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胡绳在《历史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主张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提出把近代史划分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大革命运动高潮，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这是建国以来正规地展开近代史研究的发轫，之后相继有孙守任、金冲及、范文澜、李新、荣孟源等学者撰文并参加了讨论。这场讨论持续三年之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和特点作了整体性、宏观性的思考和争辩，有力地推动了近代史研究的深入。
这场争论也促使戴逸对近代史进行全面的思考。由于繁重的教学工作，戴逸在这几年里没有写过一篇论文。但几年的教学实践使他对近代史的全过程了如指掌，形成了深入而系统的看法，产生了一些新观点，这使他萌生了编写中国近代史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不少学者的认同及鼓励。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恰好也正在组这方面的书稿，闻讯后立即向戴逸约稿。欣然接下书稿的写作后，接下来便是整理讲课讲义。虽然戴逸对近代史的框架及内容有相当的把握，但授课和学术写作完全是两个概念，相距甚远。比如，写作需要明晰课堂上一些模糊未定的概念，并且取得严谨的论证；写作需要充实课堂上简略的历史过程及细节；写作需要补充、查明、考订课堂上未运用的大量史料；写作需要规范课堂上不甚规范的语言……凡此种种，都需要长时间的读书、研究和思考。写作的灵感来自于内心深处的感悟，日久便擦出火花，点燃使命感的进程，《中国抗战史演义》如是，《中国近代史稿》亦如是。从1956年起的两年时间里，戴逸教学之余开始写作《中国近代史稿》。写作犹如拔河，靠的是耐心和执著，戴逸利用一切时间扑在上面，开夜车甚至通宵达旦是家常便饭。在写作过程中，戴逸灵感泉涌，原计划的写作大纲被大大扩展。太平天国运动这一在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农民战争，引起了戴逸的关注和兴趣。他想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把手术刀，来解析这场史无前例的农民战争，弄清楚它所经历的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过程，找出它所面临的问题和最终失败的原因。戴逸很感谢给胡华当助手的时光，那几年对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心得正好派上用场。与太平天国运动相距不过几十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等四个历史阶段。
《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版封面透过历史的迷雾，可以发现这两场农民革命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和类似，但其外在、内容、结局等又大相径庭，戴逸深深体会到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相似性和多样性。
戴逸深感历史与现实犹如时空交错，追根寻源会促进理解，他感慨对现实知道得越多，对历史的理解就会越深。当写完太平天国运动这一浓墨重彩的篇章时，已近40万字，也只有全书的四分之一内容，因此考虑推出多卷本。
1958年，《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这是年仅32岁的戴逸的首部代表作，叙述了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这部专著以观点鲜明、分析深入、态度严谨，在中国史学界脱颖而出，得到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邓拓等史学前辈的认同与赏识，也一举奠定了戴逸青年史学家的地位。这一年，戴逸担任人民大学老校长吴玉章的学术秘书。吴老当时已年届80，但仍扑在工作上，同时又担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中央社会主义学院院长等职务。年轻的戴逸能在前辈身边工作，正是学习的好机会，他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好机会。吴老经常告诫年轻人，首先要树雄心，立大志；其次要度衡量力，决心为国家、人民作一个有用的人才；为此就要选择一个奋斗的目标来努力学习和实践。吴老自认为并无过人的特长，只是忠诚老实，不自欺欺人，想做一个“以身作则”来教育人的平常人。正是前辈们这种高风亮节的风范，使年轻的戴逸深受鼓舞，在学术道路上有一个非常高的自我衡量标准。诚如吴老所说：“人生在世，事业为重。一息尚存，绝不松劲。东风得势，时代更新。趁此时机，奋勇前进。”吴玉章：《自励诗》（二首其一），《吴玉章诗选》，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在兼任吴老学术秘书的两年内，戴逸协助吴玉章校长完成了部分回忆录——《五四运动到北伐战争》。在一段时期内，每周抽一个晚上，吴老口述革命经历，戴逸进行同期记录。当时还没有录音机，当然只能用笔记录。吴老的经历极其生动感人，他的记忆力很好，人名、地名、时间、事件都记得准确而清楚，叙述有条理，分析深入，语言生动。无数个夜晚，时间的脚步往前挪动，历史的影像迎面扑来，听着吴老缓慢而动情的叙述，戴逸如同身历其境，只有钢笔在记录本上刷刷作响，记下吴老感人至深、且有教育意义的一生。戴逸曾经感叹：“吴老的一生永远在时代的前头，引领大众，坚定勇敢地前进。”
作为学术新秀，戴逸又挑起了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的行政重担，工作非常繁忙。1959年，戴逸受历史学家吴晗之邀，担任《中国历史小丛书》编委会的委员。这是一套趣味与品位兼具的普及读物，体裁多样、内容宏富、篇什短小、文字通俗，比较全面地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以提高全民文化素养和陶冶审美情趣为旨意，成为风行的畅销读物。1960年，北京市历史学会成立，吴晗是北京市副市长兼北京市历史学会会长，戴逸又任常务理事兼中国近代史专业组的组长，工作更加忙碌了。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各种运动非常频繁，意识形态领域内的斗争一波接着一波，它直接影响到高等院校的师生。尤其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人民大学很多教师和青年学生一夜间都被划成右派，令人噤若寒蝉，思想之弦紧绷。当时，人民大学又开展批判尚钺学术观点的运动，这位主张治史要有光明磊落﹑实事求是的史德的史学家，瞬间被唾沫淹没，但仍保有一份实事求是的真性情。
担负着繁重的行政及社会事务的戴逸，深陷如此众多的运动之漩涡，但他从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对众多的批判运动心中不解和怀疑。当然，他也无力抵制和反对整人的“运动”。戴逸人品高尚，为人宽厚，又有很深的学识修养，为全校师生所敬重，被推选为1959年全国群英会代表，以后又多次出席先进工作者会议，1986年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和人民教师奖章，同时又两次连续当选全国史学会的会长。繁重的教学工作、行政工作及社会工作落在了他的肩上，他只有见缝插针地进行《中国近代史稿》第二卷的漫长写作。第二卷的重点是洋务运动，时间跨度大，史料庞杂，问题也更加错综复杂。做学问意味着坐冷板凳，需要大块时间，但是接二连三的运动，数不清的会议，白天黑夜地进行批判和自我批判，乃至中国历史教研室全体去山西五台进行长达一年之久的四清运动，都耗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如此艰难的环境中，戴逸仍坚持阅读、摘抄、思考、写作，即便遇到一些难题徘徊不前，迟迟不能落笔，最终还是苦思冥想地攻克了难关。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1964年，戴逸终于完成了第二卷的写作，40多万字的书稿厚厚地叠堆在书桌上，散发着安静的力量。当时，“左”倾之风刮遍全国，上海学者姜铎和黄逸峰因写洋务运动的文章而遭受批判。而第二卷主要的篇幅正好是洋务运动，考虑到如果出版的话可能会引起政治风波，因此戴逸没有把书稿交给出版社正式出版，而是印了一份油印本以作纪念。戴逸想的更多的是接下来第三卷的写作，照例是披荆斩棘，一路下来写到戊戌变法，风云际会于笔尖，这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