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回到北京
漫长的干校生活，终于迎来了令人兴奋的一刻。随着国内外形势的转变，一批又一批的干校战友整理行装，回到北京。至1973年，人民大学教职工全部返回北京。戴逸下干校时带去的一套英文版毛选，早已熟稔在胸。与毛选一起塞进行囊里的，还有沉甸甸的挥之不去的记忆。就要离开这里了，不免有些怅然若失。几年猪倌生活的磨砺，使戴逸感受到人生之真实，留恋之情是难免的。但更重要的是，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那种不甘于屈从的傲骨，永远凛然于内心深处。诗人牛汉写于干校的《半棵树》，是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干校生活的精神写照：
真的，我看见过半棵树
在一个荒凉的山丘上
像一个人
为了避开迎面的风暴
侧着身子挺立着
它是被二月的一次雷电
从树尖到树根
齐楂楂劈掉了半边
春天来到的时候
半棵树仍直直地挺立着
长满了青青的枝叶
半棵树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
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
人们说
雷电还要来劈它
因为它还是那么直那么高
雷电从远远的天边就盯到了它牛汉：《半棵树》，《牛汉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56页。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正是戴逸思想成熟、精力充沛的黄金时代，却遭遇命运的冲击。期间有较长时间，一直与书本绝缘，中止了历史研究工作。在干校的养猪班里，虽然身边没有书籍，虽然远离学校、远离专业，但是心中的牵挂却丝毫没有减少，清史研究之路仍在心中延伸。所幸的是，春天的气息已悄悄来临。回到北京，原中国历史教研室的教师都被分到北京师范大学，在北师大内新建了一个清史研究小组，戴逸成了这个小组的成员之一。这是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下，1972年经北京市委批准，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而成的。其中的一半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另一半则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史、档案、语文、哲学、法律等系。研究小组组长为郭影秋，其他领导成员为尚钺、罗髫渔、胡华、袁定中。
组建清史研究小组，有着郭影秋为保存研究力量的一片苦心。“文化大革命”之际，清史编纂工作及建立研究所的规划不仅化为泡影，反而成为郭影秋抵制“文革”的一大罪状。郭影秋遭受非人的迫害，身患重病。缠绵病榻之际，他仍非常关心学校的前途，教职员工的工作去向，更坚定重修清史的使命，对成立清史研究所之事始终铭记在心。虽然1970年人民大学已被明令解散，教职员工都下放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但他仍向上级建议，将来如果人民大学的教师回到北京，一定不要分散分配工作，而要成建制的集中安排工作，一旦需要就可以迅速地集合起队伍。几年之后，这一前瞻性的建议被采纳实行，从干校回到北京的人民大学教师，都被成批、集中安排到北大、北师大、首都师大、财经大学等高校。这显示了郭影秋的高瞻远瞩，无疑为人民大学保留了一支优秀的教学和科研队伍。
郭影秋一直没有忘怀“文革”前夕，中央委托他编纂清史的任务。1972年，他刚刚解除拘押审查，又拖着病体向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报告，提出建立清史研究机构，着手编修清史的建议。所幸的是，这一建议又被上级领导采纳，随后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同时决定，由郭影秋亲自挂帅，兼任研究组组长，直接领导制订研究规划，确定研究方向。这样，清史研究小组就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名为清史研究小组，却被批准可有40个人员的编制，是国内首家清史研究机构建制，也是此后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在“文革”期间，清史研究小组得以建立，无疑为编修清史保存了有生力量，这反映了郭影秋的远见卓识，功不可没。
清史研究小组的建立，使戴逸和志同道合的同仁得以聚集在一起，在郭影秋的直接领导下，在艰难的条件之下，开始了漫长而有意义的清史研究工作。“半棵树，还是一整棵树那样高，还是一整棵树那样伟岸……”在艰难险阻的时局之际，正是这样一种不甘于屈从的傲骨，使得有志于清史研究的知识分子坚持不懈，勇往直前。
2．积淀学术
“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术自由被无端践踏，学术规则被无情破坏，与社会科学其他领域一样，清史研究也出现滞步，甚至后退。回到北京，正值“文化大革命”后期，整个国内大环境仍是动荡不安，“批林批孔”、“批儒评法”的运动恶浪此起彼伏。但是清史研究小组的成立，无疑凝聚了史界的精气神，开辟了学者研究历史的时间和空间。这是最值得欣慰的事。从国际环境来看，当时距离珍宝岛事件时间不长，正值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牵扯到政权更替、战争赔偿等很多因素，因此中央希望史学界开展边界问题的研究，在最短时间内提出有力的历史依据，为谈判提供参考。
中俄关系与国家统一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清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时代赋予史学界的现实使命。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随着领土争端的加剧，边疆冲突提到日程上来。史学界为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重点关注中俄关系的考察，尤其重视对中俄边界等问题的研究。其后，重要成果主要有两种，一是《沙俄侵华史》第一卷的出版，二是《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的出版。
面对现实，身为严谨的历史学者，身为清史研究小组的一员，戴逸的民族责任感油然而生，他接受了研究和撰写尼布楚条约这一特殊任务。在干校几年，虽然与外界接触极少，但是陆续也能知道一些国内国际形势。建国以后，中苏亲密的国际友谊，随着苏联内部权力更迭的斗争而逐渐产生裂痕，在中国政府多年的克制忍让及严正抗议下，最终还是导致了不仁之战。来干校这一年，也就是1969年的春天，震惊世界的珍宝岛事件就爆发了，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此后，便是艰难的、拉锯式的国际谈判。在地图上，在高昂的“雄鸡”头部，很容易找到珍宝岛，它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当地居民祖祖辈辈都在这里生活与劳作，中国边防军也一直在这里驻守边防，与岛上居民结下深厚的军民鱼水情。面对强权，中国人民不屈不挠。面对现实与历史的冲击，戴逸以饱满的民族热情，投入了繁重的研究工作。
这一年，距离戴逸首部代表作、《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的出版，已有15年之久。第二卷于1964年完稿，并没有正式出版；第三卷才写到戊戌变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两部80多万字的书稿，经由时间的淘洗，使得戴逸有了不少新的想法与考虑。戴逸心中虽然非常想续写近代史稿，但是面对特殊任务，他欣然投入。重新投入历史研究，内心的激动不言而喻。此时的戴逸已过不惑之年，经历了人生的起落，他更加珍惜这义不容辞的责任。
显然，研究命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戴逸尽可能地以科学的态度，清醒的头脑，客观的立场，力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去弄清中俄东段边境的沿革。档案是研究学术最基本、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对于历史研究具有极为重大的价值。面对近300年前的这项条约，戴逸打算首先从历史档案资料着手，着重搞清楚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关于俄国哥萨克入侵中国黑龙江的整个的历史背景，二是决定把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的情况、条约的文本和争议的问题等等，都给摸个一清二楚。
多民族统一的清代，历时近300年。它以满语为国语，称满文为清字，在多年的统治过程中留下了大量的满文奏折及公文。及至清代中后期，满文大部分被汉字同化，并逐渐被人淡忘。新中国成立后，故宫博物院接收了明清两朝中央政府的档案1000多万件，其中满文档案200万件，这些档案内容广泛，包括内政、外交、民族、宗教、军事、财政、农牧业、交通、文化教育、天文地理等，而且都是原始档案，具有极其重要的利用价值和研究价值。20世纪60年代初和70年代，幸得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抓满文事业。60年代初，在周恩来总理的大力支持下，满文档案资料的管理、整理、翻译及人才短缺问题，得以一定的解决，但随着“文华大革命”的到来只得搁浅。随着中苏关系的日益紧张，尤其是在边界谈判中，边境划分成为双方争论的焦点。这本属历史问题，但中俄关系的历史资料多在清代，中枢机构与俄国来往外交文字全都是满文，包括《尼布楚条约》都用满文、俄文和拉丁文。于是，周恩来总理从“五七”干校调来人才，专门成立满文组，负责中苏关系的史料发掘、整理、汇编工作。
沧桑的历史，被拯救的满文，戴逸在故宫博物院，在散发着陈年的刺鼻味道的档案、资料中，进行艰难的探索。历史就这样一点点被勾勒，密密麻麻地抄录在本子上，边疆问题像剥笋一样逐渐清晰。
明末清初，风沙弥漫中，俄国侵略军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黑龙江流域。在血腥强占中国领土尼布楚之后，又占领了雅克萨，并在当地修筑城堡作为据点。清政府曾一度派兵收复过雅克萨，并曾多次敦促俄军进行谈判，可是俄方却置之不理。1685年，康熙帝命清军再次收复雅克萨。在凌厉的攻势面前，俄军被迫投降，但当清军一离开，俄军又偷偷开进雅克萨城重建据点。第二年，清军再次围攻雅克萨城，俄军伤亡惨重，最终不得不接受举行和平谈判的建议。
历史的书页往前翻阅，停留在清康熙二十八年的农历七月。此时，北京城暑热未消，东北边地尼布楚已迎来了漫长的冬季。辽阔的大地上，北风凄厉，像在宣告一场大戏即将上演。钦差大臣内阁大学士索额图一行200多人，被康熙皇帝委派为对俄谈判使团，在阴冷的尼布楚城外落定。此行担任翻译的，是两位耶稣会传教士张诚和徐日昇。临行前，康熙皇帝一再重申了大清帝国的严正立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及一河一溪，皆大清属地。当时，清廷与噶尔丹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为避免清军同时与俄罗斯、噶尔丹两线作战，以免俄国公开支持一向投靠它的噶尔丹，是康熙皇帝力争尽早与俄方签约的一个重要原因。两国交锋，双方就雅克萨和尼布楚两城归属问题展开激烈辩争。俄国全权大使戈洛文具有多年的外交经验，是个资深的谈判老手。他一方面想多拖延时日，以争取最大的利益；一方面也很担忧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正当两国谈判使团唇枪舌剑之时，尼布楚附近的喀尔喀蒙古人揭竿而起，反抗俄国的侵略。这一事件迫使俄使团不敢继续拖延，两国终于签订了平等条约——《中俄尼布楚条约》，延续多年的中俄边界之争得以圆满解决。
戴逸一路摸清了《中俄尼布楚条约》的来龙去脉，还找到了尼布楚谈判时的满文奏折。当时，苏联方面公布了大量的有关档案资料，包括俄方使臣戈洛文的详细日记，他当年在冰天雪地里的诡诈伎俩，都得以浮出水面。尤为重要的是，在谈判中充当翻译的外国传教士张诚、徐日昇的日记，国内也已翻译出来。当年，康熙皇帝针对这两位中方翻译颁布谕旨，赋予他俩和同行的大员们同等的尊荣，以协商这一重要外交事务。作为上帝的福音的传播者，他俩清楚地知道此行的目的，能够客观地了解真实情况，更具有谈判意识，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控制着谈判的进程。戴逸比照着他们当年的日记，以客观的态度还原历史。此外，北京图书馆珍藏的有关善本书籍，也有助于研究的进展。
寒来暑往，戴逸在繁重的研究工作中，迎来了1976年的春天。这是中华民族转折性的一年，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凝固的空气日渐自由，沉寂了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重新获得鼓舞与新生。这年9月，恰逢戴逸50岁大寿，关于《中俄尼布楚条约》的研究著述，也将接近尾声，心里也稍稍松了一口气。戴逸吃着夫人刘炎做的长寿挂面，两鬓冒出来的银丝，令夫人格外心疼。学术研究无疑与冷板凳相伴，刘炎在背后的默默支持成为戴逸学术事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