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至腊月刚开始的时候，温度计上呈现的都还是暖冬的迹象。春节和奥运都不远了，中国人从未如此忙碌而期盼。
一月中旬起，天气突变，罕见的冰雪不断堆积到南中国的大片土地上，而且没有消融的迹象。1月27日，在武汉市友谊大道徐东路附近，一个中石化的加油站，斜拉式的钢索终于不堪负荷，比篮球场还要大一些的顶棚轰然垮塌。没有人把它当作新闻，在此前后的一个月里，被压垮的房屋超过20万间。仅徐东路附近，27日当天就有两个加油站的顶棚坍塌。冰雪的持续侵袭下，在喘息中渐渐不支的，又何止房屋的梁柱，整个南中国都亮起红灯。
一.广场
再过十几天就是春节了，东莞市大朗镇一家毛织厂拥挤的女工宿舍里，人们唧唧喳喳地说笑着，虽然很晚收工，身心疲惫，但还是难以掩饰即将回家的兴奋。44岁的赵宝琴仔细地收拾着行李，总担心遗漏什么——与多数工友不同，过完年，她不会再回来了。女儿雪莉夏天就要大学毕业了，这个家庭快熬出头了。
赵宝琴又拿出车票看看，没记错，1月27日20点45分。她无法预见的是，这张火车票将引领她接近的，不是遥远的甘肃老家，而是一个家庭巨大的悲剧。
在长江中下游流域，冰雪覆盖了纵横交错的轨道，人民铁路粗重的喘息声渐渐代替了列车轮子的铿锵之音。
1月25日，从广州开出一列K326/27次列车，它抵达终点站温州时，晚点整整3天3夜，而且遍体鳞伤。56块双层中空玻璃被砸，餐车里，冰箱被丢弃，炉具被捣毁，桌椅被掀翻。按列车长陈小雄的说法，直接损失达50多万。
只要能上车，红了眼的乘客们不择手段。冰雪中，列车走走停停，乘客的焦急与暴躁不断升温。那可怜的十多节车厢，成了随时都会被引爆的巨型火药桶。
那批前往温州的人们不该有什么不满，比起赵宝琴这样的乘客，他们已经足够好运气了。
1月27日，正是武汉友谊大道上的加油站接连坍塌的日子，南中国和西北地区的东部纷纷告急，灾情以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广西、贵州等地尤甚。
奥运筹备也受到轻微波及。
中国赛艇队在1月26日由云南转往浙江千岛湖备战，但训练船只的运输受阻于湖南，运动员被迫进行了几天陆上训练。受大雪影响，俞卫民、宋晓丽和岳敏3位女足队员一度滞留在南京和武汉机场，没法按时向国家队报到。
1月31日原本是奥运会开、闭幕式门票购票人提交照片和身份信息的截止时间，当日，北京奥运票务中心宣布，将截止日期推至2月22日，以照顾那些因雪灾滞留路上的预订者。
大雪使高速公路瘫痪，冻雨令电力设施损毁，紧接着，铁路告急，能源告急，生活物质告急。现代社会的脆弱瞬间凸现，灾难像多米诺骨牌一般，迅速向下一个相关链条传导。
京广南段等铁路动脉瘫痪，广州火车站广场塞进了20余万人，混乱和拥挤程度超过政治风潮中的那个北京的广场，这片原本就以混乱闻名的区域，成了地球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而京珠南段等高速公路，则成为地球上最壮观的停车场。
每年的春节前后，中国都是“在路上”的状态，几亿人往返奔波，形成地球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2008年年初，大迁徙遭遇大麻烦。
赵宝琴和几个同乡听说了铁路上的麻烦，但他们还是包了一辆私家金杯车，每人50元，赶到了广州。走到离火车站还有几百米的地方，就再也走不动了。前面全是密不透风的人墙，她甚至连广州火车站的轮廓都看不见。
20点45分临近了，20点45分过了，赵宝琴依旧在人海的边缘。幸好此前听说了好消息——持1月25日至2月6日之间车票，随便坐哪趟列车回家都可以——否则，赵宝琴可能早急得疯掉了。
1月30日，电台DJ陈晓琳开着红色富康车，无意中跟着值勤警车开进了火车站南广场的人海。
须臾之间，一浪人潮涌过来，人与包裹像流沙一样堆在红色富康车周围。真是流沙也还好，可怕的是这“流沙”还有眼神，齐唰刷地俯视下来，陈晓琳从里面读出的，是绝望，无助，冷漠。她的双腿不由自主地抖起来，发现车窗留了一条缝，赶紧神经质地关死。
“我绝对相信，这个时候，但凡有人起哄，这些像马蜂一样扒在车身上的人会迅速把我给吃了。”
曾有一部讲述中国重大事件的西方记录片，注意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问题，于是把当下社会划分为中国A和中国B，他们差异巨大，泾渭分明。据中国农业部公布的数据，城镇与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2008年达到最大。超过了3倍。几亿农民涌向城市，但他们仍然是B面，只有个别类似雪莉那样的孩子，鲤鱼跃龙门，得以跻身A面。
中国A和中国B相互陌生，像一条铁道的两根钢轨，极少有接触机会。在那辆红色富康车前面，A面和B面意外地交错了30分钟，陈晓琳壮着胆鸣喇叭，蚯蚓一般从流沙里爬出来。她感到“头皮发麻”，接着又哭了起来——她看到一个妇女抱着幼小的孩子，被挤来挤去，那孩子和陈晓琳的孩子差不多大。
由于担心随时可能发生的大的骚乱，广东省和广州市政府竭尽全力，做着火车站滞留人群的劝返工作。广场的高音喇叭里，电台广播里，手机短信里，一种未曾有过的亲善语气不时传递出来，劝慰民工们留下来过年，还帮他们计算回去与留下的成本对比。
高音喇叭忽略了另一样重要的成本——情感需求。比如赵宝琴，她必须回去过年，那里有亲人、尤其是读大学的女儿，那是她活着的意义所在。与赵宝琴一样，很多农民工在回家过年这件事上没有成本概念。
《南方周末》记录了广州火车站广场的这么一段场景——
战士贺柳明与同伴组成人墙，极力阻挡着失控人潮的一次次冲击，不断有战士遭到攻击。民工们相信，只要进到车站，就可以回家过年，这信念几乎碾碎了文明社会的所有规则，在凄风冷雨中受困多日的人们快疯掉了。
许多人冲着贺柳明他们喊：“你们没有良心！”
贺柳明怒了：“回家重要还是生命重要？”
人群里竟传来这样的嘶喊：“死也要回家！”
农民工的思乡情，与战士的并不是一回事。在城市，农民工只是工厂里、工地上的一个零件，只有回到故土，他才成为家庭的一员，成为亲情的载体。生存残酷，尤须情感的微光以取暖。
劝慰措辞中严酷的一面——比如极言铁路瘫痪的严重程度，运力恢复的不可预期——反倒更容易让民工们放弃回家的执拗念头。既然可以免费退票，那就去退了吧，很多人无奈地做此选择。曾拥塞近20万人的广场，一度只剩下3万多人。
二.死也要回家
31日，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承诺，滞留广州旅客5天内可全部返乡过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太过乐观的信号升空，局势重新复杂起来。
受官方承诺的鼓舞，人潮又涌回广州火车站，而铁路运力恢复得有限。这次滞留的人数，甚至比退潮前还要多。
赵宝琴也攥着火车票，重新站到危险的边缘。
离上一次吃东西（拳头大的一块馒头）已经48小时了，而与广州火车站的距离，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赵宝琴快支撑不住了。在她前面，不断有昏厥的妇女、儿童、老人，被人们举过头顶，手手相传送出来。
据说，个别对广州站熟门熟路的人，靠带人从小路进站发了财，最高的时候，“引路费”叫价为500元。赵宝琴的老乡们也在寻找找突破的办法。
2月1日白天，老乡得到一个消息：有人爬上头顶的高架桥，可以一直走到一个缺口，跳进火车站。
在庞大的焦躁而绝望的人群中，任何一点新消息的闪现，都会导致人流的蜂拥。哪怕有人说，井盖下面有进站的路，周围人也会毫不犹豫地掀开井盖跳下去。
那天夜里，赵宝琴与杨小英等老乡一起，由一个出口进入火车站广场前面的高架桥。脚下人声鼎沸，黑压压的人潮依旧躁动不安，赵宝琴她们加快脚步，产生了一种逃脱地狱的复杂感受。
高架桥有两条分支，一高一低，类似于“水立方”里错落的10米台和三米扳，水平与垂直方向各有两三米的距离。要通往火车站，需要从高的分支跳到低的分支。近50小时没吃没睡了，赵宝琴有点眩晕，她让其他人先跳，自己壮壮胆。
同在毛织厂打工的杨小英跳了过去，其他老乡也跳了过去，就看赵宝琴的了。跳过去，坐火车，换巴士，再换小三轮，就能到家了。
赵宝琴的家位于甘肃省甘谷县安远镇大城村，毗邻新疆，那是一块贫瘠得连野草都鄙夷的土地。赵宝琴三代同堂，年迈的父母卧病在床，二弟瞎了一只眼，小弟从小智力有缺陷，全都讨不到媳妇。只有妹妹嫁了邻村相对宽裕的人家，但每次偷偷贴补娘家被发现，都要遭丈夫一顿暴打。
命运赐予赵宝琴的是另一种不幸——女儿5个月的时候，丈夫就离家出走，此后20多年再未见过。
2004年，赵宝琴开始达到足以抵消一切苦难的奖赏——女儿雪莉考上了郑州大学。为了支持女儿读书，赵宝琴离开村子，外出谋生。她在内蒙古捡过辣子，在北京做过小保姆，在兰州推车卖过凉面，做什么都无所谓，她只需要保证每年给郑州的女儿寄出不低于2000元的生活费。但这些零碎的工作，很难给她带来稳定的收入。
一年多以前，听村里人说，广东打工比北方能多挣一两百，赵宝琴就随别人到了东莞。赵宝琴身体羸弱，三四年前还切除了子宫，加之没有什么技能，在工厂里只能胜任最低级的工种——查衫，就是检验产品的质量，月收入1000元。
临去车站前，赵宝琴跟女儿通了电话，她请雪莉放心，自己一定会想办法回家的，而且，再也不出来了。
赵宝琴背着包裹，忐忑地站到了“十米台”的边缘，她调动全部的力量和勇气，奋力一跳，却没能如愿踏上“三米板”。她所跳离的位置，确实差不多有10米高，她疾速下落，下面不是碧蓝的水池，而是坚硬的沥青路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