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中国自信:民族复兴大思维
3218500000028

第28章 改革没有完成时(1)

2013年10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APEC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我们的立场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既要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也要稳妥审慎、三思而后行。我们要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切实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

2013年11月16日,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做“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报告,其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反复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解放思想永无止境,改革开放也永无止境,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

当今中国,改革是热点话题,中国的改革也牵动着世界的目光。虽然“改革”只有两个字,但是,不同的人对于改革的理解并不一样,甚至差别很大。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对改革不同的期望,有时候,关于中国改革的对话因为南辕北辙而无法进行。然而,中国需要改革,中国必须改革,这的确是共识。我们应该对各种改革的议论和潜台词有所了解,以便找到真正适合中国的改革方案。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不能改变的目标。

一、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改革既是一个新话题,也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话题。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唯一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中,改革曾多次出现。就历史而言,曾经发生的改革,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对于今天来说,两种可能性同样存在。当今中国的改革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是对改革高度负责的态度。因为改革关系到各阶层民众的利益,关系到国家命运。它既体现了一种勇气,也体现了改革的目标与手段的复杂关系。人们在关注当今中国的改革时,一方面会强调改革与倒退的关系,另一方面还会涉及改革与革命的关系,关于中国改革的话题因而变得内容错综复杂。

改革不是革命。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提出一个观点: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成果,其实延续了很多旧制度的内容。“大革命”尚且如此,改革也同样。任何改革都是有的改有的不改;该改的改,不该改的不能改。当今世界各国都在讲改革,改革几乎是一个世界大潮,从联合国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从美国到欧洲各国,都面临着旧体制与现实的不适应,改革都已摆上议事日程。但是,所有这些改革都是有所改有所不改。如果认为改革就是要推倒重来,将改革等同于革命,那就错了。不可否认,当今国内外关于改革的议论中,确实有人将改革等同于或偷换成革命。

当今中国面临着很多问题,中国的确需要改革。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改革如果流于表面,就无法真正解决各种问题。因此,改革需要深入。“改革进入深水区”“发起改革攻坚战”等说法正是改革要向新的深度和广度推进的表示,中国需要在各个领域开展一系列的改革。但是,不管改革如何深入,依然存在有的改、有的不改的问题。哪些该改、哪些不该改,这是在改革过程中必须明确的问题。改革是要变,它对于当今及未来中国很重要。但是,在改革中明确哪些不能变,甚至与改革之变同样重要。把改革等同于改变一切,是错误的,把明确某些东西不能改称为倒退,是在混淆改革的目标。

当今中国确有这样的人,如果中国某些东西不改,他们就认为是停滞或倒退。他们发明了一种说法,叫作“改革与革命赛跑”,这是对改革的威胁和绑架,实际上是把改革等同于革命。差别只在于,他们幻想的“革命”是在一朝一夕间彻底推倒重来,而“改革与革命赛跑”的论调无非是在他们幻想的“革命”难以成功时,试图通过威胁的方式,在较长的时间里实现他们推倒重来的目的。

中国的改革是一个整体的改革、协调的改革。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果后,必定导致政治体制改革。甚至有人断言,如果政治体制不改革,经济改革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保不住。这个说法听起来有道理,不能完全说错,但还是应该分析一下,这个观点掩盖了一些内容,也隐藏了它背后的潜台词。

中国近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这是有目共睹的。那么,近三十多年的改革是什么性质的改革?难道仅仅是经济体制的改革?事实上,中国以往的改革既是经济的改革,也是政治的改革。这一结论不仅仅因为经济改革是由政治改革发动的,也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是政治所领导的,包括在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偏差,中国的政治也起到了纠偏改正的作用。如果说中国三十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只是经济改革的成果,实际上说不过去。换句话说,中国的政治在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影响是巨大的,而且主要是正面的、积极的影响,否则,中国的改革不可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成就。

在近三十多年的改革过程中,国内外很多人一次次预言、判断中国将停滞、崩溃,但这些预言都失败了。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做这些预言的人,把他们认定的西方政治模式、西方发展模式当成经济发展的唯一标准、唯一目标。所以,当他们看到中国政治与西方不同时,便妄下断言。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政治与西方不同,中国的政治才在很多方面比西方更好地促进了社会整体经济的发展,使得他们的预言一次次失败。所以说,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取得的成就,既是经济改革的成就,也是政治改革的成就。而这一政治改革是基于中国的现实,结合自身的要求所进行的改革,其中有改有不改,不是照搬西方都要改。这是中国成功的关键所在。

政治和经济从来就不是可以分离隔绝的两个东西,政治说到底就是经济,经济在根本上就是政治,两者紧密相关,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侧面。我们应该看到,当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说明政治没有阻碍经济的发展,或者对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反过来说,经济存在问题需要深入改革以保持长久的发展动力,同时说明政治也需要深入改革,两者相辅相成。因此,“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政治如不改革经济成果无法保住”之类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面对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的政治实际上一直在不断改革,十八大以后,中国政治的改革依然在继续;另一方面,这种言论的背后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潜台词,即中国的政治必须按某个模式和标准进行改革。

政治和经济制度都是有生命的,任何一种制度都有其适应的条件,不可能也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制度。对于中国如此,对于西方同样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改革都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持续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精髓:变化是永恒的。所以,改革也应该是常态。那种把改革当成一场类似攻山头的战役,以为攻上了山头便可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幼稚的。改革没有完成时,改革只有进行时。中国正在深入进行的改革,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然而,我们也不能说在这一伟大的目标实现之后,改革就结束了,就万事大吉了。“政治和经济制度是有生命的”这一现实是辩证法的根本。因此,改革永远都需要。小到针对社会具体问题的法律法规,大到宪法以及国家顶层制度,改革永远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一个改革的结束,等于下一个改革的开始。如同佛教所说的因果链条,事物都是互为因果,改革是过去的果,也是未来的因。在改革的长期过程中,变与不变,改与不改,也是相对的。在某一个时间段,某些东西不能改;但在另一个时间段,或者更长的时间段,某些原先不能改的东西也应该改。其中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相互适应。用某一种政治模式强行嫁接在社会经济之上,很多时候都会破坏这种适应,其结果很可能与改革者的初衷适得其反。

对于什么该改、什么不该改,我们还应该认识一个问题:在改革之初,该改的与不该改的未必能够完全清晰,很多是在改革过程中甚至改革之后才能辨明。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从试点开始,从局部开始,经现实检验成功的经验就加以推广,不成功的就加以修正,改革的对象和范围也在逐步扩大。试错是稳妥改革的必要手段,但正因为要不断试错,改革就应该是逐步的、有序的。历史上很多改革的失败,例如戊戌变法,就是因为没有这样逐步试错的过程和耐心。某些改革者接受了社会政治、经济原则的某些教条,便事先设计好一整套改革方案,继而人为地创造实现改革目标的各种先决条件,强行推动,试图一步到位,例如俄罗斯的“休克疗法”,其结果也不理想。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改革的对象不仅仅是改革之前存在的老问题,还包括改革之中出现的新问题。改革之前的老问题有的该改有的不该改,改革之后形成的新措施也是有的该留有的不该留。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有的与老问题有关,有的与老问题无关,完全是改革本身造成的。从试错的角度说,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改革不会犯错,也不能认为改革永远是对的。改革的手段很可能会错,改革的结果也可能不合理,例如当今中国出现的贫富两极分化。因此,改革本身也是需要检讨和反思的。把改革当成政治正确的标准,甚至把改革当成道德高尚的标志,把改革等同于先进和真理,这一现象在中国并不少见,它有可能伤害中国社会的发展,影响真正需要的改革决策。

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一种错误观点,即以为政治改革达成某个制度目标,改革大业就最终完成了。当今中国不少人在谈论改革时,矛头都是指向政治制度。他们首先是对中国政治以往改革所起的正面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其次是把西方政治模式当成中国政治制度改革的最终目标,却不愿看到西方国家也正在为它们自己制度的弊端而呼吁改革。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福山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所谓“历史终结论”简单说就是西方民主体制加自由市场经济。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相当一部分势力把福山的“历史终结”当成改革的终极目标。对于“历史终结论”的探讨在这里不展开,只讲一个简单的事实。进入21世纪后,“历史终结论”的发明者福山自己都改变了过去的主张,认为历史并没有终结于他提出的那个西方结构,他反而到中国来观察、研究,希望修正他过去的观点。如果,中国改革的某些领导者还依此来设计中国改革的终极目标,不显得太幼稚吗?当我们说中国政治也需要改革时,不能简单化地把西方政治制度当成唯一的目标,而应该结合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合理地开展政治改革,使得政治能够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同时能保证经济的健康发展。当今中国社会,坚持改革是普遍共识,几乎没有人说现在的中国就是最好的,就不再需要改革了。要实现“中国梦”,就要长期性地不断改革。因此,我始终认为,对于当今中国,“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二、警惕“改革霸权”

当今中国社会对于改革的各种议论中,有一种声音很强大也很粗暴。这种改革论调预设了一个“反对改革”的假想敌,暗含了唯我独尊的傲慢。预设改革假想敌的做法,实际上是在“如何改”的问题上排除异己,认定只有自己的改革方案是唯一正确的。把凡是不同意他们的改革方案的人和意见,统统归为“反对改革”,甚至是倒退。同时,这种论调将反对改革的假想敌描绘得一无是处,仿佛改革的假想敌就是要破坏中国的发展,就是要让中国永远保持落后和混乱。他们以丑化莫须有的改革假想敌的方式,衬托自己绝对正确的形象,从而推销他们认定的改革方案、改革道路。为了方便理解,我将持这种观点的势力称为“改革霸权”。

“改革霸权”在一定程度上垄断了中国社会的话语权,并体现在一系列问题上。例如,他们要求以西方模式在中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以实现“西方民主”。当有人指出西方民主的缺陷时,他们便给人扣上“反民主”的帽子,“反民主”便等同于“拥护独裁”,等同于“反人类”。这种霸道根本不顾世界各国政界、学界对民主的各种意见,也不顾西方各国民主制度各不相同,只把自己认定的“西方民主”当成绝对真理。号称要民主,自己却不民主;号称要自由,却不给别人自由。改革霸权者只把自己想要的当成改革,把与之不同的改革思路都视为“改革阻力”。中国的改革进程,应对“改革霸权”者加以认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