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传记香江鸿儒:饶宗颐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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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动荡岁月辗转各地(2)

1940年,饶宗颐完成了他的成名作《楚辞地理考》。这书分上、中、下三卷20篇,附录收有钱穆《楚辞》研究文章三篇和方楚枚、陈梦家的文章各一篇。该书没有墨守前人成说,而是提出了跟钱穆的《楚辞地名考》不同的意见。他反对钱穆提出的“屈原放逐,地在汉北;《楚辞》所歌,洞庭沅澧渚水,本在江北”之说,力主“屈原本无放逐汉北”之说,并对钱穆“先秦时期楚国文化甚低”的观点提出异议。钱穆先生的一个依据是汉代贾谊贬谪到长沙时,长沙还是蛮荒之地、没有文化,所以不可能在先秦时代产生《楚辞》这样伟大的作品。饶宗颐根据当时湖南长沙出土的一些古物,运用古代地理考证说明《楚辞》中提到的一些地名和水域。著名学者童书业先生读了书稿,为此书作序云:“考据之学,愈近愈精,读宗颐饶君之书,而益信也。君治史地学,深入堂奥,精思所及,往往能发前人所未发。”而此时的饶宗颐,年方23岁。

另一件饶宗颐个人的学术工作,即写作《新莽史》,也在此时开始。《新莽史》就是王莽新朝的历史,王莽因为篡夺汉位,所以在两《汉书》正史中没有记述。饶宗颐对两《汉书》很熟,打算用《汉书》的体裁来撰写。当时,对于王莽这个历史人物,大家都认为很重要,他的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的改革精神很重要。其中还涉及到经学史上重要的伪经问题,当时为了给王莽篡汉制造合法性,刘歆对儒家的典籍进行了篡改。

当时有很多人鼓励饶宗颐做这样的研究。其中支持最有力的人是吕思勉,他觉得新朝历史应该写,他跟饶宗颐就此问题还通过信。还有编《二十五史补编》的王伯祥先生,他给饶宗颐写信说:王莽称帝,也算是一个朝代的帝王了,虽然他失败了,也算一个皇帝。所以史书应该有王莽的“本纪”。饶宗颐提出,在王伯祥的书上,应该补编一个王莽本纪。

当然饶宗颐不仅仅是要为王莽立传,而且要撰写王莽建立的新朝的整个历史。后来饶宗颐才确定了《新书》这个名字,如《汉书》名字一样。而且这本书,顾颉刚先生已列入齐鲁大学丛书里头,同吕思勉的《秦汉史》、童书业的《春秋史》,顾廷龙的《明代版本目录》列在一起。假如日本人慢来一年,饶宗颐上述学术事业应该可以做好,但香港沦陷以后,学术事业被迫暂时中断,《新书》没有继续。关于这一问题,仅发表了其中的《新莽艺文志》、《西汉节义传》和《新莽职官志》等部分。

关于王莽的研究后来没有继续,一方面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另一方面是因为饶宗颐对自己历史观念的否定。饶宗颐这一时期致力于两汉史,试图撰写《新史》一书,以王莽入本纪,述新莽一朝史事。后来他深入研读《通鉴》等史书,开始注意到中国历史上的正统问题,于是否定了原来的主张,将《新史》书稿搁置箧中,而考虑以其它形式反映新莽史事。这反映了在学术进程中,饶宗颐敢于随时否定自己已有的成果,修正原来的观点。这也是其学问能够日益精进的原因所在。

饶宗颐因病留在香港,主要专注于学术研究,但也并未能忘怀世事。1939年写的《斗室赋》是他当时心境的表现。其赋曰:……怀瑾瑜而履信兮,服儒服于终身。觊中兴之目睹兮,又何怨乎逋播之民。……一枝之上,巢父安兮。自得之场,足盘桓兮。独守径仄,尚前贤兮。纫彼秋兰,斯独全兮。在赋中,饶宗颐抒写了自己在日寇侵略、烽燧连延中的忧国忧民之情,表达了卧薪尝胆、中兴有日的坚定信念,抒发了在斗室中效法前贤,从事学术研究以阐扬民族文化精神的决心。斗室固然狭仄,但以“自得”之心,“独守”之志,足可“盘桓”,如秋兰在百花凋残后之可以“独全”。寥寥数语,充分表现了青年饶宗颐的独立而坚毅的人格精神。

1941年,饶宗颐的祖母辞世,饶宗颐做《白云赋》悼念,该赋收入《固庵文录》。饶宗颐幼时,母亲早逝,所以与祖母一起生活,感情甚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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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很快香港就沦陷了。饶宗颐本来可以在一个安定的环境中守着一张平静的书桌做学问的,但没有想到战争又一次让他颠沛流离。香港又没法呆下去了,1942年,饶宗颐夫妇回到揭阳避难,因为潮州城早就被日本人占领了,不能回去住。在揭阳,饶宗颐收集地方文献,获得“潮州先贤遗像”20余幅。9月,饶宗颐倡议成立“揭阳县文献委员会”,并出任委员会主任,聘请蔡起贤等为委员,于1943年8月出版《文献》创刊号。

饶宗颐还访郭之奇故居,为《郭之奇年谱》增加详细的郭家世系资料。郭之奇,广东揭阳人,明末抗清官员,潮州七贤之一。著有《宛在堂诗文集》,文录入《耆旧集》。其诗共分18集,为潮汕历代存世诗作最多的诗人。饶宗颐自青年时开始编郭之奇年谱,前后耗时几十年,到晚年才编订成书。

在揭阳期间,饶宗颐拜访古文大家姚梓芳先生。饶、姚两家是世交,交谊深厚。姚梓芳先生早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1931年被聘为县修志馆馆长,总纂《揭阳新志》。1935年加入重印县志董事会,任督校和监刊。期间又参与揭阳学宫,黄岐山塔修复工作,帮助县府筹建揭阳救济院。姚先生是揭阳当地的名人,且对编辑乡邦文献非常热心。饶宗颐在姚先生创办的姚氏学苑中获得很多重要的资料。

1943年初,饶宗颐来到饶平的凤凰山,那时还是自由区,在朋友那里寄居,并在战时迁校于凤凰山的金山中学任国文教员。从事教学工作之余,饶宗颐还写了一些诗,取名《千仞集》,用贾谊《吊屈原赋》中“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征兮,遥曾击而去之”的词语,后来又换了一个名,叫《凤顶集》,可惜这些诗作后来都散失掉了。

那时中山大学的朋友很关心饶宗颐,曾在中山大学任教的郑师许当时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任教,郑师许与无锡国专在广西时期的校长冯振心是朋友,于是推荐饶宗颐到无锡国专去任教。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中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其办学宗旨为: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抗战期间迁徙于长沙、北流、桂林等地,其中以桂林时间最长并学校处于鼎盛期,当时群贤毕至,人才济济。

1943年秋,饶宗颐从揭阳转到广西桂林担任无锡国专的教席。饶宗颐在国专教古文字学,后来也教一点诗词。饶宗颐到国专有一个好处,就是回到文学。

当时梁漱溟也在无锡国专,他的代表作《中国文化要义》就是在此时完成的。梁漱溟在国专不上课,一个礼拜作一次讲学,讲他的思想。饶宗颐去听过几次。那时候梁漱溟主要讲乡村建设和一些政治思想问题,也会讲他所研究的东方文化和佛学。饶宗颐认为梁漱溟这个人很有正气,有儒者的担当。但是饶宗颐觉得梁漱溟讲东西文化时,对印度思想的了解比较一般。这是饶宗颐的治学特点之一,就是从不迷信名家,而是自己主动思考,所以能够看到别人的不足之处。

在国专任教时,与同在学校任教的钱仲联订交。钱仲联1926年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馆,长期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专于诗文词赋,尤其对明清诗文有较深的研究。1939年,钱仲联经香港取道海上抵上海租界,在国专分校任教。饶宗颐与钱仲联对于中国古典文学与诗词都有相当的研究,兴趣相近,所以砥砺学问,诗文共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饶宗颐在国专时没有带家属,这一点很重要,不然的话,逃难时很危险。到桂林的第二年,日军又开始进攻广西。无锡国专近百名师生及家属开始由桂林迁往蒙山。蒙山乃一山城,古称永安洲,为太平天国军于金田村起义之后攻下的第一个县城,洪秀全以此为据点,封杨秀清等为王,故又被武侠小说家梁羽生称作“太平天国开国封王地”。这个蛰伏在万山之中的山城,却与香港的文人们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饶宗颐与太平天国研究家简又文、香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梁羽生即在此相识。

简又文是近代著名的文史学家,以利用西文资料研究太平天国著称。简又文少年时代就读于广州岭南学堂,于1910年受洗为基督徒。1914年入美国奥伯林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19年入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攻宗教学,获文学硕士学位。1936年曾创办颇负盛名的文史刊物《逸经》(半月刊)。1938年在香港与林语堂等创办《大风》旬刊,至1941年日军袭港停刊。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倡办广东文献馆。1949年简又文去香港定居,与饶宗颐成为同事,而真正订交是始于抗战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