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堡垒户”的建立与三次历险记
雷新喜
我家住在洛川秦关乡柳家庄。那时（1946年），全家虽然30多口人，住着两进大院。从外表看，人多势众，内外有人，但实际上仍是户大家虚、家境贫寒的庄稼汉。前后两进院子两边都有厦房，经常喂养一条狗看门。过去，我家老院子从前院进后院的门比较隐蔽，一般不易被人发现。窑背又盖了个放哨房，周围墙壁有枪眼，是专门用来对付土匪的。
那时候，我四叔父雷生坤曾任民享乡（秦关）副保长，时为洛川武工队打入敌内部的我地下联络员。早在1943年前后，武工队就与我家特别是和我叔父有来往，以后日趋频繁。到解放战争时期，特别是雷雨天、王洛绪、王根礼等武工队员在我家更是昼伏夜出，四处活动，把我家当了武工队秘密联络和收集敌情的主要地方，因此称为“堡垒户”。
我父辈兄弟四人。老大、老二民国十八年（1929）遭年荒时饿死了。我父亲排行老三名叫雷生云，是老实巴交的庄稼汉。我自小三四岁就离了母亲，母亲也是遭饥荒饿死的。我小时候就随父亲做庄稼，十二三岁时，叔父才送我到百益、土基小学上学，1944年秋考入黄陵的鄜州师范，这才真正使我明白事理。这期间，既是我刻苦求学的大好时光，同时，也使我接触了不少进步青年及游击队员，有机会看到不少进步刊物和书籍，因而向往革命，乐于为革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所以直到后来我在秦关完小教书期间，游击队经常和我频繁接触的代号称我为“学生娃”。游击队员来去我家的暗号也是以向后院投“胡基蛋”为信号。总之，在斗争的实践中，创造了好多合适的方法，至今回忆起来记忆犹新。
那时武工队经常来我家投宿吃饭，研究部署对敌斗争计划，秘密了解地方敌情变化情况。日子长了，暗探就盯上了。因此，敌人总是想致我于死地而后快。但由于我们与敌周旋，斗争巧妙，结果敌人的阴谋终未得逞。
曾记得，1946年2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家后院忽然落下几个“胡基蛋”，家里人一听，就知道是游击队员回来了。一会儿，只见梁月升带着王洛绪、王根礼等秘密从后窑背上进到我家。于是我叔父就要我二哥雷过兵到村口游转放哨，家里人和武工队员喜出望外，大家都有点安全感。谁知第二天，敌乡公所保警队贾洪涛带着人马骤然包围了村庄，挨家挨户搜查游击队员。当敌人搜到我家前院时，我四叔父雷生坤就以副保长的合法身份赶紧在前院客厅招呼、应酬。而武工队员当时难以出院不说，且难以出村，只好藏在后院窑洞放麦子的大扁囤后。为了不让敌人进去搜查，我急忙提了一个大尿盆放在窑门口，门顶绑了一绺红布，叫我二嫂迅速地将儿子抱在怀里，假装坐月子。敌人跑到后院掀开门帘一看，随即退出。武工队员就这样安全地摆脱了敌人的搜捕。自此以后，武工队员来我家次数甚多，但只要休息的时间一长，便觉得似乎就有敌人侦探暗中盯梢一样，致使以后几次只要武工队员进村时稍有什么动静，敌人就来包围搜捕，整得我们家里人及武工队员心里总是有些慌。
那是1947年4月，雷治国带王洛绪、王根礼和韦根福又来我家。谁料想第二天一大早，敌人便包围了我家的前后院子，武工队员根本无法突围，只得躲藏在后窑背上的小哨房里待机行事。随后大土匪头子李明秋的外甥贾虎林带着付来祥等人进入我家前院。叔父还是急忙招呼、应酬，引诱敌人在前院客厅打麻将；我父在后院慌忙取下上窑背的梯子，背了捆枣刺堵在通往窑背的路口上，口噙着旱烟锅子，装聋作哑，一边抽烟，一边劈柴，整整一天守在这里。武工队员在窑背上静候了一整天，直到天黑敌人走后才从我家撤出去。
同年6月，是一个闷热的天气，武工队员王根礼、韩保善、韦根福和王洛绪在我家刚吃过午饭后歇晌（休息），敌县后备队段新学和乡保警队据说是从秦关乡公所听得的消息，很快率敌紧急出动，迅速包围了我们村。由于上几次敌人的阴谋终未得逞，这次恼羞成怒，气势汹汹，有的手持长枪，有的携带短枪和手榴弹，隔着大门就先打死了我家养了多年的狗，直闯前院，情况万分危急！
此刻，我二哥雷过兵在后院领着全家老少设法隐藏雷雨天同志留的信件、枪支、弹药，另一方面必要时准备和武工队员一道持枪突围。就在这节骨眼上，突然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倾盆，一霎间天昏地暗，模糊不清。雨越来越大，村外的敌人都临时避雨去了，这时，我父亲一探听到时机成熟，正好在后院迅速搭起梯子，让武工队员从窑背后不翼而飞，直躲避到村后的东沟里隐藏了。
可是，游击队员从梯子上爬走时，由于雨大墙湿，加之心里着急，一不小心，撞掉了后院窑面墙上的一处砖块，雨过后，这痕迹被一个矮个子敌人发现了，即生鬼胎，厉声责问我父亲：“哪来的砖块？一定是你放走八路军时撞下来的。”我父搪塞着说：“砖头是大雨冲下来的，什么八路、九路的。”矮个子匪兵大怒，顺手抽下皮带，劈头盖脸地朝我父亲抽打过来！我一看急了，随即跑出去解围，穷凶极恶的矮个子不容我分辩，朝我就是几记耳光！见此情景，全家老幼假放哭声，异口同声地诉说：“砖块的确是风雨刮落下来的，根本没来什么八路军、游击队。”愚蠢的敌人气得张口结舌，毫无证据可抓，也只好就此罢休。
雨过天晴，敌人集合起来撤走了。夕阳欲尽时，我又以割草为名，跑到东沟给武工队员送饭吃。当天晚上，还随武工队员赶到石泉乡的南洼村，将上级交给我的一封信，秘密送到南洼村东的一座石碑底下。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此信是由侯荣华同志收转的。
武工队之所以能几经安全脱险，正是因为紧紧地依靠了人民群众的铜墙铁壁，才夺得克敌制胜的成功之果。
神兵从天降
——回忆人民解放军第一次进驻我村
后子头村退休教师王全喜
解放前，洛川县城曾是国民党重要的反共前哨。延安南几县的专员公署就设在这里，长期有国民党的军队驻守，而位于县城东北约5里之遥的我村——现凤栖镇后子头村也不例外，我家院子里多年来就曾先后驻过国民党的连部或营部。1948年初春洛川解放前夕，9岁的我亲眼目睹了人民解放军突破敌防线，第一次进驻我村的情景。虽然已过去60年，今天回忆起来，我依然记忆犹新，历历在目。
读了几年书之后我才得知：1948年春延安收复后，国民党胡宗南的所谓“中央军”节节败退，仓皇南逃。陕北许多县城已先后解放。洛川县城虽有重兵踞守，但已成一座孤城。胡宗南守军在城墙外周边挖掘了深宽各七八米的壕沟，郊外又设置了好几道防线，修筑明碉暗堡及各种工事，铁丝网围了好几道，就连我们村各住户的窑背上的围墙都挖满了枪眼，村上的十字路口修了炮楼，士兵轮流站岗放哨。还有我们村前村后老百姓下沟担水、砍柴、放牛的小道也被切断，掩埋了地雷。他们妄图以此和凭藉洛川县城的天然屏障“严防死守”，苟延残喘，但最终还是“弃城”而去，最后在县城东南面百十里之外的史家河附近被我人民解放军一举歼灭。这是后话。
一天下午，我们村驻扎的国民党士兵登上村东临沟土寨子城墙（打洛川城时我们村老百姓就躲藏在这个土寨子内的破土窑洞内），架了一挺机枪。沟对面是胡村，再远些是罗村。这多日，村上的老百姓愁眉苦脸，忧心忡忡，不知道这世道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有的收拾财物，有的准备外出去远乡亲戚家暂作躲避。而惟有我们这伙满脸稚气的孩子，似乎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管那么多，跟着那些士兵来到土寨子城墙上，站在机枪旁看“热闹”（因为这些士兵在我们村住的时间较长，认识我们，所以也未加阻拦）。一会儿，他们向沟对面的田野里一阵乱扫射，我们几个孩子只顾抢着子弹壳。忽然，我站起身，抬头向对面射击的方向一望，“啊！”对面田野的坟墓群周边竟有七八个身影猫着腰在来回移动，有时甚至爬下去，好像在眺望着什么，但并未向这边开枪。多年后我才醒悟：他们十有八九是解放军的先遣侦察兵，他们当时是在察看地形和通过敌防线的线路。“好险呀！”如果对面也开枪射击，我们这些站在机枪旁“观战”的孩子不是在自找死吗？
黄昏，国民党士兵扛着机枪下了城墙，我们几个也跟着下来。来到村中央，他们向惊慌不安的乡亲们说：“你们不要害怕，有我们在这儿守着，土八路甭想过来。”这才提醒我：“马上要打仗。”同时第一次比较清楚地听到“八路军”这个词。
傍晚，我们回家入睡，半夜里几阵枪声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这枪声分明是双方接上了火）。翌日，天刚蒙蒙亮，我便从炕上一骨碌爬起来，不顾父母的劝阻，怀着好奇的心情想到屋外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跑到村前碾打庄稼的场里一看，“啊！”昨夜国民党驻军不是还在我们村驻着吗，怎么现在跑得无影无踪呢？而现在出现在我面前的竟是一副副生疏面孔的军人。他们三个一堆五个一伙谈笑风生，从从容容，在场里来回走动，仿佛此前什么事情也未发生过。我又看到从南边临沟畔较远的地方还有几十个军人陆陆续续向这边走来。当他们集中起来列队时，我仔细观察这伙军人身穿旧灰色军装，有的已经破烂，头戴八角帽，帽子上一颗五角星分外闪亮。他们手握枪，腰系手榴弹或子弹袋，两肩分别挂着干粮袋和一个小黄布挎包。我看了半个时辰，这些军人才慢慢散去。
那个年代，白区的老百姓还不曾见到过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仍习惯叫他们“红军”或“八路军”。此时，村子里立刻沸腾起来了，人们竟相转告：“八路军过来了！”这时我幼小的心灵立刻闪现出一个念头：国民党军队不是防守得那么严密吗，难道这支部队是从空中掉下来的吗？
真是“神兵从天降！”
鄜城桥，英雄桥
安肃
曾经征战沙场、并肩战斗的几位老游击队员战友，虽已年过八旬，很难相聚，但当他们回首那腥风血雨的岁月，在血与火的厮杀中，很难忘记“鄜城桥”那两次机智、惊险、疯狂的战斗场面。由于鄜城桥特殊的地理位置，给了他们迷惑敌人、堵击敌人、控制敌人、克敌制胜的有利战机。他们在心里都默默地说：鄜城桥啊，真是一座“英雄桥”。为此，1937年投入革命、当年的游击队长、年届83岁的张振国拨通了北京当年的战友李义斌的电话，商谈想自己投资在鄜城桥树一座“英雄桥”的碑记，记述那两次游击战争的光辉史实。虽然目前还未能如愿实现，但已临暮年的张振国老先生仍耿耿于怀。2003年秋季的一天，他向我绘声绘色地激情满怀地叙述了其所以应该称“英雄桥”的来龙去脉，我深觉感动，故作陈述：
鄜城桥位于洛川县城东南40公里的土基镇鄜城村东，长约80余米，宽8米，西接村庄，东邻山梁，南北两侧是沟渠，1948年前是洛川至白水的唯一公路要道。这里曾是军事战略要地，桥西至今还雄竖着宋代建造的40余米高的“万凤塔”，又称鄜城古塔。
英雄桥的第一件英雄史，是游击队员以少胜多、围歼顽敌，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1946年秋，雷雨天领导的洛川游击支队有梁月升、李义斌、张振国、王振清等17名队员，得知国民党军沈副司令率部和以秦步云为首的保警队欲从宜川到黄龙要经过此桥，便商定以“口袋阵”的战略在桥两端分兵埋伏，天明前进入作战准备。东方未亮，敌大队人马就气势汹汹地进入桥面，游击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袭击，两面夹攻。当时游击队武器虽然只有步枪、手榴弹和手枪，但乘其无备，密集射击，使敌死伤30余人。天大亮时，才发现敌有300之众，并不是原来侦察的100多人。敌沈副司令的手指被打断了，秦步云的弟弟也被击毙。游击队员缑科印、张荣儿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还有一名队员受伤。在缴获了敌10余支长枪后，游击队员才安全撤离阵地。这一仗打出了游击队的威风，大长了人民群众的支援信心。因为，这是17名游击队员以最普通的武器打败了多于自己20倍兵力且武器精良的敌人，在陕北高原上演绎了一曲“官渡之战”的创举。那些牺牲的烈士们像烂柯山的青松一样，永远傲视苍穹，为后人所敬颂。
英雄桥的第二件英雄史，是游击队以伏击、干扰、断桥的战略，拖延了国民党军南逃的时间，遗弃了辎重，使西北野战军抓住时机，转移堵击，歼敌获胜。1948年春，在围攻洛川城40余天后，野战军采取“引狼出山”的战略，主动撤离在宜君山的埋伏，做好歼敌南下的部署。洛川守军和从延安溃逃下来的国民党军会合一处，十分狡猾，声东击西，先头部队以撤离之势沿咸榆公路南下至交口河后，而大部队却浩浩荡荡顺洛白公路南下，且有重炮、坦克、战车。游击队奉命分兵把守洛白公路沿线，以牵制敌军，干扰行进。当逃军进入老庙镇韩村桥时，游击支队五队队长张振国带领30多名游击队员早已做了埋伏。趁敌进入桥面，便突然袭击。敌方摸不清头绪，停止了前进。几个小时的激战后，敌人才发现我方人少，又开始行进。到槐柏镇桑村后，埋伏在这里的游击队队长李义斌率领的几十名队员又乘其不备，向敌人展开攻击，敌被迫再次停止前进。游击队主动撤离后，敌继续南逃至白家嘴村时天色将晚，担心沟内还有埋伏，就地安营休息。敌3万部队和辎重沿途摆了40多里，尾巴还在洛川城郊。我游击队经过两次堵击后，又集中起来星夜兼程向鄜城桥进发。在李义斌、张振国、梁月升带领下的60多名队员决定以截断土桥来堵击敌人。在当地群众的支持下，迅速挖断土桥，又埋伏在桥头两端等待战机。那是农历3月18日的中午，当敌先头部队一在桥上露面，我游击队又发起了猛烈的炮火轰击，敌被迫第四次停止行军，无奈抢来群众的木板、柴禾草草填平路基再次南下。这四次伏击、阻击，已迫使敌人延误了一天的行军时间，为我大军从宜君向东转移争取了时间。当敌军大部陆续撤至石头街史家圪崂一带时，我大军早已到达，且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以密集的炮火攻势给予了迎头痛击。敌人丢掉了辎重和家眷，少数逃窜，大部被歼。
在洛川解放战争史上，对我大军歼敌于南下的史实，人所共知，但对我游击队沿路围追堵截、牵制敌人、争取时间、夺取胜利的史实，似乎已被人遗忘。但他们为共和国而浴血奋战、不畏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将永传于世。
青山作证，土桥有情，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那些平凡而又伟大的游击健儿……
英雄桥上有烈士们血染的山花，永远红叶烂漫，绚丽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