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教材教辅播音创作基础训练教程
3276600000050

第50章 语气(6)

发展改革委:应急净水车已抵达舟曲灾区开始供水

新华网北京8月11日电(记者江国成)记者11日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获悉,甘肃省舟曲县7日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后,发展改革委紧急与青海省政府协调,安排警力护送由上海赶往舟曲的应急净水车快速通行。11日凌晨,应急净水车已抵达舟曲灾区并投运供水,日供水能力可满足2~3万人基本生活需要。

发改委启动应急机制后,设立应急值班室并实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全力协调煤电油运等重要物资保障和基础设施恢复工作,支援舟曲前线抢险抗灾。

按照国务院领导指示,发展改革委主要负责人8日晚即在舟曲会同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现场协调落实了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紧急保障事项。发展改革委还及时协调煤电油气运保障工作部际协调机制有关成员单位,快速开展电力设施抢修、应急供电和成品油调运,衔接煤炭供应,以及损毁道路抢修等工作。灾害发生当日与甘肃有关部门建立联系并落实了灾区急需的煤炭、柴油和发电车资源,转请有关部门分别落实了帐篷、棉衣被、卫星电话、水泵等12种急需物资。

目前,发改委已按照国务院部署,组建基础设施恢复组,与19个相关部门和单位建立了联系会商机制,收集汇总并及时向国务院报告基础设施损毁和恢复方面的重要信息。

(新华网2010年8月11日)《海宝来了》携手《少林海宝》演绎中华文化

新华网上海3月7日电(陈乐吴宇)在炫彩灯光中,屏幕上的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一会儿变身为代表智慧和正义的“彩虹城”保卫者,一会儿变身为舞刀弄枪的少林功夫小子。轻松活泼的身影引领着观众“游遍”世博会的各个场馆,更不断展示着中国深厚的文化底蕴。

在上海世博会即将迎来开幕倒计时50天之际,以上海世博会吉祥物“海宝”为中心人物的两部动画片——《海宝来了》和《少林海宝》7日在此间宣布制作完毕,并首次向观众展示。

长达208集的《海宝来了》,由上海城市动画有限公司制作,将世博会的主要场馆、精彩看点和可爱的卡通元素融合在一起,“海宝”在其中将作为“彩虹城”的保卫者,通过对“彩虹城”的追寻展示上海世博园区的迷人魅力。

据介绍,《海宝来了》和《少林海宝》即将在国内多家电视台播出。

(新华网2010年3月7日)

15名游客在格陵兰岛划皮船遭遇暴风雪失踪

据美国媒体报道,丹麦官员8月11日说,15名游客在格陵兰岛东部冰水域划皮船时突遭暴风雪后失踪,救援人员正在开展搜寻行动。

丹麦当局说,10日,27名游客分成小组在格陵兰岛东部冰水域划皮船,突然遭遇暴风雪。截至目前,救援人员已经找到12人,其中包括6名德国人。

警方发言人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接受电话采访时说:“我们正在试图与3组划皮船的游客取得联系,总共有15人。”截至目前,有关方面一直没有收到来自失踪游客的遇难信号。这些失踪游客的国籍目前暂不清楚。

丹麦海军11日表示已经派出一艘船前往失踪游客最后被看到的地方,救援人员正在乘坐飞机和直升机寻找失踪人员。

本周早些时候,1名挪威游客被发现在格陵兰岛西部的一条河里死亡,同行的另外2人失踪,他们是去钓鱼的游客。

(新华网2010年8月11日)

四、评论类稿件

信访有了代理人

在北京市崇文区,这几年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信访代理。也就是说,当地老百姓碰到难处、有需要解决的问题,由区里的各级干部承担下来,帮助老百姓到相关部门沟通、解决。这个办法有何实效,又因何而来?今天我们从一起房产纠纷说起。

建立信访代理制

2007年9月,有70位购房者通过网络和相互联系得知自己在两年前已经认购的房子被开发商擅自卖给了其他客户,这令他们非常吃惊和愤怒。柳先生和他的妹妹就是这其中的受害者。2005年,他们曾按每套房子两万元的认购费签订了认购书,2006年,开发商退还押金,签承诺书说到时候房子还是给他们。

兄妹俩等了两年,因为开发商签订了承诺书,他们没有再购买别的楼盘。但两年内房价飞涨,开发商违背承诺,擅自将早已被认购的房子卖给了别人,这意味着再想买房就需要花更多的钱。兄妹俩和70户有着同样遭遇的购房者开始找开发商理论此事,开发商根本不理他们。他们感到无助,就找到了北京市崇文区住建委。

崇文区住建委迅速向区负责人汇报了此事。当时信访代理尚处在准备阶段,得知这一情况后,崇文区区长牛青山当即表示,就从这个案例开始,尝试实践信访代理。作为这项制度的提出者和发起人,他决定亲自代理此案。

“信访代理”的含义是什么?牛青山告诉记者:信访代理就是把百姓的诉求接过手来,谁主管谁负责解决问题。他认为靠老百姓自己解决问题太难,就提出了“信访代理”。当天下午,几个小组就组成了,一天时间就进入了实质性工作阶段,促使开发商抽调专门人员认真听取百姓意见。最终,购房者得到了赔偿。

这一事件的圆满解决是信访代理制的成功尝试,此后,信访代理不断成熟并在崇文区开始推广实施。从受理登记、调查了解、提出措施,到组织协调、解决问题、反馈结果,都由干部进行全过程代理。问题处理后代理人要将处理结果进行反馈,由信访人亲自签字认可,才算完成了一个代理任务。

信访代理制实施以来逐渐构建了以区领导代理为龙头,以委、办、局和街道代理为主线,以社区代理为基础的三级代理的工作格局,各职能部门主动地承担起解决百姓问题的代理人。

做解决百姓问题的代理人

一些群众对某些地区城管人员的工作作风很有看法,但是崇文区城管大队前门分队的队员们在老百姓那里口碑却出奇的好。郭永富老人说,是城管解决了群众最大的困难,也解决了我的最大困难。

郭永富老人今年77岁,老伴74岁,老两口有一个身患重度残疾的儿子郭士龙,一家人的生活全靠郭永富老人微薄的退休金和残疾儿子郭士龙摆报摊赚的一点钱勉强维持。2008年初,在前门箭楼北侧小广场经营报纸杂志的郭士龙,因无照经营,几次遭清理。郭永富一家对城管队员们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甚至准备举家到北京市委门口上访。

崇文区城管大队前门分队队长王晓云看到郭家困难,决定代理此事。他先后6次与前门街道办事处、残联、民政等部门沟通、协商,商请由前门街道办事处出资,送郭士龙到位于河北固安的北京市崇文区残疾人托养中心生活,解决了他后半生的生活问题。

郭士龙的生活得到了妥善安置,可是由于河北固安距离北京较远,郭士龙行动不便,两位老人年岁大了也不方便出远门,亲人见面有困难,这让城管大队前门分队的队员们总是放不下心。于是,每年腊月二十八王晓云队长和队员们总要给老人送点年货,并义务地安排老人到河北固安的北京市崇文区残疾人托养中心办理手续,接郭士龙回家,一家人团团圆圆过个年。春节过后,他们再替老人把儿子安全送回去。今年临近春节,王晓云和城管队员带着大米、食用油、酱猪肘又来看望老人。

在崇文区,全区85个社区全部设立了信访代理站,这些信访代理站把很多群众诉求解决在基层。这85个社区去年接到诉求1420件,化解率达90%。事实证明,只要抱着感情去为百姓做事,把老百姓的小事当做自己的大事,百姓会真心体谅党政干部的工作和难处。在崇文区大规模推进旧城改造,包括前门改造等累计搬迁安置3万多户近10多万人的大背景下,全区连续3年保持越级群体访、非正常群体访的“双零”指标。

有关统计资料显示,北京市崇文区实施信访代理制的第二年,也就是2008年,上访人次就下降了22%,2009年在此基础上又下降了32%,其中集体访连续两年下降了50%左右。信访代理制度让群众诉求变为党政干部的责任,让群众着急变为党政干部着急,让群众跑腿变为党政干部跑腿,老百姓的愁就是基层党委和政府的忧,这一番换位,换来了干群关系的新局面。

(央视网《焦点访谈》2010年2月11日)

训练提示:本文是一期《焦点访谈》的节目文稿,该节目是以深度报道为主、以舆论监督见长的电视新闻评论性栏目,因此评论新闻事实是节目的主要方向。本期节目展示了一种新的处理干群关系的方式,这一方式取得了较好效果。因此,文章的整体基调应该是赞扬的,但文章中部分内容是对新闻事实的描述,在描述纠纷过程中,语气的运用应该根据情感的变化而变化。既然是房产纠纷,其中必然存在矛盾,矛盾在展开时语气的变化应该是伴有怒、急、憎、疑的成分,但这不是主要的。当通过信访代理的沟通帮助,该纠纷得到较好的解决时,语气应该跟着调整,变为喜的语气。由于本文是在《焦点访谈》这样较为严肃的评论节目中播出,因此对喜的程度要进行控制,注意分寸。

从酒驾说社会顽疾的专治、综治与根治

酒后驾驶酿成惨祸接连不断,大家的心反反复复被揪痛。可一条条瞬间消失的无辜生命,似乎并没有唤醒一拨拨热衷于驾驶的酒徒;一浪浪激愤的舆论谴责,一次次被当做了耳旁风。在此种情势下,公安部终于从8月中开始,在全国开展为期两个月的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行动。行动初战告捷:第一周“共查处醉酒驾驶违法行为2000多起”,但公安部同时也承认,“通过一周的集中宣传和严查严处,酒后驾驶违法行为虽出现一定程度下降,但降幅不明显”。

重拳之下,依然“勇夫”不绝。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首要原因当然在犯法人本身。调查显示,96.6%的人承认身边有酒后驾车现象,其中44.4%的人表示“很多”。甚至有人竟因为自己喝了两杯啤酒而被警察扣了驾照罚了款而到处喊冤,声称:少喝一点问题不大,在路上尽量开慢点,完全可以保证安全。据调查推算,有这种想法的,竟占到驾驶人总数的75%。也就是说,3/4的驾驶者是酒驾的现实实践者或“潜在的实践者”!他们“认可”酒驾行为,不认为这是犯法。酒驾无害,有如此广泛的“群众基础”,难怪屡禁不止,顶风作案的“勇夫”不绝。

法律“仁慈”,是酒驾泛滥的又一重要原因。相比而言,国外对酒驾的惩处要严苛得多。例如,在英国,对初犯者即给予吊销驾照一年处置;在德国,严重者将终身禁驾;而在美国,酒后驾车属于“故意犯罪”,对酒后驾车造成生命伤害的,要以谋杀罪起诉,连卖酒给司机的饭店餐厅都会负连带责任。但是我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却相当“温柔”,对酒后、醉酒驾驶没有致人重伤或死亡,或没造成公私财产重大损失的,主要是给予经济处罚,最高罚款额为2000元;对醉酒驾驶的最高行政拘留期限也仅为15天。对有车族而言,这种过低的犯罪成本,无异于“轻柔的抚摸”。实践证明,法律法规过于“仁慈”,往往会对犯罪行为产生“宽纵”的副作用;也正是由于对酒驾处罚力度太低,其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大。

执法不严,则是酒驾愈演愈烈的第三个重要原因。大概因为警方一直也没把酒驾“太当回事”(不是连警车都有“醉行”的嘛),所以就有了专项整治行动中“以为周末警察休息”而放心酒驾的行为;就有了被查到后立即打手机找“关系”说情“摆平”的场景……正是这种“偶然查”、“经常不查”的现实,使本来已经很“仁慈”的法规更加绵软。大概也正是出于这种“以往经验”,不少民众对本次“专治”行动的效果仍持怀疑态度,担忧一阵风过后,酒驾恶习还会变本加厉、卷土重来。

对待酒驾,有必要三管齐下,实行综合整治。一是要切实而持久地进行法制教育,培养严格遵纪守法的现代公民意识,而包括各级公务人员在内的社会精英更应起到带头作用,唯此才能从根本上铲除种种违法恶习的社会基础。二是要从立法层面入手,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真正把对酒驾的惩处提到应有的高度,保证其对驾驶者具有足够的威慑力。三是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改变传统的平时“休眠”、突击时才“惊醒”的运动式执法,全天候地严格检查、执法,让法律法规每时每刻都保持应有的尊严。全民的法治意识,健全的法律体系,严格的执法行为,缺一不可。

专治有效,但恐难长久;唯有综治,才能摆脱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尴尬,稳健地走向根治。经过不懈努力,筑造出能令驾驶者谈酒色变的健全制度、社会氛围,违法行为和相关惨祸自然会越来越少。其实,不光是酒驾,整治贪腐、环境污染等祸国殃民的顽疾,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人民网2009年9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