬小气的想法，不是说无论如何，忍受多少屈辱，也要从日本买。他们不事张扬，发自内心地想振兴自己国家的那种精神状态，不亲自前去一睹，实难明白。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问的是，在考虑上述问题之前，要考虑亚洲问题、整个亚洲落后于世界的问题，这样亚洲内部相争，生活愈加贫穷，文化愈加落后，亚洲民族会怎么样？在思考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必须重新认识日本的亚洲政策。关于这些问题，日本人没考虑，而对方国民政府的人在考虑，共产主义的北京政府现在也在考虑。日本人就此必须进一步认真反省。冈崎通过与中国的接触，更加坚定了为恢复中日邦交和加强中日友好而奋斗的决心。1963年冈崎出任高碕达之助事务所代表，负责处理LT贸易事务。1964年担任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会长。60年代后期，佐藤内阁追随美国，中国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中日关系严重恶化，中日备忘录贸易一度步履维艰，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境地。作为备忘录贸易主要负责人之一的冈崎，顶住各方压力，终于使备忘录贸易这条渠道维持下来。
［日］第48届国会众议院工商委员会会议录第26号，1965年4月8日，国会会议录检索系统。
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冈崎明确要求佐藤政府改变对华政策，推进两国邦交正常化。就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冈崎表示：
日本政府认为加拿大、意大利等国承认中国的积极态度不是国际形势变化的征兆，我对政府这种僵硬的论断感到吃惊。谈论该问题之前，我国政府、国民必须注意的是，我国的对华外交关系与其他各国明显不同。
对其他各国而言，是否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只是单纯的是否承认1949年除了台湾之外统一了中国大陆的北京新政权问题。然而，对于我国来说，却并非那么简单。我国1952年与台湾的国民政府缔结了和平条约，考虑因此也就了结了所谓的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
……
但是，这个媾和谈判，是与在台湾的国民政府之间进行的。事实上，对于其支配之外的中国大陆，没有实际效力。因此，只要国民政府没有再次复归大陆，恢复全中国的统治权，我国与中国大陆在邦交关系方面就没有效力。换言之，现状下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和平条约，我们就与占全国95%的中国大陆之间没有正常的邦交关系。……
我们不是仅仅承认新政权就行的问题，所以，我国与中国恢复邦交，不能落后于他国。何况，考虑到上述情况，我担心，现在我国政府采取的这种消极态度，或许会成为日本、或是亚洲和平的祸根。
……日本与中国（包括台湾）的问题，不是当权者是谁的问题，整个民族相互敌视对立的话，本国自不必说，亚洲的和平与发展也难保证。
今后经过多少世纪，这也不会变。我切望认真考虑这一问题，为了正确把握事态发展，寻求切实解决之策，必须平日付出功夫，诉诸实践。
冈崎嘉平太：《解决中国问题之道》，春秋社，1971年版，第242—244页。
进而，关于台湾问题，冈崎认为“中日关系的难点就是台湾问题”，他批评了佐藤政府的台湾政策，认为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我国的现状是，佐藤政府以来，遗憾的是，在联合国的行动方面，以及与台湾的相互关系方面，索性都积极推进了日台接触。列举其中主要的举动：
① 继续确认吉田书简的宗旨；
② 单独访问台湾；
③ 在与约翰逊总统签署的共同声明中，指出中国的威胁；
④ 在与尼克松总统签署的共同声明中，表明台湾关系着日本的安全；
⑤ 在日华合作委员会的共同声明中，默认了反攻大陆。
关于台湾问题，中国一贯认为是国内问题，与台湾保持邦交关系是干涉内政。然而，最近在我国有人认为中国与德国、朝鲜、越南同样，是分裂国家，主张与双方建交。但这完全是错误的。原因在于，德国、朝鲜、越南其双方的主权，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而中国是内战的结果，现在的状况，绝对不是两个国家的性质。因此，现在的中国表明，将来必定要解放台湾。
承认中国已经是世界的大潮流，其必然性要求我国向前看，以解决该问题。尽管如此，我国的现状是正好相反，可以说是真是逆历史车轮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