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
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
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
——《吕氏春秋·恃君览》
夏、商、周上古三代王朝，在中国古人心目中是圣洁美好的时代，三代的圣王与名臣也常常成为后代君臣所称颂的“道德典范”。这种对上古时代完美化的想象，在今天认同历史进步观的人们看来，当然是幼稚可笑的，却主导了中国传统士人的思想达数千年之久。在生产力原始低下的年代，维持一个稳定的政权，维系一个拥有较多人口的族群，甚至维持自身的生存，都是相当困难的，都要面对严峻的挑战。为了躲避灾难，或为了寻找更好的生存之所，古代的先民不断地迁徙。可以说，在原始时代，迁徙更是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也许，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当时迁徙的距离并不遥远，然而，这种迁徙却是磨砺华夏早期文明发展的难得的历练。
古人通常认为：“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史记》卷一《五帝本纪》注释引刘熙之语，第31页。）夏、商、周三代王朝的核心区，即王都，是王朝疆域的最重要的部分，而夏、商、周三代王朝最重要的迁徙，正是王都的迁徙。都城的迁徙，必然伴随着王朝人口的迁徙。每一次都城迁移，都是一次规模可观的移民活动。一次一次迁移，犹如划出了一条条地理界线；一条条界线围成了彼此相接的地理区域。夏、商、周三代划出的区域，便是日后的“天下之中”，即居于天下中心的国家，这也是古文献“中国”的最初含义。
洪水后有夏民居：大禹传说与夏族迁徙历史
古禹、皋陶久劳于外，
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
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
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
——《史记·殷本纪》载成汤之语
在华夏族的文化记忆中，“夏人”、“夏族”无疑是华夏民族中历史最为悠久的血缘集团。而夏人与夏族的功绩，莫过于创建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中原王朝。
夏王朝的开创者大禹，是结束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并开启华夏历史新纪元的传奇英雄。作为大禹功业的崇拜者，先秦诸家大哲们在他们的著作中充满了对大禹功业的敬仰之情。《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称：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尚）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吕氏春秋·爱类篇》也追述当时的情形称：
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于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
大禹最伟大的功业是治理洪水。在世界各文明古国的传说中，大都曾出现过“洪水滔天”的“洪荒时代”。洪水泛滥，江河横流，原本是自然现象。然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原始农业文明已开始初具规模，农业的进步，导致人口的增加，与之同步，人类较为稳定的聚居区在逐渐增多，地域在逐渐扩展。这样一来，肆意横流的江河必然对原始农业生产、人类聚居区的稳定乃至原始人群的生存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如果洪荒不治，江河乱流是原始时代生态环境一个最明显特征的话，那么，治理洪水，疏导江河，便成为上古时期人们实现自身生存以及发展人类文明的首要任务之一。
相传大禹是黄帝之玄孙、颛顼帝之孙，而他的父亲鲧却因治水失败而被舜帝处死。遵照远古时代职守家族世袭的传统，舜帝又任命大禹承继父亲未竟之业，继续整治天下的河流与水道。在传说及古人追忆之中，大禹治水的规模十分庞大，涉及地域也极为广袤。如《墨子·兼爱篇》称：
古者禹治天下，西为西河渔窦，以泄渠、孙、皇之水；北为防原、泒，注后之邸、嘑池之窦，洒为底柱，凿为龙门，以利燕、代、胡、貉与西河之民；东方漏之陆，防孟诸之泽，洒为九浍，以楗东土之水，以利冀州之民；南为江、汉、淮、汝，东流之注五湖之处，以利荆、楚、干、越与南夷之民。
不难看出，在先秦思想家墨子等人的回忆中，大禹的足迹几乎遍及天下：从西河之水到东土之泽，从北方的燕代之民到荆楚的“南夷”。大禹全面治理了天下的水系与水道，其功德惠及了天下四方的各个民族。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古代传说中不仅是华夏族尊崇大禹，就是不少所谓“四夷”民族也把大禹当做自己民族的始祖，治水的伟大功业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吧。
《庄子·天下篇》又载称：
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槖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
疏理天下河道，并不是大禹唯一的工作目的。除疏通洪水外，划定或开启九州，是大禹创立的另一项伟大功绩。江河的疏导与治理不仅反映了上古先民坚韧不拔的毅力，更反映出古代先民不凡的智慧、才能以及地理认知的进步。最突出的表现是，中国最早的地理区划是与江河的治理相伴而生的。东汉大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辑录、阐发了西汉刘向、朱赣两人关于当时各地风俗异同的论述，其中提到：“古有分土，亡（同无）分民。”唐朝学者颜师古注释云：“有分土者，谓立封疆也。无分民者，谓通往来不常厥居也。”应该承认，这是一个在中国民族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在中国古代的认知历史上，究竟是地域区分在前呢，还是民族的分辨在前呢·这恐怕是许多博学之士都难以解答的难题，而刘向、班固等学者早已提出了明确的观点，即地域的区分远早于族类、族群及民族等区别之前。地域的区别是地理认知的基本，而在传说中上古时代的地域认知工作就是由大禹来完成的。
关于大禹开启九州的伟大工作，《史记·夏本纪》记述道：大禹“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这九州之名分别是：冀州、沇（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以后，“九州”成了中国或天下的代称。《尚书·禹贡篇》便详细记载了大禹所开九州的状况，包括山川、物产、道路、人口与贡赋等内容，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有科学价值的地理学论著。
西汉伟大的史学家、《史记》的著者司马迁为考求史迹遍游天下，他同样被大禹治水的壮烈功绩所深深震撼：
余南登庐山，观禹疏九江，遂至于会稽太湟，上姑苏，望五湖；东窥洛汭、大邳，迎河，行淮、泗、济、漯洛渠；西瞻蜀之岷山及离碓；北自龙门至于朔方。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史记》卷二九《河渠书》，第1415页。）
当然，面对如此宏伟壮烈的功绩，崇尚科学及实事求是理念的现代学者们却表示了极大的怀疑，因而提出了“大禹非人论”或“大禹为神论”。即以常理推之，在原始时代生产力极端落后的状况下，无论如何艰苦努力，一个首领与一个部族似乎绝不可能完成如此巨大的水利工程。可以肯定，疏通江河，平定九州，是中国远古先民们合力完成的一项伟大工程，当然，这项工程的完成，离不开若干杰出领袖的卓越贡献，但不能将这项工程的完成归结于个人的功劳。治理江河，应该是多少代人艰苦奋斗的结晶，将之完全归美于一位伟大英雄，不过是传奇故事的惯用方式而已。
即使是在江河得到治理，以及天下“九州”划定之后，夏王与夏族的居留地仍在不断变化之中。夏王与夏人的迁徙，反映在为数不少的“禹迹”与夏都所标志出的路途之上。
1.夏朝最著名的都城之一——安邑，在今山西南部运城市夏县西北。“禹都安邑”与“尧都平阳”、“舜都蒲坂”一样，是夏朝都城最通行的说法之一。唐代地理名著《元和郡县图志》即载明：“安邑故城，在（唐代夏）县东北一十五里，夏禹所都也。”可见，这一说法在唐代已成公论。宋人所著《皇王大纪》、清初顾炎武所著《历代宅京记》等著作也都赞同这一说法。
2.夏朝最著名的都城之二——阳城与阳翟。阳城在今河南登封县告城镇。“禹都阳城”也是关于夏代都城另一种通行的说法。《竹书纪年》（即《汲冢书》）最早提出了这种说法，《史记正义》也表示赞同：“今洛州，夏禹所都。”而不少古代学者更将阳翟作为夏朝的最重要的国都，阳翟在今河南禹州市。如东汉班固所著《汉书·地理志》载云：“阳翟，夏禹国，今颍昌府阳翟县有禹山。”西晋学者皇甫谧的《帝王世纪》也载称：“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
3.夏族曾经迁居的都城——晋阳，在今山西太原市西南古城营。根据古代学者对《左传》注释的说法，上古大禹所居住过的“夏虚大夏”，就在今天山西太原。《太平寰宇记》载称：“禹自安邑都晋阳，桀徙安邑。”
4.夏王朝最边远的都城——会稽。会稽，又是一处非常著名的“禹迹”。相传大禹在即位十年之后，东向巡狩，行到会稽时去世，享年百岁，葬于当地。魏晋时代的史籍《皇览》载云：“禹冢在山阴县会稽山上。会稽山本名苗山，在县南，去县十里。”《越绝书》也云：“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续汉书·郡国志》“会稽郡”下称：“会稽山在南，上有禹冢。”通常认为这个会稽山就在今浙江绍兴市境内。
然而，这个会稽山的所在却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因为安邑、阳城、阳翟等数个夏都，与会稽山相距甚远，夏禹真的葬在了此地了吗·如果我们细察史料就不难发现，真正让会稽与大禹联系起来的原因是先秦时代越人对大禹的崇拜。在先秦时代，在今天江浙地区的吴国与越国都被认为是非华夏族后裔，但越人坚称大禹是他们的祖先。《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少康是夏代非常有名的国王，越人的祖先正是他的后代。当这些后代初来会稽时，依从了当地风俗，“文身断发”。显然，这也许是最重要的大禹后代外迁的故事，而最著名的越王就是那位以“卧薪尝胆”故事千载传名的句践。
至夏朝末年，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已基本划定。如战国时吴起曾指出：“夏桀（夏朝末代君王）之居，左河（水）、济（水），右泰（山）、华（山），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史记》卷六五《孙子吴起列传》，第2166页。） 《国语·周语》引伯阳父（即伟大的哲学家老子）之语云：“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之征也。”又“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国语》卷一，上册第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很显然，夏国的地域在河、济、伊、洛诸水之中。著名学者邹衡先生根据考古发现与文献资料，对夏文化区进行了全面的考释，高度评价了“有夏之居”的重要价值。他指出：
从这些地望的考证，可知所谓“有夏之居”，是靠近中岳嵩山的地区。北有黄河，南有伊、洛；北有太行（豫北）或霍山（晋南），南有三涂山。大约包括了今天河南省的嵩县、临汝、洛宁、宜阳、伊川、洛阳、孟津、偃师、巩县、登封、禹县等地。……围绕洛阳的这一地区，是夏文化的中心分布区……可见考古发现和“有夏之居”的记载是能契合的……“有夏之居”正是中国古代文明最重要的策源地。（《夏商周考古论文集》第五篇《夏文化分布区域内有关夏人传说的地望考》，第221页，文物出版社，1980。）
被尊为中国“史学鼻祖”的司马迁曾在《史记·封禅书》中讲道：“昔三代之君皆在河、洛之间，故嵩高（即今河南嵩山）为中岳。”河、洛之间正是日后所谓“中国”的核心区，而这种认同正是从夏代开始的。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释“夏”为“中国之人也”，正是对这种通行观念权威性的总结。
殷道实由迁徙兴：国都迁徙与殷商王朝史
天降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
古帝命成汤，正域彼四方。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
肇域彼四海，四海来假……
——《诗经·商颂·玄鸟》：
殷商是中国上古时期强盛一时的王朝，如果说夏朝的历史内容不免存疑的话，那么商朝在中华文明历史上的不朽功绩与举足轻重的地位则早已为中外学术界所公认。《诗经》是中国古代第一部诗歌总集，其中就保存了歌颂商朝光辉历史的诗篇。自清末以来，甲骨文字的横空出世，更是直观地展现了商朝文明成就，不啻为商族与商朝历史的华彩与骄傲。
关于商族的起源与殷商王朝的地理范围，现代著名学者傅斯年先生提出了“夷夏东西说”，在中外学术界影响极大。这一论点的核心观点便是认为当时夏人散布于西方，而夷人聚居于东方。当时的天下，根据自然地势与方位被很自然地分割为东、西两大块：
东平原区是世界上极平的大块土地之一，平到河流无定的状态中，有人工河流始有定路，有堤防黄河始有水道。东边是大海，还有两个大半岛（辽东半岛与朝鲜半岛）在望，可惜海港好的太少，海中岛屿又太少，是不能同希腊比的。北边有热（河）、察（哈尔）两省境的大山作屏障……东平原中，在古代有更多的泽渚为泄水之用，因垦地及人口增加，这些泽渚一代比一代少了。这是绝好的大农场而缺少险要形胜，便于扩大的政治，而不便于防守。
西高地系是几条大山夹着几条河流造成的一套高地系。在这些高地里头关中高原最大，兼括渭、泾、洛三水下流冲积地，在经济及政治上的意义也最重要。其次是汾水区，汾水与黄河夹着成一个“河东”，其重要仅次于渭水区。又其次是伊雒区，这片高地地方本不大，不过是关中、河东的东面大口，自西向东的势力，总要以雒阳为控制东平原区的第一步重镇。在这三片高地之西，还有陇西区。是泾渭的上游……西高地系在经济的意义上，当然不如东平原区，然而也还不太坏，地形尤其好，攻人易而受攻难……因地形的差异，形成不同的经济生活，不同的政治组织，古代中国之有东、西二元，是很自然的现象。（《傅斯年全集》第三册，第884—887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
可以说，中国历史地理上南、北、东、西的方位意识的出现，本身就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认知过程，而这一认知与中国古代先民的迁徙运动是密不可分的。南与北，东与西，都是相对而言，没有南，也就无所谓北；没有东，也就无所谓西。著名学者陈梦家先生曾经根据甲骨文字考释出商国的范围：“这个范围相当于今天行政区域内的山东、河北、河南三省和安徽、江苏两省的北部，而以河南、山东两省为主要部分。自盘庚以来的殷代，商王国的主要范围在河南，在此以前，商的活动范围偏于山东省。（《殷墟卜辞综述》，第311页，科学出版社，1956。） ”显然，商王族崛起于夏朝东部，属于古代东夷族群，“夷夏东西说”即揭示了中国民族地理格局东西相对意识出现的奥秘。
殷商的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极具典型意义的迁徙历史，研究价值非同寻常。殷商王族的始祖名叫契（音谢），又称为殷契，曾经因佐助夏后大禹治水的有功之臣，被分封于商。商国，为契始封之地，如《括地志》释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嚳之子卨所封也。”即唐代商洛县就是最古老商国所在，大致在今天河南省商丘县境内。
在契之后，殷商部族的迁徙活动十分频繁。如《史记·殷本纪》又载云：“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即从始祖契在位到成汤在位之时，商族的国都（即核心居留地）已经历了八次较大规模的迁徙。后世的人们已搞不清楚这八次迁徙的具体情况了。
成汤是商王朝的缔造者，他率领商族人马击溃了夏朝最后一位国君——夏桀手下的军队，平定海内，建立了商王朝。成汤时代最重要国都就是亳。关于亳的方位，《括地志》释云：“宋州谷熟县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南亳，汤都也……河南偃师为西亳，帝嚳及汤所都，盘庚亦徙都之。”作为商都的亳城“两亳”，即南亳与西亳，南亳在今天河南商丘县东南，西亳在今河南偃师市西。
在汤之后，商都迁徙的脚步仍没有停止。如“帝中丁迁于隞，河亶甲居相，祖乙迁于邢。”（《史记》卷三《殷本纪》，第100页。）《史记·殷本纪》又载云：“帝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廼五迁，无定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据古代学者解释，从成汤到盘庚继位之时，商国先后进行了五次迁徙。张守节《史记正义》释云：
“汤自南亳迁西亳，仲丁迁隞，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盘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迁也。”这五次迁徙之都又被学者们称为“商五邦”。
最重要且最有影响的迁都事件无疑是“盘庚迁都”了。迁徙，不仅是艰辛的跋涉，更意味着放弃原有的不动产，而迁到新址，一切都要重新开始，这一切又谈何容易！频繁的迁徙引起了不少殷民的强烈不满，因此，盘庚的迁徙之举受到了来自“殷民”的强大阻力。中国最古老的文献集、《十三经》之首——《尚书》中保留了《盘庚（上、中、下）三篇》，相当详实地记录了盘庚迁都前后劝导殷民的情况。因为其文辞古奥难懂，历代学者进行了相当艰苦的诠释工作。如唐代学者孔颖达所著《尚书正义》就解释道：“此三篇皆以民不乐迁，开解民意，告以不迁之害，迁都之善也。中、上二篇未迁时事，下篇既迁后事。上篇人皆怨上，初启民心，故其辞尤切。中篇民已少悟，故其辞稍缓。下篇民既从迁，故辞复益缓。”从这些文辞中，可以看到盘庚为完成迁移所运用的苦心与智慧。
盘庚迁都所至之地，又名“殷”，在今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故而商朝又称为殷朝。盘庚迁都所越过的“河”就是洹水，也就是今天河南北部卫河支流安阳河。《史记正义》的作者张守节曾旁征博引，综合考订了殷都问题，他指出：“《括地志》云：‘相州安阳，本盘庚所都，即北蒙，殷墟南去朝歌城百四十六里。’《竹书纪年》云：‘盘庚自奄迁于北蒙，曰殷墟，南去邺四十里’，是旧邺城，西南三十里有洹水，南岸三里有安阳城，西有城，名殷墟，所谓北蒙者也。今按：洹水在相州北四里，安阳城即相州外城也。”很明显，到《竹书纪年》成书之时，商都遗址已被当时的人们称为“殷墟”。毋庸置疑，从那个时代开始，“殷墟”已经被视为先秦时代最有影响的都城遗址之一了。
殷商时期，都城的迁徙过程是相当艰辛复杂的，而事实证明，迁都为商朝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繁盛时期。《史记·殷本纪》称赞道：盘庚“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商代所创造的文明是极为辉煌的。《诗经·商颂》有这样的诗句歌颂历代商王的功业：“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设都于禹之绩（同迹）。”又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赫赫厥声，濯濯厥灵。”
近代以来，大批甲骨文在殷墟地区的发现，成为中国文字史研究划时代的事件，更使安阳遗址成为代表中国古代文明高度成就的圣地。今天，即使从殷墟遗址中的城池遗迹上，我们也依然可以想像到当年殷都的宏伟气象。
迁徙划分两周史：周王族的迁移与建国历程
后稷之孙，实维大（太）王，
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至于文（王）、武（王），缵大王之绪，
致天之届，于牧之野……
——《诗经·鲁颂·宫》
周朝，代表着中国上古文明与国家建设的鼎盛时代。周王族的崛起及建国历史，同样伴随着波澜壮阔的迁徙历程。周朝包括西周与东周两个时期，而东周的出现，正是迁移的直接结果。
现代学者齐思和先生在《西周地理考》一文中将周民族称为“渭水民族”，并解释道：“世界最早之文化，类皆发生于河流之冲积区。古埃及文化发生于尼罗河流域，西亚文化起于两河流域，印度文化起于恒河流域，其显例也。盖文明初启，农业幼稚，人类既不知施肥之法，又昧于深耕之术，民劳利薄，文化自难繁盛，惟有沿河流之地，土壤肥美，适于灌溉，物产丰饶，得天独厚。一人耕可食数人，余人可从事其他方面之工作，文化进步，自较他处为速也。是故最早文化多发生于河流之两岸，此乃历史之通例，中国亦非例外。”（《中国史探研》，第56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周王族的始祖为后稷，因善于耕作而被尧帝举为农师，并将其封在邰。邰城便是周王族最早的聚居地。据《括地志》记载，邰城在“（唐朝）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后稷所封也。有后稷及姜嫄祠。”邰城在今陕西武功县西南。后稷死后，其子不窋生不逢时，当时的夏王不重视农耕业，他因此丟掉了农师之职，并逃入戎狄人聚居之地。当其孙公刘为部族首领时，重新大力振兴农耕业，并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周族也由此逐渐富强起来，受到了周边百姓的爱戴，周边人民纷纷向周族聚居区汇聚，“百姓怀之，多徙而归焉，周道之兴自此始。”而公刘的另一项功业就是率领部众选择豳地建国，为周王族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豳，又作“邠”，其地在今陕西旬邑县境内。从邰地迁移到豳地，本身就是一个漫长的选择及创业过程。《诗经·大雅·公刘》一诗生动地展现了公刘当时率领部众在豳地建国的艰难历程，故而被学者们称为“史诗”。其诗句有云：
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冈，乃觏于京。
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
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廼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
从此诗可见，先秦时代的人们对于定居地环境的选择逐渐有了相当周全的考虑，已经考虑到耕地广狭、水泉走向、军事地理形势以及物产等诸多直接关系到民生与政治的因素，这无疑是长期迁徙经历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而在生产力水平非常原始的时代，人们对居住地自然环境的依赖是相当突出的，尤其是国都的选择更是关系重大，甚至是决定迁徙与否最重要的原因，因而，古代先王对于新的居住地的选择也是极为谨慎的。
古公亶父是周族早期历史上的又一位著名领袖，即周王朝的创立者周文王之祖父，故又被称为“太公”、“太王”。他领导了周王族早期历史上的又一次重要迁徙，即从豳地迁徙到周原。古公亶父即位首领之后，受到民众的拥戴，国势日益强盛，然而受到了周边戎狄部众的攻击威胁。《吕氏春秋·审为篇》就记载了一则周太王亶父让地的轶事：
太公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所求者，地也。……遂成国于岐山之下。
岐山在今天陕西岐山县东北。《史记·周本纪》更是将这场迁徙描绘成一场仁德之举。面对戎狄之众咄咄逼人的攻势，为了避免部族人民在暴力冲突中伤亡流血，古公亶父采取了宽容避让的态度，他率领自己最亲近的部民主动迁离豳地，涉过漆水与沮水，翻越梁山，到达了岐山之南麓。闻听古公亶父外迁的消息，豳国百姓也扶老携幼，跟随迁徙到了周原。
然而，历史证明，“祸福相倚”，迁居岐山以南的周原，被视为周王族及周国真正崛起的开始。面积广阔、土壤肥沃的周原也由此渭水流域为周王朝的发祥地。岐山也由此成为周国百姓心目中神圣的地方，我们从古诗中也能发现当时人们对岐山发自内心的赞美：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
——《诗经·周颂·天作》
周文王、周武王在位时，先后建都于丰、镐。丰，又被称为“丰京”，在今陕西长安县西沣河西岸的容省庄、张家坡、马王村、西玉村一带西周遗址内。镐（音浩），又被称为“镐京”，大致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沣河（水）东岸的斗门镇、普渡村、丰镐村一带。迁都丰镐，更被视为周国兴旺发达的转折点。当时的人们热情地赞颂文王父子的功业与丰镐城池的宏伟景象：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文王烝哉！
筑城伊淢，作丰伊匹，匪棘其欲，遹追来孝……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悠同，王后维翰……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四方悠同，皇王维辟……
镐京辟廱，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
——《诗经·大雅·文王有声》
发生在公元前11世纪的牧野之战，终结了殷商王朝的历史，周邦为首的诸侯国联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周文王、周武王所统治的周邦，原本不过是商朝西方的一个属国而已，在联合众多诸侯国（文献习称“八百诸侯”）攻灭商朝之后，疆域面积在很短的时间里极度扩张，这对于周朝的统治者而言，可谓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换言之，在西周初期，在中国政治地理版图上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的“东西制衡”之问题。即在生产力及军事控制能力相对薄弱的古代，由于疆域面积广大而引起的政治中心区选择所面临的困境。周国原居于西部，而商朝所统辖的大部分邦国都在东部，这种状况对于维持周王朝的统治是极为不利的。
为了扭转统治的被迫局面，取得制衡的主动权，周武王为首的周朝统治者实施了空前的大分封。《史记·周本纪》对此记载道：
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于是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于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于曲阜，曰鲁；封召公奭于燕，于弟叔鲜于管，弟叔度于蔡。余各以次受封。
周王族大分封，本身就意味着是周王族与周国百姓的一次向东大迁徙，周王朝的功臣、眷属及王族子孙由此迁往中原各地。在分封的属国中，有所谓“姬姓诸国”与“异姓诸国”之别。“姬姓诸国”均为周王族的亲属，如鲁国、管国、蔡国、晋国等。“异姓诸国”均为周朝的功臣谋士，如齐国、燕国等。
周初分封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数量多，而封国面积非常有限。司马迁曾在《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总结道：“武王、成、康所封数百，而同姓五十五，地不过百里，下三十里，以辅卫王室。管、蔡、康叔、曹、郑，或过或损。厉、幽之后，王室缺，侯伯强国兴焉，天子微，弗能正。非德不纯，形势弱也。”现代著名学者齐思和先生曾对西周初年所分封的26个小国进行了统计分析，指出在26国中“在河南者十三，当全数之半，在山东者六，在陕西者三，在山西者三，在河北者一。亦略可代表新封国家分布之情形矣。”（参见《西周地理考》，《中国史探研》，第90—91页。）
西周与东周的分界点在于平王东迁。周都的东迁，表面上看，主要是受到了西方“戎狄”族人的进逼。但实际上，就血缘族系而言，周王族与“戎狄”等西部民族保持着十分亲密的关系，也可以说，就族源而言，周王族原本就是西部戎狄民族的一员。另一方面，周王族东迁，也证明了西部（包括当地的关中地区）“戎狄”等非华夏民族数量的众多，甚至可称为是“戎狄之区”，因而后来秦国初起关中之时，十分自然地被中原诸侯国视为典型的“夷狄之国”。
西周最后一个帝王为周幽王，他嬖爱美人褒姒，荒废国事。周朝规定：“有寇至则举烽火。”也就是只有在遭到外来侵犯的情况下，才可以点燃烽火，招集天下诸侯前来救援。因褒姒不爱笑，为博美人一笑，周幽王竟在无事之时擅自点燃烽火。当天下各路诸侯兵马急急忙忙全数赶到之时，才发现并无外寇侵袭，只不过是周幽王的一场玩笑。见此情形，褒姒禁不住大笑起来。戏弄天下诸侯的周幽王不以为戒，还觉得这是博取美人欢颜的高招，于是又频频无事点起烽火，饱受戏弄的诸侯们敢怒不敢言，只是再看到烽火时，也就不理不睬了。这种擅自破坏军政条律的荒唐之举，最终为周幽王的身败名裂埋下了伏笔。
为了进一步取悦褒姒，周幽王竟然废掉皇后申氏及太子，立褒姒为皇后，立其子伯服为太子。这引起申氏之父申侯的强烈不满，申侯联合缯侯与西夷犬戎，向周幽王所在国都发起攻击。情急之下，周幽王再燃烽火，想召集天下人马，结果无人来救。申侯等人最终攻进国都，刺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申后的太子宜臼在诸侯的拥戴下即位，这就是周平王。幽王之乱与犬戎的进攻，不仅让周朝国都地区遭受重大损失，而且犬戎部族更以此居功要挟，气焰嚣张，在这种状况下，周平王被迫迁都雒阳。
周平王迁都雒阳（即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开启了东周的历史。东周的历史，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春秋战国”时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是“春秋五霸”与“战国七雄”称雄争立的时代。《史记·周本纪》载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原来号召天下的周王族已失去了权威性，以及对属下诸侯国的控制力，这自然给了这些小国更大的发展空间，原来的一些诸侯国在中原逐鹿的搏杀中逐渐壮大起来。
其实，早在攻灭殷商之初，周王朝就开始了对于洛阳地区的经营。太史公司马迁曾对周朝迁都之事进行了考订。他指出：“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鄗，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史记》卷四《周本纪》，第170页。）然而，周王所在的周王畿的地域范围是相当有限的。据清代学者顾栋高的考定，“东迁后，（周）王畿疆域尚有今河南（治今河南洛阳市）、怀庆（治今沁阳市）二府之地，兼得汝州（治今市），跨河南北。”（《春秋大事表》，第501页，中华书局，1993。） 后内外交侵，周王畿疆域日削。“于是周境东不过虎牢，南至伊、汝二水之间，西不及崤、函，北距黄河，广运不过一二百里之间罢了。”（童书业：《春秋史》，第102页，山东大学出版社，1987。） 踡缩在这样的一个弹丸之地内，周王畿只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标志而已，当然再也无法号令诸侯了。
西周与东周相比，华夏族聚居区最明显的变化之一便是周王畿与周王本族的迁徙。人口数量也许是非常有限的，但是，周王族的迁徙，不仅仅是开创了东周的历史，而且标志着周朝政治重心的大转移。周都的两都丰镐（长安）——洛阳一线，从此构成了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地理轴心线，长安与洛阳之间也成为中国政治地理最重要的心脏地带。而这一政治地理格局正是由周朝的迁徙历史所开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