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历史上下五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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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章 中古史(1)

秦之统一及其政策

谁都知道,统一是始于秦的。其实统一是逐渐进行的,看前编所述,就可知道了。然而统一的完成,确在前二二一年,即秦王政的二十六年。积世渴望的统一,到此告成,措置上自然该有一番新气象。

秦王政统一之后,他所行的第一事,便是改定有天下者之号,称为皇帝。命为制,令为诏。而且说古代的谥,是:“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于是除去谥法,自称为始皇帝。后世则以数计,如二世、三世等。

郡县之制,早推行于春秋战国之世,已见前编。始皇并天下后,索性加以整齐,定为以郡统县之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都置守、尉、监三种官。

始皇又收天下之兵器,都聚之于咸阳。把他销掉,铸作钟和十二个金人。当时有个仆射周青臣,恭维始皇的功德。又有个博士淳于越,说他是面谀。说郡县制度,不及封建制度。始皇下其议。丞相李斯,因此说:“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又说:“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于是拟定一个烧书的办法,是:

(一)史官非秦记皆烧之。

(二)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敢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三)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四)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焚书的理由,早见《管子·法禁》和《韩非子·问辩》两篇。这是法家向来的主张。始皇、李斯,不过实行他罢了。法家此等主张,在后世看来,自然是极愚笨。然而在古代,本来是“政教合一,官师不分”的。“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不过是东周以后的事。始皇、李斯此举,也不过想回复古代的状况罢了。

至于坑儒,则纯然另是一回事。此事的起因,由于始皇相信神仙,招致了一班方士,替他炼奇药,带着童男女入海求神仙。后来有个方士卢生和什么侯生,私议始皇,因而逃去。始皇大怒,说:“吾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欲以致太平,求奇药。如今毫无效验,反而诽谤我。”于是派御史去按问。诸生互相告引。因而被坑的,遂有四百六十余人。这件事虽然暴虐,却和学术思想是了无干系的。

还有一件事,则和学术界关系略大。我国文字的起源,已见前编。汉代许慎作《说文解字序》,把汉以前的文字,分做五种:(一)古文。(二)大篆。(三)小篆。(四)隶书。(五)草书。他把周宣王以前的文字,总称为古文。说周宣王时,太史籀作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又说:“七国之世,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这是小篆。又说:此时“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案七国之世,所谓言语异声,大约是各处方言音读之不同。至于文字异形,则(一)者是字形的变迁。(二)者,此时事务日繁,学术发达,旧有之字,不足于用,自然要另造新字。所造的字,自然彼此不相关会了。秦朝的同文字,是大体以史籀的大篆为标准,而废六国新造的字。这件事,恐亦未必能办到十分。然而六国的文字,多少总受些影响。所谓“古文由此绝”,这古文两字,实在是连六国文字不与秦文合的部分,都包括在内的。汉兴以后,通用隶书。秦朝所存留的字,因为史籀、李斯、赵高、胡毋敬等所作字书还在,所以还可考查。此等已废的文字,却无人再去留意。所以至汉时,所谓古文,便非尽人所能通晓了。

当始皇之世,是统一之初,六国的遗民,本来不服。而此时也无治统一之世的经验。不知天下安定,在于多数人有以自乐其生,以为只要一味高压,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于是专用严刑峻法。而又南并南越,北攘匈奴,筑长城。还要大营宫室,岁岁巡游。人民既困于赋役,又迫于威刑,乱源早已潜伏。不过畏惧始皇的威严,莫敢先发罢了。前二一〇年,始皇东游,还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始皇长子扶苏,因谏坑儒生,被谪,监蒙恬军于上郡。少子胡亥和始皇叫他教胡亥决狱的赵高从行。于是赵高为胡亥游说李斯矫诏,杀扶苏和蒙恬。秘丧,还至咸阳,即位。是为二世皇帝。而揭竿斩木之祸,便随之而起了。

秦汉之际

秦二世的元年,便是公元前二〇九年,戍卒陈胜、吴广,因为遣戍渔阳,自度失期当死,起兵于蕲。北取陈。胜自立为楚王。于是六国之后,闻风俱起。

魏人张耳、陈余,立赵后歇为赵王。周市立魏公子咎为魏王。燕人韩广,自立为楚王。齐王族田儋,自立为齐王。

时二世葬始皇于骊山,工程极其浩大。工作的有七十万人。二世听了赵高的话,把李斯杀掉。以为山东盗是无能为的。后来陈胜的先锋兵打到戏。才大惊,赦骊山徒,命少府章邯,带着出去征讨。这时候,秦朝政事虽乱,兵力还强。山东乌合之众,自然不能抵敌。于是陈胜、吴广先后败死。章邯北击魏。魏王咎自杀。齐王儋救魏,亦败死。

先是楚将项燕之子梁和其兄子籍,起兵于吴。沛人刘邦,亦起兵于沛。项梁渡江后,因居鄛人范增的游说,立楚怀王之后心于盱眙,仍称为楚怀王。项梁引兵而北,其初连胜两仗。后来亦为章邯所袭杀。于是章邯以为楚地兵不足忧,北围赵王于巨鹿。

楚怀王派宋义、项籍、范增北救赵,刘邦西入关。宋义至安阳,逗留四十六日不进。项籍矫怀王命杀之。引兵北渡河,大破秦兵于巨鹿下。章邯因赵高的猜疑,就投降了项籍。先是韩人张良,因其先五世相韩,尝散家财,募死士,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中,想为韩报仇。及项梁起兵,张良游说他,劝他立韩国的公子成为韩王。刘邦因张良以略韩地,遂入武关。赵高弑二世,立公子婴,想和诸侯讲和,保守关中,仍回复其列国时代之旧。子婴又刺杀赵高。而刘邦的兵,已到霸上了。子婴只得投降。秦朝就此灭亡。时为公元前二〇六年。

项籍既降章邯,引兵入关。刘邦业已先入,遣兵将关把守了。项籍大怒,把他打破。这时候,项籍兵四十万,在鸿门。刘邦兵十万,在霸上。项籍要打刘邦。其族人项伯和张良要好,到刘邦军中,劝良同走。刘邦因此请项伯向项籍解释,自己又亲去谢罪。一场风波,才算消弭。

这时候,封建思想还未破除。亡秦之后,自然没有推一个人做皇帝之理。于是便要分封。当封的,自然是(一)前此六国之后;(二)亡秦有功之人。而分封之权,自然是出于众诸侯的会议,能操纵这会议的,自然是当时实力最强的人。

当楚怀王遣将时,曾说:先入关中者王之。照这句话,此时当王关中者为刘邦。然而项籍受章邯之降时,已将秦地分王邯等三人了。这大约是所以抚慰降将之心,减少其抵抗力的。其时刘邦的能先入关,原是意想不到的事。这时候不便反悔。于是说:(一)怀王不能主约;(二)巴、蜀、汉中,亦是关中之地,就把刘邦封为汉王。这也不能说不是一种解释。然而龙争虎斗之际,只要有辞可借,便要借口的,哪管得合理不合理?

项籍尊楚怀王为义帝,而自称霸王。照春秋战国的习惯,天子原是不管事的,管理诸侯之权,在于霸主。这时候,天下有变,自然责在项籍。于是因田荣的反叛,出兵征讨。汉王乘机便说:项籍分封不平,以韩信为大将,北定三秦又破韩、河南、西魏、殷四国。并塞、翟、韩、殷、魏之兵五十六万人东伐楚。居然攻入楚国的都城,项籍闻之,以精兵三万人,从胡陵还击。大破汉兵。汉王脱身逃走。然而汉王有萧何,守关中以给军食。坚守荥阳、成皋以距楚。而使韩信北定赵、代,转而东南破齐。而项籍的后方,为彭越所扰乱,兵少食尽。相持数年,楚兵势渐绌。乃与汉约,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汉王背约追楚。围项籍于垓下。项籍突围而走。至乌江,自刎死,于是天下又统一了。时为公元前二〇二年。

前汉的政治

前汉凡二百十年,在政治上,可以分做四期:

第一期:高祖初定天下。这时候,还沿着封建思想,有功之臣,与高祖同定天下的,其势不得不封。而心上又猜忌他。于是高祖听娄敬的话,徙都关中,想借形胜以自固。又大封同姓之国,以为屏藩。这时候,异姓王者八国,除长沙外,多旋就灭亡。同姓王者九国,都跨郡三四,连城数十,遂成为异日的乱源。高祖开国之后,是外任宗室,内任外戚的。所以吕后在其时,很有威权。高祖死后,惠帝柔弱,政权遂入于吕后之手。先是高祖刑白马与诸侯盟说:“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惠帝死后,吕后临朝,就分封诸吕。又使吕禄、吕产统带守卫京城和宫城的南北军。吕后死后,齐哀王起兵于外。诸吕使灌婴击之。灌婴阴与齐王连和,顿兵不进。汉朝的大臣因此劝诸吕罢兵就国,诸吕犹豫不决。而太尉周勃乘隙突入北军,和齐王的兄弟朱虚侯章等,攻杀诸吕。杀掉太后所立的少帝和常山王弘,而迎立文帝。于是汉初握权的外戚打倒,而晨星寥落的功臣,自此以后也逐渐凋零。特殊势力只有因私天下之心所封建的宗室了。

当汉初,承春秋战国以来五百余年的长期战争,加以秦代的暴虐,秦、汉之际的扰乱,天下所渴望的是休养生息。而休养生息之治,只有清静不扰的政策最为相宜。汉初已有这个趋势。文、景二代的政治,尤能应这要求,所以社会上顿呈富庶之象。这时候,内而诸侯之尾大不掉,外而匈奴之时来侵犯,都是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文帝也一味姑息,明知吴王濞有反谋,却赐之几杖以安之。匈奴屡次入寇,也只是发兵防之而已。到后来,封建的问题,到底因吴楚七国之乱而解决。而对外的问题,则直留待武帝时。至于制民之产和振兴文化,则文、景二代,更其谦让未遑了。要而言之:这一期,是以休养生息为主。可称西汉政治的第二期。

六艺,罢黜百家。又北伐匈奴,西通西域,南平闽越、南越,东北并朝鲜,西南开西南夷。一时武功文治,赫然可观。然而武帝也和秦始皇一样,信方士,营宫室,又时出巡幸。财用不足,乃用孔仅、桑弘羊等言利之臣,又用张汤等酷吏,遂致民愁盗起,几乎酿成大乱。末年虽然追悔,天下元气业已大受其伤了。武帝的太子据,因“巫蛊之祸”而死。晚年,婕妤赵氏生昭帝,武帝恐身后嗣君年少,母后专权,杀婕妤,然后立昭帝为太子。武帝崩,昭帝立。霍光、上官桀等同受遗诏辅政。武帝长子燕王旦和上官桀、桑弘羊等谋反,为霍光所杀。昭帝崩,无子。霍光迎立武帝孙昌邑王贺。百日,废之。迎立戾太子孙病巳,是为宣帝。当霍光秉政时,颇务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宣帝少居民间,知民疾苦。即位后,留心于刑狱及吏治,亦称治安。自武帝末年至此,憔悴的人民,又算稍获休息。这是西汉政治的第三期。自元帝以后,则君主逐渐愚懦,更兼之短祚,外戚的威权日张,遂入于第四期了。

汉代去古未远,宗法社会的思想,深入人心。人所视为可靠的,非宗室则外戚。汉初宗室,势力太大,致酿成吴、楚七国之乱。乱后,宗室的势力遂被打倒,而外戚则势焰大张。元帝本是个柔仁好儒的人,然而暗于听受,宦官弘恭、石显专权,威权渐陷于不振。成帝很荒淫,委政于外家王氏。王凤、王音、王商、王根,相继为相,遂肇篡窃之势。哀帝夺王氏之权,然所任的,亦不过外家丁氏和其祖母之族傅氏。哀帝死后,成帝的母亲召用王莽。王莽本是抱负大志,想得位以行其所抱负的。于是弑平帝,立孺子婴,莽居摄践阼。旋又称假皇帝。而西汉之天下,遂移于新室了。时为公元八年。

新莽的改制

当秦汉之世,实有一从东周以降,悬而未决的社会问题。制民之产,在古代的政治家,本视为第一要事。“先富后教”,“有恒产而后有恒心”,民生问题不解决,政治和教化,都是无从说起的。汉代的政治家,还深知此义。“治天下不如安天下,安天下不如与天下安”,乃后世经验多了,知道“天下大器”,不可轻动,才有此等姑息的话。汉代的人,是无此思想的。多数的人,对于社会现状,都觉得痛心疾首。那么,改革之成否,虽不可知,而改革之事,则终不可免,那是势所必然了。然则汉代的社会,究竟是何情状呢?

当时的富者阶级,大略有二:(一)是大地主。董仲舒说他“田连阡陌;又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而贫者则“无立锥之地”。(二)是大工商家。晁错说他“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因以兼并农人。封建势力,未曾刬除,商业资本,又已兴起。胼手胝足的小民,自然只好“衣牛马之衣,食犬彘之食”了。

汉世救正之法,是减轻农民的租税,至于三十而取一。然而私家的田租,却十取其五。所以荀悦说:“公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武帝时,董仲舒尝提出“限民名田”之法,即是替占田的人,立一个最大的限制,不许超过。武帝未能行。哀帝时,师丹辅政。一切规制,业已拟定,又为贵戚所阻。至于法律上,贱视商人,“如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之子孙不得为宦吏”等,于其经济势力,不能丝毫有所减削。武帝时,桑弘羊建盐铁官卖和均输之法,名以困富商大贾,然实不过罗掘之策,反以害民。其于社会政策,自更去之逾远了。

到新莽时,才起一个晴天霹雳。新莽的政策,是: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的,分余田与九族乡党。

立五均司市泉府。百姓以采矿、渔猎、畜牧、纺织、补缝为业和工匠、巫医、卜祝、商贾等,都自占所为,除其本,计其利,以十一分之一为贡。司市以四时仲月,定物平价。周于民用而不售的东西,均宜照本价买进。物价腾贵,超过平价一钱时,即照平价卖出。百姓丧祭之费无所出的,泉府把工商之贡借给他,不取利息。如借以治产业的,则计其赢利,取息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