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走上学术之路
1954年，冯其庸30岁那一年，其人生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挂牌成立才三年多的中国人民大学需要国文教员，经人推荐，一纸调令，他从无锡来到北京，成了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教师。
冯其庸是一个学者型的人才。在无锡女中，他主要做的是行政管理和学生思想教育工作，他做得很出色，还当选为无锡市人民代表，前程美好。但是他的人生志趣其实是在学术上，无锡国专三年的学术洗礼，他的心已经皈依了学术。现在有了到北京著名大学任教的机会，他当然要抓住了。他明白，从这一刻起，他才走上了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之路，从而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
他是在1954年8月到达北京的，最初住在西郊校区，当时那里周围都是农村，很荒凉。此前他从没有离开过无锡、苏州、上海三个城市组成的三角形地带，而今乍到京城，人生地疏，不大习惯。不久秋风起，凉意生，更加思念母亲和亲友，他作了一首《远别》诗，云：“一别故乡三万里，归心常逐白云飞。酒酣始觉旧朋少，梦冷正怜骨肉微。月上高城添瘦影，风来塞北薄寒衣。茫茫南国秋风起，日暮高堂望子归。”诗中流露出一丝淡淡的乡愁。
但冯其庸很快熟悉了环境，超负荷的工作也使得他心里再装不下别的，只想着如何讲好课。他来到人民大学不足一个月，就走上了讲台，担任了法律系、经济系等几个专业的“大一国文”课。头一回给大学生讲课，他有些担心讲不好，备课特别认真。当年无锡国专名师们授课的奕奕风采，成为他心向往之的境界。虽万劫而不灭求学求真之心冯其庸传第三章初到京华十二年像老师们那样，他也一定要把每一篇作品化解透了，有把握了，才拿上讲台。比如讲《离骚》，他把几种注本都借来，对照着读，从字，到词，到句，到段，到篇，一层一层，直到完全理解贯通，了无窒碍，直到有了自己新的、深一层的理解，他还把全诗翻译成白话，多数能背诵了，才去讲。他还有个习惯，讲课之前一定沉思默想，仔细斟酌这节课要讲多少内容，什么地方要让学生受到感动、感染，就好比看戏，有过场，也有高潮，不能平平淡淡。特别有新鲜见解的地方，要讲透，让学生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由于备课格外认真，花费的时间也就特别多，后来课程渐次加重，又开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最多的时候一周要上五天课，很多重点课程都由他承担着，紧张得不得了。那个时期，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白天和晚上不断开会学习，学习开会，读书备课多数只能用晚上开会以后。为了讲好课，他不敢稍有松懈，每天总要备课到夜里两三点，才敢放心睡觉，自己规定了一天必须读多少页书，雷打不动，白天耽误了，晚上一定补回来。学校值夜班的工人说，他宿舍里的灯光差不多总是全校最后一个熄灭。连续很长时间这样拼命，他牙齿上火起脓包，年纪轻轻，就拔掉了好几颗牙。医生说睡眠太少，才会这样，以后再不能这样拼命了。可是任务压着，他无法轻松，照旧加倍努力读书。
后来冯其庸回忆说，当时重担压在身上，苦是苦，但好处不少，不是这样逼着，可能不会像那样拼命读书。当时年轻，记忆力好，读了就记住了。因为上课要给学生讲明白，这就要求自己首先彻底搞清楚，要求对作家作品有深入的理解，因此书也就读得特别细，常有新发现、新见解。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写出了不少有心得的文章。例如《释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一文，针对大多数人将“不求甚解”误解为略知其意，浅尝辄止，列举证据辨析了陶渊明所以说“不求甚解”其实是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的，那就是两汉经学繁琐训诂之风盛行，注释动辄两三万言，却往往离题万里，陶渊明厌恶此风，故此提出“不求甚解”，意思是说不钻牛角尖，并非马马虎虎之谓也。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以后，反响强烈。还有像《论北宋前期两种不同的词风》一文，针对当时学术界流行的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北宋前期的词坛是小令和慢词“分庭抗礼，双峰并峙”的局面，另一种认为是民间歌词和文人制作两条线索发展——冯其庸根据大量文献资料辨析了这两种观点不符合客观历史事实，实际情况应当是以晏殊、欧阳修、晏几道为代表的词风和以柳永为代表的词风并存。文中还深入探索了形成这两种不同词风的社会原因和它们矛盾斗争的情况。这一见解后来为学术界普遍接受。词学泰斗夏承焘先生读了这篇文章后，曾题一诗以示赞赏：“百年驹隙暗精魂，夜半兵权语吐吞。说与玉田应不解，陈桥驿下有词源。”诗末特别注明：“用冯其庸君‘北宋前期两种不同词风’文意。”另外像《司马迁的人物特写》、《关于伯夷叔齐的评论》以及关于《项羽本纪》、《醉翁亭记》、《张中丞传后叙》、《岳阳楼记》等等名篇的赏析文章也都是这样写出来的。
正是由于冯其庸对讲授的内容做了独立思考与研究，所以他讲课从不照本宣科，有内容，有见解，清晰而生动，从一开始就受到学生欢迎，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他教过的学生如今多数已经退休，但是回忆起当年听课的情景，他们仍然很激动，感到受益匪浅：“当年，冯老在给我们讲中国古典文学，从先秦时期一直讲到明清小说，纵横五千年，可谓洋洋大观。给我教益最深的：一是，从中国文学史上，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现状和文化的渊源上，深刻剖析了历代文学的继承与发展，为我们清晰地勾画了一个轮廓，也为我们今后的学习、研究架设了一台‘望远镜’，这有助于把握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趋势。二是，从文化的底蕴上，结合讲解了文学与戏剧、绘画、金石、书法诸方面的艺术融汇与渊源，给我的印象是：如入胜境，别有洞天。三是，他避免了繁琐的考证，做了许多纵横交错的对比、阐述，也概述了一些当时学术界争论的焦点，把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奉献给学生，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人物》2001年第12期俞乃蕴文章《人生得一良师足矣》）
讲课的副产品是教材。当时几门课都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只好自己动手编写。为“大一国文”课编的是一本《古代散文作品选》，国文教研室的几位老师都参与了，不过灵魂人物却是冯其庸，选目基本上是按照他的方案而定的，他还提出了全书的体例：第一要有作者小传；第二要有题解，把文章写作背景提纲挈领地加以说明，便于读者去理解文章的内容；第三是注释，逐字逐句，把所有疑难字词、典故详加解释。审稿、统稿工作也是他完成的。最后油印成讲义，发给学生。好长一段时间都用这个讲义，反映很好。
不知怎么，这本校内用的油印教材传到了中国青年出版社，被老编辑周振甫看到，一眼相中，觉得选目精当，注释质量高，尤其是其体例让人耳目一新，而解放以后像这样的从先秦到清末的古代散文选本还没有见过，挺适合当时社会需要，于是就来商量可否由他们正式出版。教研室请示学校，学校说出版社能够出版我们自己编的教材当然是好事，马上表示同意。
中国青年出版社请冯其庸担任主编，他没有答应，建议封里署上教研室每一位参与者的名字，但事实上他做的是主编的工作，序言也由他来撰写。他觉得这样一部大书，没有一篇系统叙述中国古代散文发展脉络的长序，读起来不会很顺，于是他连续几天开夜车赶写。由于太过劳累，一天半夜，突如其来晕倒在椅子上，家人都不知道，好长时间慢慢醒来，仍然晕得天旋地转，但还是坚持着陆陆续续把序言写完。这篇气势浩瀚、洋洋洒洒、文采斐然的长序交到出版社，编辑们都啧啧赞叹。此书的名称最后定为《历代文选》。
《历代文选》出版后很快风行一时。一天，吴玉章校长派秘书把冯其庸叫到自己家中，一见面就说：“好啊，你写了书也不送给我呀？”一听就是开玩笑的语气。
冯其庸回答：“我没写书啊。”
“怎么？《历代文选》不是你写的么？”
“那是我编的，不好说是我写的，都是古人的文章。”
“那么咬文嚼字干什么？那就是你弄的嘛。”
“是，是我编的，编得不好，请您指教。”
“谁说编得不好啊？毛主席都说好，你说不好啊？”
冯其庸从吴老的调侃中才知道毛主席对这本书很欣赏。吴老还说：“我告诉你情况吧，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表扬了这本书，要大家都读读。还说这是人民大学的教师编的，我是人大校长，当然很高兴。今天把你找来，就是告诉你这个情况。”然后又说：“你不是不送给我书吗？好，我先送给你。”说着叫秘书取来《吴玉章集》，签好字，送给了冯其庸，说：“我跟你开玩笑啊。你们这么年轻，这么用功，搞出这么好的书，我很高兴。”吴老还建议书中再增加两篇孟子文章，后来再版时就加进去了。
为了讲好课，冯其庸还撰写了一部《中国文学史》讲义，从先秦写到明清，六七十万字，下了很大功夫，都是自己独到的心得体会，也是油印本，可惜“文化大革命”中丢失了。幸好有当年的学生保留下这部讲义，最近还赠给他，或许不久就可以出版，同读者见面了。
2.写作剧评
到北京以后的短短几年，冯其庸就名声鹊起，除了因为《历代文选》和文史研究方面的论文，还因为他大量脍炙人口的戏剧评论文章。
京城的舞台比起他的家乡前洲镇的大多了，各种各样的戏剧演出从不断档，还常常有戏剧汇演和调演，除了京剧，各种地方戏也纷纷来献艺，并且尽是名角。冯其庸少年时就培养起的对于戏剧的爱好与痴迷，在这里得到了更大的释放。工作再忙，他也会挤出时间去观看演出，既是一种调剂，同时他也认为中国戏剧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学、美学的知识，有助于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
到北京以后的头两三年，冯其庸没有动笔写评论文章。晚年回忆这一段时期与戏剧相关的事情，有两件他记忆最深刻。一件是1955年观看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厉慧良的演出并与之结交，此后40年两人交往不断，成为最知心的朋友。另一件是1956年浙江苏昆剧团来京演出新排历史剧《十五贯》。这个剧团的前身就是抗日战争时期流落到前洲镇的那个戏班，演员朱国梁、王传淞、周传瑛、张娴与他早已相熟。剧团初到京城，朱国梁就给他来了电话，请他去看彩排，因为他们担心北方人听不懂南昆，让他看看这出戏能不能打响。他观看以后十分激动，对他们说这出戏的语言和曲词不难听懂，肯定能打响。后来果然引起轰动，毛主席、周总理都观看了这出戏，给予很高评价。《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田汉先生执笔的社论：《从“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谈起》。
冯其庸这两三年虽然没有写评论文章，但是经常受邀参加《戏剧报》组织的座谈会，其颇为内行的发言很引人注意。到了第四年，即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后，全国各地的剧种都到北京来汇报演出。《戏剧报》组织了一批剧评家撰写评论文章，他也被邀请写陈伯华演出的汉剧《二度梅》的剧评。因为此前他已经观看过这出戏，这次又看了两遍，印象很深，于是很快就拿出《三看〈二度梅〉》一文交给《戏剧报》。不久，编辑就来电话，说编辑部传看了这篇文章，一致称赞文章精彩，马上就发。文章刊出后不几天，他去《戏剧报》开会。会议结束前，编辑递来一张纸条，要他会后留下来，说田汉同志请吃饭。原来田汉先生对这篇文章特别欣赏，还向《戏剧报》的编辑打听作者情况，说以前没有看过这位作者的文章啊。田汉先生宴请的客人还有吴晗、翦伯赞以及著名越剧演员王文娟等，席间，田汉先生很郑重地介绍了他，说这就是《三看〈二度梅〉》一文的作者。这件事给了他很大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