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欧亚混血儿走到我身边，用头示意我们来的方向，会心地笑道：“您知道吗，先生，当我们的朋友（他指的是那个死去的人）得知自己的上诉被驳回时，小便失禁，尿在牢房的地板上。因为恐惧。”
一些人笑了，说不准为什么笑。
狱卒头儿走过典狱长身边，饶舌地说着：“啊，先生，一切都非常顺利，太令人满意了，咔嚓一声，就都结束了。并不总是这样顺利。我知道有些情况下，法医不得不走到绞架下，抱住犯人的双腿往下拉，确保他已经被吊死。太让人恶心了！”
“抽搐扭动，那太糟糕了。”典狱长说。
“啊，先生，当他们执拗起来那才麻烦呢！我想起有个人，我们要把他带出来，他死死抓住铁栏不放。您不会相信，先生，6个狱卒才把他拖出来，3人拽一条腿。我们和他讲道理，我们说：‘亲爱的朋友，想想你给我们带来的痛苦和麻烦吧！’但他听不进去！哎，他可真让人讨厌！”
我发现自己正在大笑，甚至典狱长也宽容地咧嘴笑笑。“你们最好都到外面去喝一杯，”他非常亲切地说，“我车里有一瓶威士忌，我们可以把它消灭掉。”
我们通过监狱的双层大门，来到路上。“抱住他的双腿往下拉！”一个缅甸的地方官突然大叫起来，并且开怀大笑。我们又都开始笑起来。那一时刻，狱卒头儿的故事似乎出奇的好笑。我们一起畅饮，当地人和欧洲人，相互间非常友善。那个死去的人，离我们100码。
★上面这节有关死刑执行的生动描写出自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猎象》，它能够给我们某些直觉评价，而无须进行哲学探讨。奥威尔没有告诉我们那个被绞死的人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似乎不必知道这些就已经对死刑产生了反感。奥威尔有伟大的思想和作品，除《一九八四》外，最值得一读的是《动物庄园》。奥威尔没有到过苏联，他从外部观察苏联，却对极权主义有精准的描摹与深刻的揭露。
第四节反思断头台
1914年，“一战”前夕的阿尔及尔，一个杀人犯被判死刑。他杀了一个农民的全家，连最小的孩子都不放过。他杀人的方式残忍凶暴，还顺带洗劫了被害人。这个事件引起轰动。普遍的想法是，对这个恶魔来说，砍头实在是便宜他了。父亲告诉我，他也是这个意见，杀害孩子尤其令他怒不可遏。我只记得，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要去亲眼见识一下砍头。他天不亮就爬起来，大老远赶到行刑的地方，那里已是人山人海。他没跟任何人说过那天早上他看到了什么，我母亲只是转述说，他冲进家门，表情扭曲，话也不说，一头栽到床上躺了一会儿，突然呕吐不止。他发现了华丽辞藻掩盖的真实情形：他能够想起的，不是被杀的孩子们，只是人头落地瞬间那抽搐的躯体。
可想而知，那个行刑场面一定非常恐怖，它成功浇灭了一个单纯、正直男人胸中的怒火，原本让他觉得是罪有应得的极刑，仅剩的效果就是让他恶心。当极刑只是引起它声称要保护的可敬公民的呕吐时，怎能说它可以（也应该）为社会带来和平与秩序呢？而且，极刑是一次新的谋杀，其令人作呕的程度比犯罪有过之而无不及。它根本不能补偿犯罪对社会的危害，而只是加重了危害。
实际情况是，没人敢于直接描述这个死刑仪式。官员和记者也好像意识到死刑现场有刺激与可耻的两面，在不得不提到它的时候炮制出一大堆不着边际的套话。于是，早餐时我们在报纸的一角读到，那个该死的家伙“已经向社会偿还了血债”，或者“凌晨5点正义得到了实现”。官员们称被处死的人为“当事人”、“病人”或者只用一个数字指代他。人们也只是悄声议论这个极刑。
我们对极刑讳莫如深，正说明它是一种恶疾。中产阶级的人最多是说大女儿的“咳嗽很可疑”，父亲近来“严重了”，因为肺结核与癌症被看作某种可耻的疾病。极刑更是如此，人们提到它时都绞尽脑汁使用委婉语。当然，极刑与癌症也有区别：从没人说癌症是必须的，而人们却毫不迟疑地说，极刑是令人遗憾的必需品。极刑是正当的，因为它是必须的；而我们对它有所讳言，因为它是令人遗憾的。
我想对极刑谈些粗浅的看法，不是因为我喜欢丑闻，也不是因为我有某种不良本性。作为一个作家，我向来回避这个话题；作为一个男人，我何尝不知，对某些无可回避的糗事最好是保持沉默。但是，如果沉默或者巧言只益于维持必须改革的滥刑或者本可减轻的痛苦，那么，除了大声疾呼直揭真相而外别无选择。法兰西与英格兰、西班牙分享了一份“荣耀”，它们是最后几个用铁幕将死刑遮蔽在镇压武库中的国家。只有对民众的极端漠视才可能使这种原始仪式存活，而民众也只是运用他们所熟悉的那套装饰话语来回应死刑。当想象力沉睡、言辞沦为空话的时候，在那里喊杀的，只有半聋的没心没肺的人。但是，如果向人们展示杀人机器，让人们实际触摸，并且让人们听到人头落地的声音，那么，公众的想象力就会被突然唤醒，就会在拒绝巧言的同时拒斥死刑。
当波兰**疯狂地公开处决反抗者的时候，为了不让他们呼喊抵抗与自由的口号，**用生石灰堵住反抗者的嘴。将无辜的受害者与该死的犯罪人相比，可能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不过，我们国家的一个事实是：上断头台的可不只是罪犯。这个事实之外还要补充一点：杀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用温吞的言辞修饰一种刑罚，而如果不在现实情况下对这种刑罚做认真的检视，就不可能肯定其合法性。我们不能一边说死刑决不可少，一边又赶忙说最好不谈论这个话题。实事求是地审视死刑到底是不是必须的，这才是最重要的。
就我所知，死刑不仅不是必须的，而且无疑是有害的。我的结论不是来自几星期的调查研究，但也不是来自我父亲对死刑的感受。我不愿沉迷于虚弱的怜悯，这种怜悯将价值与责任混为一谈，最终使无辜者的权利丧失殆尽。与诸多当代名流的看法不同，我认为人并非本质上就是社会动物。我认为正好相反。不过我相信，人不可能活在社会之外，社会的法律对人的生存是必要的。因此，社会自身必须以合理而有效的规模确立一些责任，但法律最终的正当性需要检验，标准是看它为社会做了好事还是干了坏事。
多年来，死刑在我眼中不过是想象力无法容忍的刑罚，我的理智不断谴责这种懒惰的无序。我不想把自己的判断力留给想象力，我近期也做了许多研究，研究的结论加强了我的信念，更加强了我的论点。今天，我绝对同意匈牙利小说家库斯勒(Koestler)的看法：死刑玷污了我们的社会，应当立即废除，而死刑的支持者却无法作出合理的辩护。无需重述他的关键论点，无需叠加事实与数据，我只是补充一些理由。
我们都知道，支持死刑的最强论点是它的示范价值。砍头不只是为了惩罚，它更是为了威慑，通过一个可怕的样本，吓阻那些蠢蠢欲动的人；社会不是在报复，而只是在预防；在空中挥舞被砍下的头颅，让潜在的谋杀犯看到自己的下场，知难而退。这个观点，只要细加辩驳，其实并无力量。第一，社会并不相信自己所宣称的示范价值；第二，没有证据证明死刑曾经使下定决心的谋杀犯望而却步；第三，死刑是一种令人作呕的展示，它的后果无从预料。
我从第一点说起，社会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示范作用。如果它相信，它应当展览那些头颅。社会应当让处决现场万众瞩目，成为社会的纽带或者痛饮的琼浆。可我们知道，死刑在我国并不是在公共场所执行的，而只是在监狱的院墙内由少数人士完成的。
今天，再没有宏大的死刑现场，人们知道死刑，只是通过口口相传，处以极刑的新闻用语都是修饰加工过的。一个潜在的罪犯，在将要犯罪的时候，何以能够牢记已被步步抽象了的那次行刑？如果真想让他时刻铭记这次行刑，以致能够使他消除、逆转犯罪的决心，那就应该努力强化行刑的可怖，动用所有影像和语言手段来刺激公众的神经。在提到今天凌晨某人已向社会偿还血债的时候，就不该用模糊的言辞，而应当用更生动的详述向每个人提示犯罪的后果是什么。
不应当说“如果你杀人了，就只能在断头台上赎罪”，最好告诉他，为了杀鸡给猴看，“如果你杀人了，你会被投入监狱，几个月或者几年，挣扎于无与伦比的绝望与接踵而至的恐惧之间。直到某个早上，我们溜进你的牢房，事先脱了鞋，免得把你从睡梦中惊醒，因为我们知道，极度的焦虑使你好不容易才入睡。我们会扑到你身上，把你的双手反绑在背后，如果需要，再剪掉你的衣领和头发。我们可是完美主义者，我们会用绳子捆住你的胳膊，迫使你身体前倾，以便我们更容易接近你的脖子。然后我们就架起你，左右各有一人夹持你的胳膊，任你的双脚拖行在走廊上。那时，天还黑着，一个刽子手好不容易抓到你的裤子，平直地将你扔到断头台上，另一名刽子手把你的头固定在铡刀槽里，第三个刽子手让7尺高处的120磅的刀片飞落下来，切掉你的脑袋，像剃须刀一样锋利”。
为了使威慑更有效，有必要更进一步，使恐怖对我们足够巨大，足以在适当的时刻克服那难以抗拒的谋杀欲望。我们不应只是装腔作势点到为止，不应满足于发明这个“快捷、人道的”处决坏人的方法，我们应当出版成千上万册目击死刑者的回忆录，公布描述行刑后躯体状态的医学报告，然后在中学、大学里广泛传播阅读。
特别符合这一目的的近期报告，来自医学科学院的两位勇敢的医师，他们为了科学研究而受邀检查刚被斩断的头和躯体。医师们认为总结那些可怕的观察是他们应尽的义务：“如果允许我们发表意见，我们要说这些场面是令人惊恐的巨大痛苦。血从断开的颈动脉高速喷射出来，然后逐渐凝结；肌肉先是收缩，随后，这种纤维性颤动便转为僵硬；肠部痉挛，心脏不规则、不完全地跳动；嘴部因痛楚而皱缩起来。在那颗被砍下的头上，双眼不动，瞳孔放大，看不清任何东西；对眼睛来说，透明属于生命，凝固属于死亡。所有这一切都要持续几分钟，对于健全的肌体来说甚至持续几小时。死亡不是即刻来临的，关键的器官在砍头之后都还活着。医师们全程见证了这个谋杀式的活体解剖，直至那个过早来临的埋葬。”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无动于衷地读完这可怕的报告。为了使威慑有望发力，没有理由不在医师的观察之外加上目击者的描述：夏绿蒂·科黛，那个因刺杀马拉而被处决的女人，在被斩首后，刽子手提起她的头颅，掌掴她的面颊，她竟还以愤怒的表情。这个细节不可能比刽子手的一次描述更令人震惊：“铡刀落下，头立刻死了，身体却在跳跃，在绳索中挣扎。20分钟后，在墓地里，躯体还在颤动。”一位并不反对死刑的牧师在书中写道：“行刑的那个早上，罪犯的情绪糟透了，拒绝我们的宗教安慰。我们知道他的心情，也了解他对妻子的热爱。于是我们对他说，看在你对妻子爱情的分上，死前做一些祷告吧！罪犯接受了。他在十字架前祷告了很长时间，也似乎注意到我们的存在。行刑时，我们离他很近，他的头掉落在断头台前的木槽里，躯体很快被放进一个大的柳条篮筐中。这时出了一个差错，头还没放进去，就把篮筐合上了。刽子手拎着那颗人头等在那里，等篮筐重新打开，好把头放进去。就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我们看到罪犯的眼睛正盯着我，一副祈求的目光，似乎在请求宽恕。我们本能地手画十字祝福这颗头颅，它的眼帘眨了眨，眼睛的表情放松了。最后，那依然充满表情的眼神，变得模糊了……”读者们各自的信仰不同，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这位牧师的解释。但是至少，“那依然充满表情的眼神”不需要任何解释。
★上文是法国作家艾伯特·加缪(Albert Camus)的文章，写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译自贾斯汀·欧拜伦(Justin O Brien)的英译本。加缪反对死刑，但他对终身监禁又会如何评价呢？如果死刑是个好东西，就该让法官去监斩他所判处的每个死刑，以便他积极地推广这个好东西，难道不是这样吗？在一些国家里，多数民众还很拥护死刑，对主张废除死刑的人非常反感，其中有复杂多样的原因。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杜塔尔给出了一种解释：
尽管回忆遭受磨难的人性令我痛苦，可我还是要说，在政治上，这些处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以安抚民众对自己遭受的灾难的不满，满足他们的复仇心。失业的商贩、面对物价飞涨而工资贬值的工人，只有在看到比他们更加不幸的人时，才能勉强接受自己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