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风景
回头看，除了无法逃避的“文革”，齐康的人生还算平顺，甚至可以说单一。如果只从大的方面说，他此生只做了两件事：设计和教学。这既可以理解为他一直在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检验理论，也可以理解为他一方面从事着建筑设计的实践工作，一方面从事着为国家培养建筑设计人才的教育工作。
梳理齐康的人生轨迹，可以发现，他几乎没有脱离过学校。中学毕业后，进入大学；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他甚至没有像他的父亲、像他的几位恩师那样出国喝洋墨水。从学校到学校，必然使他对学校、对学生，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充满感情。
他曾说，学建筑要从娃娃抓起。这个思想来源于他把建筑当作技术和艺术的结合体，而艺术素养的提高是个渐进的过程，培养儿童热爱艺术，让他们从小就知道世界上的名雕塑、名建筑、名广场、名城市，于无形中成为一个有建筑文化修养的人。这一直是他的一个祈盼。
他还说，没有比培养学生更重要的。这自然是因为年轻人是未来，同时从教学相长的角度看，他也把他们当作自己学习的对象，他从他们身上体味感悟。他规劝他们不要过早地离开老师，因为他们毕竟缺乏专业本身的实践，更缺乏社会经验；他也告诫自己不要轻视学生，因为他们善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创新。
没有离开过学校的齐康不可能没有一批学府建筑作品。
1．对景：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图书馆
在大规模扩大招生的背景下，大学随之大规模扩建。南京的东南大学本部在市中心，范围被限定无法扩展，新校区便被安在了城郊的江宁区九龙湖畔，俗称“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作为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的首席建筑师，齐康参与了新校区图书馆的设计工作。
大学图书馆是学校的文献情报中心，也是学习资源中心，因此被认为是学习的中心、学校的心脏，甚至有人认为，没有一个高质量的图书馆，就不会有高质量的大学教育。郭沫若就曾说过：“办好图书馆就等于办好了大学的一半。”图书馆功能的重要性决定了它承担着建筑的标志性地位的重任。
既然如此，图书馆的位置显得十分重要。齐康自然对我国众多的建筑群了然于胸，比如北京故宫、山东孔庙，故宫的中心是太和殿、孔庙的中心是大成殿，而太和殿、大成殿处于故宫、孔庙建筑群的中心位置，以显其突出地位。不用说，图书馆当然也应该把它放在一进校门的中心显著位置。
齐康设计的九龙湖校区图书馆位于校区中央中心圆环北侧，它的南面是校区中心广场，四周是各院系及公共教学楼，也就是说，四周的建筑将图书馆形成围合，而图书馆处于建筑群轴线的中端，既突出其地位，也便于使用。
由于图书馆在新校区是一座庞大的建筑，所以它的总平面设计充分考虑到校园总体规划布置及校园空间概念的设计，采用南北、东西双向中轴对称对景的布置形式呈“口口”形，建筑为五层高，中央为大厅和各层检索，在“口口”的两侧为报告厅、会议室和电子阅览室。
建筑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是建筑设计的基本规律。出于这样的考虑，图书馆只设计了24米高，这样不太高的高度很难在建筑的造型设计上有更多的变化。为此，齐康采用了柱廊、垂直挂板、垂直窗、垂直线条等元素，特别是在檐口上方又采用长方空格的女儿墙，以展示“高耸”的视觉效果。
馆前大台阶和馆前广场是齐康环境设计的主要着笔之处：分层的台阶由大至小，有一种导向性；转角的台阶挡墙开个小口，空透而有灵气。
广场前设有半圆形水池，以草坪围合。“围合”始终是齐康设计中的一个关键词。
齐康曾这样概括过他的设计构思：“考虑到九龙湖校区总体建筑风格，以及图书馆作为校区中心建筑的需要，在建筑造型上，图书馆对传统文脉、时代精神及文化特征做出了更进一步的探索。首先，建筑采用了传统经典的三段式古典立面形式，基座、双柱、檐口三部分形成良好的比例关系。其次，建筑采用同一色（灰蓝色）坡屋顶，以取得既与周边院系建筑群及公共教学楼形式上的呼应又突出于群体。同时，建筑又以强烈的虚实对比、体块的穿插产生强烈的时代感及庄重严肃的形象特征。”
细节仍然是齐康重点关注的：汽车可以直接由一层进入建筑的主入口，这个坡道同时兼具残疾人通道的功能；台阶高，但不足以让行人行走困难；中央大厅宽大但不失比例协调。预留空间，是他的一大创新。比如，在大厅楼梯口两侧可以看到两个庭院，均能看到弧形照壁。必要时，在庭院里可以召开学术研讨会和读书会。
也就是说，图书馆在大学里的特殊地位、不可或缺的功能，齐康在设计时都兼顾到了；在与周边环境融合的同时，他也没有忽略时代感；在尊重图书馆设计传统时，他没有放弃创新。
2．组合：青岛理工大学图书科技楼
与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是全新的校区不同，青岛理工大学校区是个一直在用的老校区。新校区的建筑从无到有，设计上可以尽情发挥，图书馆的设计条条框框限制也就比较少；老校区的建筑群因为历史的遗留，风格已经形成，在这样的环境下重新规划设计一个新建筑，必然牵涉到融入和组合的问题。
2002年11月，齐康接到为青岛理工大学设计图书科技楼的任务。这个任务似乎有点儿“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味道。由于历史的原因，理工大学校区区域面积狭小，地形坡度又陡，建筑密度较大。这样的地方给予图书科技楼的规划占地当然很小。如何在小块地方设计一个功能完备、风格独立但又与周边老建筑群环境相融合相统一的建筑，是摆在齐康面前的一个问题。
既然如此，齐康首先要了解的必然是原有建筑群的特点。这很重要，否则他不能确立他要设计的图书科技楼的风格。所谓图书科技楼，是包含一个图书馆、一个科技楼、一个容纳300人的报告厅。要了解建筑群的特点，又必然要从建筑的基本要素入手。“基本要素”包括“核”、“轴”、“群”。
核，是中心，社会活动的中心，其中有经济活动、政治活动、文化活动、商贸活动、科技学术活动，它具有特定的地位。从城市方面来说，比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南京的夫子庙等，就是这个城市的核。
就青岛理工大学而言，图书馆和行政办公楼由于它们的地位和功能的重要性，应该成为一个核。原来的图书馆和行政办公楼在另一个区域内，与教学楼隔了一条马路，虽然相距不远，但造成了人流的分散。新的图书科技楼一旦建成，必然使人流大量集中于此，从而形成新的核，而对旧的核造成冲击。
轴，起的是组织作用和控制作用，它对建筑群和城市而言是一种发展方向，起着引导作用。
齐康很清醒地意识到，新的图书科技楼不能依托原有的轴，否则，就新楼最大、最高、最先进、最现代的特征而言，必将形成失衡的态势。只有将新楼重塑为新的轴——事实上，它已经取代了原来的核而成为新的核——才能建立起与原轴体系相协调的新的轴线关系。
群，是人居住、工作、生产、休息的集合。
校园内原有的建筑客观上已经形成了建筑群，新的图书科技楼的建成，必将形成一个新的建筑群，这个建筑群与原来的建筑群既要有联系，又要有分割，既相互统一，又相互区别。
确立了基本原则后，齐康下一步的工作便是构思设计方案。由于地形呈陡坡状，他和他的团队将报告厅、图书馆、科技楼这三大功能板块依次由西向东排列，渐次升高，最高的科技楼位于最东侧，邻近城市的山东路，融入城市环境中，成为标志性建筑。
从功能上说，虽然有三个板块，但由于地块的限制而不可能将它们分开布局，只能融于一体。最西侧是半地下的报告厅，它的屋顶平台便是图书馆的主入口；门厅的中央有一个采光天井，天井内又依地形设计了坡道，下坡可达科技楼的门厅，上坡可达科技楼的二层。
充分利用有限空间、巧妙利用错落地形，将一个全新的建筑合理地“嵌”入旧有建筑群中，既与它们融合又事实形成一个新的核，新的轴，新的群，不能不说齐康的设计精巧而别具匠心。
3．交往空间：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
大学图书馆几乎不约而同地都成为所属大学的标志性建筑，这当然是由图书馆的功能和地位所决定的。因此，在齐康的学府建筑中，图书馆的设计工程有不少，除了东南大学九龙湖校区图书馆、青岛理工大学图书馆以外，还有大连水产学院文夫图书馆、徐州工程学院图书馆、大连理工大学伯川图书馆等。
做任何事都不会一帆风顺，齐康的设计工作也是如此。在为大连理工大学设计伯川图书馆时，他就遇到相当大的困难和阻力。
首先的困难是地点难选。一般来说，因为承载着标志性建筑的重任，图书馆的选址多半会选在进入学校后不远处面对大门的地方。按理说，伯川图书馆也应如此，但齐康发现，这个学校进门处有一个存留了几十年的林荫道，往后走，还有一个毛泽东塑像。也就是说，这个图书馆必须在道和像之间。如果不将林荫道移开，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也“放”不下一个大型图书馆。移动林荫道，势必牵涉到移树。移树！非议便来了。
伯川图书馆的设计采用了“发动群众”的方式，这在齐康的职业生涯里是较为罕见的。建筑师的设计方案张贴在公告栏里供所有人评头论足，从院士到教师到学生到普通职员，人人都可以参与讨论。当时，齐康设计了5种方案，在他看来，最切实可行的方案便是移树把林荫道换个位置，但也就是这个方案引来的争议最多。树怎么移？位置如何换？都是问题。
在全校处级以上干部会上，齐康用粗粗的马克笔画了个大的分析图，细致讲解，当然也比较了5种方案的优劣，以及他最终取“移树”这个方案的原因，等等，总算得到了大家的理解和同意。
当然，这个设计方案最终还需要得到教委基建部门聘请的专家评审通过。一个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一个来自清华的图书馆专家对设计方案中在图书馆馆舍内预留了大量的空间很不认同，认为完全没有必要。这个空间被齐康称为“交往空间”。在齐康看来，图书馆的功能不只是阅读，还要有交往。交流，不只是人对书，还有人对人。
交往空间的提法，并非齐康首创。在国外，很多图书馆的交往空间占了整个空间的十分之一。中外建筑理念存在差异，本土建筑师遵从的是最大限度利用空间，而西方建筑师更愿意以人为本，从人的需求出发。显然，齐康善于接受新思想，并将此用于实践。
当齐康的合作伙伴告诉他因为交往空间的问题方案还需要研究时，齐康气了，立即以电传的方式向专家组再次表达了他的意见，态度有些强硬，他甚至质问：“什么叫跨世纪？”他直言：“跨世纪就是要留有足够的公共空间。”就这样，在他的坚持下，方案最终获批。
在大连理工大学50年校庆时，齐康遇到当时的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朱开轩对他说：“您设计的图书馆很好，没有这座建筑怎么欢迎国内外的校友呢？”后来，这个设计获得2000年教育部优秀工程设计二等奖、大连市优秀设计一等奖。
图书馆建筑当然只是齐康学府建筑的一部分，除了图书馆，教学楼是另外一个重要部分。由他参与设计的教学楼有南京农业大学主楼、逸夫教学楼、第四教学楼，南京矿业大学教学楼，徐州师范大学教学主楼群，徐州工程学院教学主楼，盐城工学院教学主楼等，另外还有中国科技大学生命科学楼，南京农业大学金陵研究院，南京航空航天大学逸夫科技馆、综合楼，徐州工程学院体育馆等。当他的母校金陵中学迎来百年校庆时，他精心设计了一座纪念碑。
从留校任教到年逾八旬，齐康经历了建筑学教育的种种变革。解放初，学习美国的新建筑技术和方法，强调多做设计；之后，转向苏联的建筑教学模式，一个学期只做一个设计；1958年“大跃进”后，提出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服务，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建筑教育也是如此，主张走出校门，到工厂、到农村做规划设计，却忽略建筑理论；六十年代初，将结构力学、材料力学、弹性力学并入建筑课程中，而减少了文化、历史、美术等课程，又学清华，将4年制升为5年制，有的甚至采用6年制；“文革”时，建筑学被大范围取消，只保留了清华和东大两个学校的建筑系，却并入了土木系。直到改革开放后，各校建筑系才逐渐恢复并走向正轨。
一辈子从事建筑学教育的齐康不断告诫自己要忠于教育，对于他来说，中年时忠于教育就是教好本科生；老年时忠于教育就是带好研究生。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跟他读大学时遇到的几位良师有很大关系，从他们的身上，他充分吮吸了建筑学知识，也从他们身上，他感受到了为人师表的神圣。
要说良师，齐康的父亲齐兆昌也应该算是其中的一个，第一个。甚至说，原本想学医，又想学画的齐康最终选择建筑学，跟他的父亲很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