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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2章 现场2(17)

第八集

[画面依次为:惠州全景。江水、合江亭、六如亭中朝云墓等遗迹。惠州西湖上的两座桥——东新桥和西新桥。惠州人民的生活场景等。朝云的小像、东坡小学、惠州苏轼纪念馆等画面。

解说词:

“海水葱茏气佳哉,二江合处朱楼开。

蓬莱方丈应不远,肯为苏子浮江来。

江风初凉睡正美,楼上啼鸦呼我起。

我今身世两相违,西流白日东流水。

楼中老人日清新,天上岂有痴仙人。

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

这是苏轼到达又一处贬谪之地——惠州而写的诗句。在这首诗里,他由衷地赞美合江楼江水连天的壮阔景象,由衷地赞美自己所到的又一处新天地。

这又是一个江水滔天、波澜壮阔的环境,这又是一个作好词、出好诗的环境。公元1094年,朝廷以苏轼起草制诰“讽刺先朝”的罪名,撤掉其翰林侍读学士等职务官衔,先贬英州,人还未报到,接着又是四道贬令传来,苏轼再贬惠州,任建昌军司马。

一路上跋险山涉恶水,历尽千辛万苦。当苏轼爬上岭南的第一座山顶时,他已经是一个快满六十岁的老人了。年近花甲而再一次被贬谪,抛亲别友,远涉瘴疬之地,以他老迈衰弱之躯,怎么能够再次承受这样残酷的打击?朋友亲人们都为他担了无尽的心。

但是此时的苏轼心酸之后却再一次处之泰然。他来到了惠州,惠州这块当时的不毛之地因此而沐浴到一缕灿烂的诗性阳光,自此而流芳百世。

惠州远在岭南,物产聩乏,交通不便;生民愚钝,缺少教化。当时,只有“罪大恶极”的官员才会被流放到这里,北人到此者很少有人能够生还。穷山恶水,人人谈之而色变。尽管一生漂泊辗转,受尽颠沛之苦,现在又被远远地贬离中原,但苏轼对自己一生的志向和生存方式从来没有怀疑过,也从不后悔。面对命运再一次的张牙舞爪,他没有失态,更没有张惶。几十年来的潜心佛教,修心养性,再加上深厚的学养、自身的体验,使得他胸襟开阔、宠辱不惊,早从一己之痛转为天下之痛,再不为一己的得失而悲哀痛楚。

到岭南之前,相伴多年跟着自己受尽苦楚的妻子王闰之已经去世了,陪伴在身边的只有小儿子苏过和聪明伶俐但却身体单薄的侍妾朝云。真可谓晚景凄凉、前途难测。但是,在登上大臾岭之后,他写下了《过大臾岭》这首诗:

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净。

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

今日岭上行,身世两相望。

仙人抚我顶,结发受长生。

在这首诗里,苏轼已经从悲惨的现实之中解脱了出来,毫不在意于自己的屡遭挫折,而是将面前这常人难以承受的痛苦当作了一次难得的“修炼”机会,让自己再一次经历碱水、盐水、血水的浸泡,脱胎换骨,把自己的心和灵魂提升到更高的境界。他没有气馁,也没有抱怨,心里面反而充满了一种殉道者的勇气。

生活并不都是严寒酷暑。在万般不幸之中,上天给苏轼安排了下一缕温暖的阳光,这缕阳光,就是娇小温存而又善解人意的朝云。

就在那春风满面皆朋友的得意时刻,只有朝云一语道破苏学士腹中装着的是一肚子的不合时宜;就在一路之上接到五道贬书的困顿时刻,只有朝云,娇怯怯然而却又稳当当地站了出来,愿意跟着夫君不远万里到岭南去。东坡何等不幸,一生中漂泊无依,辗转憔悴;东坡又何等幸运,于漂泊无依、辗转憔悴中却有一朝云为伴。

其实,岂止是朝云,观苏东坡的一生有如此成就,活得如此率性坦然,除了种种因由之外,还在于他有一个很温馨、很和谐的小气候,那就是他一直拥有一个和睦的家庭,三个善解人意、相濡以沫的红颜知已。第一个妻子王弗,那是他少年裘马、春风得意时的结发妻子,美丽而鲜艳,知书达理、志同道合,可惜于二十七岁便离开人世,令苏轼痛心不已;继室王闰之,也是一个端庄贤淑、安贫乐道的好妻子,一生跟着苏东坡漂沦转徙,受尽苦楚而从无怨言。朝云自十二岁作为小妾买入苏家,一直默默地服侍着苏轼,用她纤柔的小手承担着生活的种种繁重劳作,用她温柔的目光注视着苏轼一丝一缕的悲苦欢欣,和他一起承受着生活给予的种种幸与不幸。她是苏轼晚年时的一个心灵落脚点,是苏轼于困顿中仍能快活地活着的一个支柱,她是一小丛不能熊熊燃烧但却足以暖手、暖心的火焰。在王朝云仅活了三十四岁的短暂一生中,苏轼是她唯一关注的人,苏轼的一切就是她唯一关注的事,她的存在只是为了苏轼,可以说,这一丛小小的火苗只是为着一个人而燃烧尽了自己。

惠州的日子是清苦的。苏轼逼着自己尽快去适应这恶劣的环境。很快地,他便找到了新贬之地的种种怡人之处:惠州尽管地处偏远,但却有着中原所没有的东西,比如:甜蜜肥美的荔枝等亚热带水果、宽厚纯朴的当地居民、无拘无束的日子。令他大感意外的是,此地居然还有一个堪与杭州西湖相媲美的惠州西湖。惠州西湖布局奇妙、景色优美,早在宋代便有“五湖六桥八景”的记载。闲暇时与朝云携手漫步在绿树丛中,聆听着树荫里小鸟们无忧无虑的啼鸣,苏轼恍若隔世。

在这里,他与西湖边栖禅寺的僧人希固成了好朋友。一日,苏轼去栖禅寺游玩,却遇上大雨。与希固负手立于檐下观赏雨中的苍茫景色,苏轼突然看见湖上有人在涉险过江。水中的人战战兢兢,几次险些没入水中随波而去,险象环生,岸上的东坡看得胆战心惊,深为那人捏一把汗。希固叹了口气:“没有桥,只好冒险过江,已经淹死过不少人了。”苏轼一生最看不过的就是老百姓遭殃,当天回到家里,他就解下了皇帝赐给的犀带,准备交给希固让他换成钱修桥去。一根犀带值多少钱?朝云笑他,东坡开始翻箱倒柜找银子。朝云说,家里哪还有什么值钱的东西?苏轼突然想到弟媳史氏还有一部分皇帝赏赐的黄金,就写信动员她也捐出来。苏辙一家的日子本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但史氏知道大哥一向的脾性,很快便将黄金送了过来。

东坡此时已无官无爵,罪民一个。不可能像当年在杭州任太守时动用公家的力量去修堤,他只能自己捐款修桥。希固收到东坡交来的东西,很快就在湖上筑起了两座桥,分别命名为“东新桥”和“西新桥”,老百姓奔走相告,杀鸡庆贺。东坡也非常高兴,写下了一首《两桥诗:》

“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楼。

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

后世为了纪念苏东坡修堤和建桥的功绩,把从西村到狮子山的一道长堤命名为“苏堤”,并沿用至今。就这样,东坡在华夏大地上便留下了两处“苏堤”。至今,两处苏堤仍旧游人如织,人们千百年来享受着、读解着这位诗人留在大地上的华美诗行。东坡一生与西湖有着解不断的情结,一位诗人甚至写下这样的诗句:“北客几人谪南粤,东坡到处有西湖。”惠州西湖因为苏东坡的到来而充盈了人性的美丽和诗性的光芒。

桥修好后,苏轼又在筹划着一桩新的壮举:广州自来水工程的建设。广州城地处沿海,居民饮水困难。苏轼经过一番考察,想将离城十多里的蒲涧山滴水岩的泉水引入广州城,这与罗浮道士邓守安的想法不谋而合。他写信建议新任广州知州的王古实施这一造福于民的引水工程。王古也是一位乐于为民做事的官员,接到信后,十分赞成苏轼的想法,立刻着手派人实地考察,并多次与苏轼商议,拟定方案,筹集资金,于绍圣三年十二月开始动工。民工们在岩石上筑下大石槽,砍下粗大的竹子捆绑在一起作为管道续水,一段一段地将泉水引入城中。为了便于长期使用和定期巡查,苏轼还想出了一个极为科学的方法,叫人在每根竹管上钻一个绿豆大的小眼儿,用小竹针插上,检查竹管是否堵塞只需抽出竹针即可。这样,广州城普通老百姓用上了白花花的清洌泉水。

不久,儿子苏迈一家也搬来了惠州,一家人总算是又团聚在-起了,真可谓“子孙远至,笑语纷如。”苏轼沉浸在骨肉团圆的天伦之乐里。

在惠州这一段时间里,早不把贬谪当回事的苏轼显得比较平静。他曾写过一篇《游松风亭》的游记。其中一段云:

“余尝寓居惠州嘉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床止息。仰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

正是这种“有什么歇不得处”的豁达开朗心态,导致苏轼不再耽搁于一时之欢,不再拘泥于一己之痛,放眼天下,胸怀苍生,达,志不改,穷,志不改。也正是这些苦难,成就了苏轼,成就了千古东坡。

但是,惠州却成为了苏轼的伤心之地,在这儿,绍圣三年七月,他一生的知己、心爱之人朝云终于被生活的重压摧垮了,永远留在了惠州的土地上。朝云葬于丰湖岸边栖禅院东南山坡的松树林中,希固为此专为朝云建下一所“六如亭”,亭前刻有一幅对联:

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

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

痛失朝云,是苏轼晚年最大的恨事。他写下《悼朝云》和《朝云墓志铭》,对朝云以友视之:“东坡先生侍妾朝云,字子霞,姓王氏,钱塘人。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朝云与苏轼,的确超越了一般的侍妾与主人的关系,他们心心相映,达到了精神层面上的交流与共鸣,朝云在苏轼一生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惠州,留下了苏轼的足迹,留下了苏轼的长堤,留下了苏轼的两座桥,也留下了他流传千古的人格力量和不朽诗篇。

【画面依次为:整个宋辽时代的疆域图。特写:孤悬海外的海南岛。烟波浩渺的大海,海面上一会儿波涛宁静,凉风习习;一会儿浊浪排空,樯倾楫摧。美丽的海南岛,到处是绿色,到处是棕榈、椰林,丛林深处是黎族人民的房屋。儋耳,苏轼当年所留下的遗迹,苏轼纪念地——苏公祠等。黎族人的生活场景。

解说词: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史,我们时常看到,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地方,因为一个人,或一件事,而变得沸沸扬扬,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翻开北宋年间的中国地图,我们看到,那个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大局初定的中原版图,到了这个时候,又变得支离破碎,四分五裂。而就是这个海南岛,那时候还孤零零地悬在海外,不太为人所知,也没有引起中央政府太多的重视。它是蛮荒与原始的象征,只有在流放犯人和罪臣的时候,它才成为朝廷的目光越过大陆伸向尽可能远处的首选。

但是,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这个远离中原腹地的海岛,开始了它声名显赫的一页。

公元1097年6月,苏轼再贬昌化军城。离开惠州将近两个月之后,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一个新的贬所——儋耳。到了儋耳,苏轼松了一口气,还可能比这更远吗,再贬可就贬出国了。

儋耳,今海南省儋州市中和镇。那里是朝廷所能想到的最远的地方了。

到达儋耳时,苏东坡六十二岁。

这回被贬谪,是苏东坡一生中最为惨痛的一次遭遇,从此,苏轼再没有从生活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困顿、疾病、瘴疬彻底地击倒了他,一代文豪终于被绞杀。惠州虽远,毕竟还在大陆上,而儋耳却远在天涯,“烟涛微茫信难求”。夫人王闰之几年前已经去世,曾经形影不离的朝云如今也静静地卧在惠州的土地上,儿孙们又天各一方,弟弟子由也因己之过一起被贬到雷州。苏轼再乐观,也深知这一去家山万里,凶多吉少,只怕再无回到中原的可能了。

一路行来,到了中和镇,“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困苦的日子开始了。但是,苏轼并没有悲观丧志,面对人生再一次严峻挑战,他写下这样的诗句:

“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我乡。”

“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

忽然跨海去,比如事远游。”

他再一次试图把不幸和痛苦降到最低点,让自己能够勉力承受。“客店似家家似寄,”朗洁如月的书生苏轼,纯洁如水的书生苏轼,面对小人的构陷,面对仕途的险恶,面对人心的凶暴,除了奋力承受,又能作些什么昵?因纯洁而不能容于污淖,因高尚而不能见于肖小,这是所有优秀人物必然面对的一种人生悖论,苏轼同样不能突围。他用自己的诗句在人生的夹缝中尽力开拓出一条通道,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否则,东坡不幸,中华不幸。