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夫子出身贫贱，没有文化。但也行行出状元。黄泥中的上品——“糯米泥”是长沙唐宋土坑墓葬里的回填土（放棺时挖出，后又填入坑中的土）。为此，很多“土夫子”就去墓葬所在地挖取黄泥土。最初偶然挖到了一些唐宋墓葬中的随葬品，卖给古董商，换几升米，几个小钱。但偶尔有一些古器可以卖一个好价钱。土夫子们见有利可图，于是就以盗掘古墓为职业。慢慢地也开始不去卖黄泥巴，干脆也盗墓为生。
土夫子们多年挖黄泥巴生涯，渐成土层专家，哪个地方有没有墓，他们稍作分析即可得出结论。“土夫子”识别古墓是根据古墓封土（堆筑坟堆的土）和墓葬的回填土的成色、夯层、含水湿度来判断的。也就是“一看二挖”。
古代营建墓穴时，对封土特别看重。上面曾说过，春秋战国时期封土多为青色膏泥；唐、宋陵墓则多“糯米泥”；明清墓多用糯米汗搅和石灰。由于所用土的性质的不同，不只其颜色很好分辨，其散发出来的土壤气息也很容易识别出来。加上秦汉时期人们迷信水银、珠砂、玉器的防腐作用，墓葬中大量使用，也会影响土质，发出特殊的气味，有经验的盗墓者一闻即知。实际上，葬过尸骨的地方本身就会有不同的气味，尸骨、棺木腐烂后，泥土也会被污染，那股味道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辨别出来。
商承祚先生《长沙发掘小记》：“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长沙古墓葬“经土夫子盗掘，破坏无法统计”。据考察，有的战国墓葬竟然“前后被盗过六次”，“其破坏之甚，实令人发指。”长沙的“土夫子”曾经结成团伙，各有自己的盗掘范围，他们与古董商之间，也保持着比较密切的关系。这些“土夫子”在长沙凭借自己的“本领”发了一些小财，但同时也造成了文物的损坏和流失。著名的长沙子弹库楚帛书，就是1942年由长沙“土夫子”盗掘出土，后被美国人柯克斯骗走，至今仍流落在美国。（现在美国亚洲美术馆藏）
1942年9月，在老长沙城东郊一个叫子弹库的地方，一伙土夫子盗掘到了一座战国中晚期楚墓。1973年5月，湖南省博物馆对此墓进行了二次补救性发掘，发掘是根据当年“土夫子”描述进行的。事后的考古报告称，这座战国墓是一椁双棺墓，规模并不大，墓穴由青灰色膏泥密封。
墓主是位40岁左右的男性，盗后遗物有鼎、敦、壶等陶器，竹木漆器、丝麻织品、玉壁和帛书、帛画。由于陪葬品不见青铜器，显示墓主当时地位不高。但所陪帛书和帛画却相当珍贵。帛画藏于椁盖板与其下的隔板夹层，当年的“土夫子”没有发现，被官方二次考古获得。
新中国成立后，鉴于这些“土夫子”精湛的技术，当时的文管会就聘请了当中个别优秀者当了发掘工人。他们的“土”办法，对考古发掘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被称之为“土专家”。观察样土判断古墓的深浅和年代，是“土夫子”的特长之一。尤其是在长沙汉墓的科学发掘中，他们指路引线，免去了诸多不便，因为这些汉墓是十墓九空，许多就是他们干的。这一回算是将功补过。据说马王堆汉墓发掘时其千年女尸在棺内难以取出，“土夫子”们出主意用五块木版斜插进去，将棺侧起，谨慎将女尸取出，因此而得以保存。
堪舆风水成依据
我国古代是非常讲究风水的，古人认为，葬在风水宝地上的墓冢会出现一种“气”，有祥云出现的大多是帝王的陵墓，上面的气称之为“王气”。如果细细地“望”会有所发现。
《异苑》有一则“戴熙”的故事，戴熙的祖坟就葬到了风水宝地，“武昌戴熙，家道贫陋，墓在樊山南。占者云：‘有王气’”。这里的“王气”就是这个意思，为盗墓时的“望”提供了可能性。
因为不同时期的人对葬地有不同的追求和喜好，所以，从中国古代的丧葬规律来看，也可找出“望”的窍门。墓穴后方枕着玄武靠山，是古人眼中的最佳风水宝地。如，秦代人多选择高岭之地为墓穴，西汉时的开国功臣之一、江苏淮阴人韩信，当年葬母时即是这样。据《汉书·韩信传》（卷34）记载，韩信当年“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又不能治生为商贾，常从人寄食。其母死无以葬，乃行营高燥地。”这里的“高燥地”就是比较高的岭地，即非低洼积水之处。汉代人则喜欢把坟墓建在向阳的山南坡。“秦埋岭汉埋坡”即由此而来。魏晋南北朝时则多平地起坟，砌出精美的砖质墓室；唐人则把陵墓设在半山腰，甚至凿空整座山，如唐太宗李世民的昭陵，就是凿空了九嵕山而成。
墓穴的选择讲究宽敞，有“地气”；皇家的陵址要求更苛刻，还要讲祖山、朝山、案山，得有“左辅”、“右弼”之势，非“龙穴”不能葬。除宋朝的陵墓选在背阴处之外，一般会选择朝阴的。
北宋皇陵在今河南巩义市境内，多位于山地的西北方，背阴。据宋仁宗赵祯时王洙等人奉敕编纂的《地理新书》所讲，国音赵姓在阴阳地理上东高西下为最佳，南高北低亦好，所谓“东高西下为之角地……南高北下为之征地，角姓也可居之”。
所以，有经验的盗墓者从古人崇信的“风水”现象中和各朝人的偏好上，很容易找到古墓所在。看来，中国古代的堪舆理论，即所谓风水术，在盗墓者眼里成了“盗墓理论指导”。
民国年间长沙有一个蔡夫子，他非常擅风水之术，他若出门选点，必然从众云集左右。一次他到宁乡县走亲戚，行至一风景甚佳处，指着一块水田对同行人说，此田下必有大墓，若发之，墓中宝物可使你我骤富。同行者半信半疑，蔡夫子可能是想在众小子面前故意露一手，于是打赌：若发之，无古墓和珍宝，自己输一千美元；反之，墓中出了宝物自己独占七成。
众人赌兴大发，遂暗约乡民数十人于夜间发掘，至半夜，果然掘出砖室大墓，墓壁彩绘死者生前生活图景，墓内有宝剑、宝鼎、玉璧、漆器、金饼、砚、竹筒等物几百件。
占卜问卦亦可为
与堪舆风水术一样，“占卜术”也是中国古代影响深远的方术之一。
“占”意为观察，“卜”是以火灼龟壳，认为就其出现的裂纹形状，可以预测吉凶福祸。它通过研究观察各种征兆所得到的不完全的依据来判断未知事物或预测将来。在许多社会里，占卜仅仅是操作者在将行某事时，由于没有把握而借助某些器具或现象寻求信息或解答，由此满足心理需求的行为。占卜所需的物质材料分两类，一类是显示卜兆及刻辞用的载体，即龟甲、兽骨等，另一类是整治甲骨及刻辞用的工具，有锯、凿、钻、刻刀等。占卜流行于全世界各个时代的文化中，而且方法多种多样。早期的占卜和宗教密切相关，其发展受到宇宙观和民族心理的影响。常见的占卜方式有询问性占卜（如中国民间的求签）、鸡卜、鸟卜、鸟占、水占、星占、纸牌占卜等。
盗墓有不少时候得碰运气，于是盗墓者想到了占卜问卦。袁枚曾辑录的《子不语》（卷九）“掘冢奇报”故事的主角朱某，就是靠占卜盗墓而发家致富的：“杭州朱某，以发冢起家，聚其徒六七人，每深夜昏黑，便持锄四出。嫌所掘老多枯骨，少金银，乃设乩盘，预卜其藏。”
实际上，“占卜”与“风水”过去一直是相提并论的。古代风水先生在选择墓穴时叫“卜择”。《葬经》称，“葬者，藏也，欲人之弗得见也。”又有“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语。这种把占卜与风水结合起的“点穴”手段，为历朝皇家使用。《隋书》（卷七十八）便有这样的文字，“及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
在本书的第三章里，我们已经了解到，《葬经》的作者是东晋时的郭璞。他本人就是位既擅风水，又懂占卜堪舆的高人。
《晋书·郭璞传》（卷七十二）记载，郭璞母亲去世后，将其“卜葬地于暨阳”，这个地方紧靠水边，不过百步之遥。当时人看了都说离水太近了。郭璞回答，“当即为陆矣。”果然不久以后，此地被河水带来的泥沙淤积成沙滩，郭母墓的方圆十来里都变成了桑田。
郭璞曾经给南北朝时宋会稽太守张裕看过祖坟。《南史·张裕传》（卷三十一）记载，郭璞当时看了两处，一处是“年过百岁，位至三司，而子孙不蕃”，还有一处是“年几减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贵显”。祖上选择了后者，张裕因祖坟风水好，当上了大官。从郭璞选择风水宝地的记录可知，占卜被用来盗墓，在古人看来是颇有道理的。
听风听雨知墓穴
前面说过，有盗墓者把中医诊疗手段，灵活运用，转化成为盗墓绝技。这种绝技里面有很多主观因素，与“占卜盗墓”的听天由命截然不同，盗墓者凭借的是直觉，或者说经验。
盗墓史上凭借超人直觉和丰富从业经验盗墓而屡获成功的大有人在。
盗墓贼挖掘的洞穴。盗墓贼凭借丰富的经验总能找到隐藏神秘的墓穴。
清人徐珂在其汇编的清代各种掌故、笔记、传闻的《清稗类钞》中记载了一个名叫焦四的广州盗墓贼神乎其神的判断墓地的技巧。焦四盗墓的方式，可作为这个“听”的精彩操练，其技术之精，诡计之神奇，令人拍案叫绝。
焦四聚集了数十个同伙，四处盗掘古墓，他们盗墓之所以百发百中，是因为焦四有一手绝活，他能靠听雨、听风、听雷、观草色、观泥痕等方式判断墓葬所在。一天，焦四和其他盗墓贼到郊外寻找墓葬。当时是正午，天空却电闪雷鸣。焦四赶紧让手下人分散开来，到不同的方位观察雷雨闪电，并记住特征，回来向他汇报。焦四则站在高处观望，过了一会，雨停了，有一个人回来报告说，打雷的时候，他觉得脚下有浮动，而且地下还有回声。焦四兴奋地说：“那里就有古墓。”盗墓贼们赶过去挖掘，果然下边有一座大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